功过格，就是记录并度量“功”“过”的格册簿子，是一种广泛流传于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善书。功与过、善与恶，是主观抽象的概念，很难进行度量，而功过格通过一定形式将其量化，使之在最大程度上契合修持者的道德实践需求。应该说，这既是中国人的创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用价值理性”的一种体现。功过格之所以不称为“善恶格”，应与中国传统文化包容、含蓄、内敛的特色有关。

现存最早的功过格是作于“大定辛卯之岁”的《太微仙君功过格》，该功过格最初属于一种道教修持法门，无论奉持该“格”抑或“远恶迁善”，都以“成仙”为主要目标。南宋以降，功过格这一修持方法逐渐超越了道家畛域，在儒释道三教合力推动下，深入而广泛地走向士庶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善书的功过格一方面宣扬传统道德规范，推动儒家伦理世俗化、民间化；一方面呈现极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体现了伦理价值与道德实践的完美结合。若以现代人的眼光系统审视功过格的文化价值及思想史意义，可供反思，更能为当今道德建设提供镜鉴。

功过格作为一种善书，其思想根源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善恶报应思想和功德积累传统。事实上，人的行为善恶自有报应的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汉代衍生出天地神灵监督人的善恶行为并予以报应的理论。佛教大行于中国后，其“因果报应”观念在民间社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理念。功过格之所以被中国社会普遍接受并乐于奉行，是因为有善恶报应观念为“积功累行以积厚福”的行为背书，为其提供坚实的逻辑基础和实践动力。

任何功过格都离不开功过善恶的计算与度量，而判别功过、厘定善恶的价值标准是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主的传统伦理道德。功过格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价值传播与道德实践工具，恰恰可以为儒家道德教化所用。功过格的内容条目分门别类，充溢其中的往往是儒家道德说教。值得一提的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功过格条目能够真实而客观地反映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世情风貌。

同为善书，《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擅长讲授为善去恶的道理，提供宏观深刻的伦理原则，而功过格则注重伦理道德的实践层面，以具体的行动指南直接指导、规范人的行为，属于实用性、操作性、针对性很强的善书。从具体操作看，功过格不仅构建了“以过除功”“以功折过”的运行机制，而且对年终进行功过核算进行了精巧的设计。从目标群体看，为方便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阶段乃至不同性别的人接受、奉行，功过格发展出种种极具针对性、便于操作的类别。明末清初出现的《当官功过格》《闰门功过格》《商贾功过格》等就是印证。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儒释道三家互融互补的文化。功过格虽然源于道教，但盛行于世并产生广泛影响则得益于儒释道三家的积极提倡与合力推动。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理念不仅滋养、丰富了功过格的基本内核，三家着眼心性、注重教化的价值导向也成为功过格繁荣发展的源头活水。

(摘编自林志鹏《功过格的伦理价值》)

①汉字演变过程是在六书造字法的基础上，从最初幼稚的象形字开始，继而出现了指事、会意的造字方法，进一步出现了以语音表意的假借字和音形并假的转注字，最后发展到以形声为主的音、形、义结合的表意文字系统。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文字字体也经历了由甲骨文、金文、篆、隶、楷、行、草的变化，最后才奠定了楷书的标准地位，这也充分体现了汉字与时偕行的应变功能。

②方块汉字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由于儒家文化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便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中许多思想不同程度地浸润到了汉字的形体构造之中，汉字实际上成了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载体。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是重整体、直觉。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正是来自儒家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儒家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它由不同等级和处在不同关系的人所组成，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关系是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其界限也是不可逾越的。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维持人们之间和等级之间的平衡，使整个社会协调发展，长期统一。

③以象形因素为约的特点几千年不变，始终不脱离以形知意。汉字的以意统形的方块形式常使人能从其形体结构直窥其意，从而加深对文意的理解。从单个汉字来看，其结构也往往体现着统一的整体思想。如“国”字，甲骨文即“或”字，字中“戈”表示兵器，“口”家城邑形，放在一起表示守城。而“国”之繁体“國”在原有的“或”字外边再加一个大框，表示周围有界，被围之意，这一演变蕴含了人民持戈守城，继而划定疆界，圈固城郭，从而表达了国家统一、不可侵犯的丰富内容。

④儒家思想重视普遍联系的思想，认为天地人合一，自然界与人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和谐统一体。这一重协调、重和谐的思想反映在汉字的演变过程中，导致形声配合结构增多，部首偏旁日益丰富，而偏旁部首体现的正是一种普遍联系的思想。如以“走”作部首，造出与前行的动作有关的一系列字来，如“赴”、“越”、“超”等；与太阳有关的现象，汉字常少不了“日”；与动作有关的字，大都以“扌”作部首。

⑤儒家文化思想中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易经》中把具有辩证内容的初期哲学中如“阴阳五行说”等进一步展开引申出否与泰、损与益等一系列范畴。这种辩证思想在文字的创造中也有所反映，被称之为“夫子之通”的“忠”、“恕”二字不仅相互构成对立的关系，而且两个字本身的上下结构也形成了一种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材料一：

在马克思哲学的视野中，哲学的本质不是对世界做出某种永恒的终极性解释，而是以“改变世界”为导向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关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既为我国哲学的理论创造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历史性地提出了以当代中国的变革和实践为根基和前提去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具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核心问题意识，就是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着力突出其现实地理解、阐释、协调和引导人与世界关系的追求与导向。

坚持和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学理分析、系统总结和意义诠释，是我国哲学发展的鲜明特色和基本路径，也是哲学创新的重要研究范式。当前，突出“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问题意识，就是要加强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诠释和意义阐发，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分析研究，努力从哲学层面上提炼新概念、建构新理论、概括新实践、形成新导向。

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也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话语中建构出来的。这就决定了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体系，既要面向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更要发出中国声音和中国话语，这是中华民族能够现实地构建和进入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哲学的重要特征和标志。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体系，既要打破西方话语长期垄断哲学表达的局面，又要把我们自己的哲学学科建设、学术建设和话语建设统一起来，以鲜明中国特色的话语方式来表达阐释当代实践、创新转化本来话语和吸收借鉴外来话语。

（摘编自冯鹏志《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体系》）

材料二：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是一个时代的任务，而不是在书斋中向壁虚构出来的事情。黑格尔将哲学理解为“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果说哲学社会科学总是特定时代的理论表现，那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的任务，就必定由特定的时代状况所决定。一方面，世界历史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个变化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被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正处在一个时代转折点上，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上，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新的历史方位构成我们的时代坐标，只有依循这样的坐标，我们才能对时代提出的任务有深入的把握。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就是这样的时代任务之一。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发展到特定阶段时，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就会面临与之相适应的重大转折，就像18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变革是与现代性的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一样。在任何历史时期，一个民族或国家对思想理论的需要总是存在的，但只有在时代转折的重要关头，才会产生出巨大的理论需求和迫切的思想任务。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体系，包括构建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一项重大的时代任务，是由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所托付的思想理论任务。

在整个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中，哲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文化的主干”和“思想的母体”。而在哲学学科中，学术体系从内容方面来说是基础性的，话语体系是从学术发展所形成的稳定范式中产生的；而学科体系则往往是建制性的：它规定着学术共同体的诸多研究领域和活动方式，支撑着整个教学过程的特定内容和展开方式，因而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学科体系包含着多重要素——学科分类与设置、学科发展的目标与架构、教学与科研团队的配置，等等。学科体系的特性，初始地反映在学科的分类中。而我们以往的哲学学科分类大致依从两种区分：一种区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另一种区分是逻辑学、科技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这样的分类所反映的哲学学科体系，是长期以来历史地形成的，它在特定历史阶段对我国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学起到了支撑和推动作用。

但是，学科体系并不仅仅是学科分类，哲学学科体系也不是仅凭主观想象就可以设计出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关键是：适应于新时代的本质要求，服务于哲学社会科学整体上的改变。中国自近代以来开始了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而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也随之在整体上进入到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这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成果丰硕的。不过，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的阶段上能够摆脱其“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是附带一些中国色彩或中国元素，而是在思想理论的根基上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哲学社会科学。唯其如此，它才可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只有当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点时，它才能得到积极的推进并具有实际的效果。

（摘编自吴晓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的目标与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