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下乡

费孝通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说话时没有文法，而且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的作用。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于是我们得尽量的依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了。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所以不好。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辽阔，而且可笑。这是从书本上学外国语的人常会感到的痛苦。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我还想在这里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

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愈趋于简单化。这在语言史上看得很清楚的。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所谓“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因为没有这种经验，不会懂的。在每个学校里，甚至每个寝室里，都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最普遍的特殊语言发生在母亲和孩子之间。

“特殊语言”常是特别有效，因为他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我想大家必然有过“无言胜似有言”的经验。其实这个筛子虽则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而同时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李长吉要在这束缚中去求比较切近的表达，难怪他要呕尽心血了。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周王要维系周礼秩序，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不断举行各种祭祀活动，通过祭拜天地、祖先的仪式展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不断提醒那些参与祭祀的诸侯明确自己的等级身份和责任，以加强华夏族群的凝聚力。祭祀就是周而复始的一种崇拜仪式，需要制定规范与准则，目的是获得祖先和神灵的保佑，长久下来就形成了“礼”的雏形。

华夏族群认为祖先和英雄人物死亡，只有形体消失，灵魂仍生存于另外一个世界，于是对这些不死的魂灵萌生敬畏之情，由此形成侍奉祖先的风气。在商代，祖先与天神崇拜是混融在一起的，祖先活着的时候是人，死后就变成了神，都可以作为祭祀对象，因为他们认为，祖先与神祇都在保护着氏族、部落与国家的生存，承担着保佑延续氏族血脉的责任。

祭祀神人和祖先需要一些具体器物和程式化的东西提供支持，这就是周人所说的“制礼作乐”。周王考虑怎么样使得祭祀更加条理化、规范化，特别是剔除商朝那些动不动就杀人的原始野蛮做法，这就是后人常说的祭祀礼仪的人文化过程。祭祀对象既然是祖先，那就必须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把参与祭祀的人安排成有序的等级，分别设计出与之相应的仪式、服装和姿态，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站在什么位置，都有特殊的规定。从商朝到周朝，在祭祀形式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周王不仅要维持一个神人“大巫”的形象，还要想办法让普通人都参与到祭祀过程当中，体会其中的蕴意。因此，周代完成了与西方宗教分道扬镳的一次重要转折，那就是想方设法把外在的仪式内在化，把它变成每个人内心都遵守的一套准则，对“德”的弘扬与解释就是实现这个转折的重要步骤。

通过把对上天的尊敬转化为一种心理上的道德建设，是周人对文化做出的最大贡献。这和西方人的宗教思想演变路径恰好相反：西方人主张向外发展，内心的崇敬之情统统献给上帝，由上帝来安排每个人的生活和信仰；周人则主张向内发展，由内心的道德引领日常生活秩序的安排。周公“制礼作乐”就是从外在规范的角度确立道德的重要性，以便别亲疏、树尊卑、明贵贱、定名分，始终围绕着血缘纽带这个核心内涵展开。

（摘编自杨念群《“周礼”奠定了中国的精神底色》）

材料二：

中国是拥有悠久礼乐文明的礼仪大国，有着丰富的礼仪文化资源，同时重视礼制建设与礼俗教化。荀子《礼论》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强调“礼”的功能，礼仪文化依循三大伦理原则，即与天地协调的自然伦理、以祖先纪念情感为中心的家庭伦理、推崇君师为政教的政治伦理，这三者是“礼”的核心内涵，是传统礼仪文化的根本性质所在。

当代社会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新的社会生活自然需要相应的礼仪。传统礼仪遵循的三大伦理原则在当代社会必然发生根本的性质变化，以新的伦理原则处理人与自然、家庭社会等的关系，既保留中华民族礼仪文化底色，又体现了礼仪文化融入当代社会的创新性发展。我们需要从传统礼仪文化的当代实践中探讨其与当代社会转化创新的路径。

以人情社交礼俗为例，乡土社会的生存方式与社会结构决定了乡民之间形成特定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守望相助的互惠关系。这种关系在宋人吕氏兄弟拟写、朱熹扩充的《蓝田乡约》中有精准表述，所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人情礼俗传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化趋向淡化。但红白喜事中的人情互惠传统在城乡特别是广大乡村仍然普遍存在。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传统人情礼俗给现代社会生活带来了困扰，比如互相攀比抬高的人情费用，因人情而滋生的干预社会公正的弊端，这些都需要在传承优良礼俗时予以抑制与避免。我们要重视以人情社交礼俗传统为基础，融合现代公益慈善与志愿服务精神，重建与增进家庭、村落、社区的亲密关系。

节日礼仪是传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岁时节日为人们回归传统提供了时空平台，人们在节日礼仪中体认、享受与传承传统，传统也利用节日礼仪进行自我调整与更新。春节回家团圆、敬拜祖先，强化家庭伦理与情感传统，增进社区团结。端午以纪念屈原等爱国先贤的礼仪，强化人们的历史伦理与爱国精神。中秋的赏月与团圆庆贺礼仪主题让自然与人伦传统得到强化。

在今天的公共生活特别是国家治理层面，礼仪文化同样十分重要。在国家重大政治生活领域与重大节庆场合，传承与弘扬传统礼仪文化，可以有效地展示社会政治伦理，汇聚民心。国家是人民的共同体，人民的礼仪文化传统自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国家礼仪文化。“礼，以顺人心为本”（《荀子·礼论》）。国家在大政小情、内政外交上率先垂范，遵守、实践礼仪文明，不仅有助于在国内外树立良善的国家文明形象，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国度，我们有着制礼作乐的悠久传统。丰厚的礼仪文化理论积累与历代传承的礼仪实践，构成了礼仪之邦的文化表征，通过融合与转化，礼仪也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萧放《传统礼仪文化与当代中国礼仪实践》）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无论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还是韩愈的“不平则鸣”都未能得到宋人的呼应，因为这两个命题都含有发牢骚之意，与宋人的中和诗论相左。但导源于这两个命题的“诗穷而后工”之说，却得到宋人的广泛认同。

这一命题见于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中的一段话：“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它不仅揭示出古代诗人创作的规律，即真正优秀的作品总是出现于诗人屡经生活的磨难之后，而且总结出个人的阅历遭遇（“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与诗歌的情感内涵（“忧思感愤之郁积”）之间的因果关系。欧阳修所说的“穷”是指一种政治处境，而非“穷饿其身”的经济状况，因此，“忧思感愤之郁积”往往表现为深沉的忧患意识，而非穷酸的牢骚不平。

更多的宋诗人从社会阅历的角度来理解“诗穷而后工”。他们普遍认为，命运的不幸使得诗人有可能更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扩大观察的视野，并更深刻地体验到现实人生的底蕴。一方面，“穷于世者”往往将压抑的情绪全部寄寓于诗歌之上，以诗歌作为痛苦人生的镇痛剂，因而能在诗艺上精益求精；另一方面，“穷于世者”相对退到社会的下层，对人生世相有更深刻的体察，对天地事物有更透彻的认识，从而写出符合人情物理，引起读者共鸣的优秀作品。真正伟大的作品，很难产生于高坐庙堂或养尊处优的生活。命运之“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向诗人伸出了幸运之手，使之流芳百世。

宋代还有人从天命角度解释“穷而后工”现象，把“穷”看成是上天对优秀诗人的奖赏或惩罚。前者是对欧阳修观点的引申，视不幸的遭遇为上天的恩赐，如苏轼在评论杜甫时所说的“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巨笔屠龙手，微官似马曹”等语便是此意，以为上天有意安排诗人经历人间难免之不幸，使他发之于诗，传之万年。这种说法或许带有宋人调侃的意味，即将人生的缺憾化解为艺术的慰藉。后者是对欧阳修原意的误读，“穷而后工”被倒置为“工而后穷”，比如南宋诗人赵蕃的理解和发挥：“少陵流落白也窜，郊岛摧埋终不起。是知造物恶镌鑱（刻画，描写），故遣饥寒被其体。”这种观点与其说是欧氏观点的延伸，不如说是宋祁之论的嗣响。欧阳修强调“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笔者怀疑这就是针对同时代的宋祁而发的。宋祁认为，诗蕴藏于天地之间，有才之人可以获得，“然上天吝之，其（指有才之人）取之无限，则辄穷踬其命，而怫戾所为”，此即“诗能穷人”。这种说法倘若不是激愤或戏谑的反语的话，那么未免带有太多的神秘和宿命的色彩，而且犯了倒因为果的常识错误。

对生活与创作关系的深刻揭示，正是“穷而后工”之说最有价值之处。

（摘编自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

材料二：

“穷而后工”是宋代欧阳修提出来的。“穷而后工”的“穷”，不是指“贫穷”，它与“达”相对，是指诗人坎坷的生活遭际，以及与此遭际相联系的人生的痛苦、焦虑等情感体验。所以欧阳修所说的“穷”，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人的缺失和缺失性体验。人的体验有两种：一种是丰富性体验，即由于事业的成功、生活的美满等所引起的愉快、满足的情感体验；一种是缺失性体验，即由于事业的失败、生活的不幸等所引起的病苦、焦虑的情感体验。诗人之“穷”，诗人的这种缺失性体验，乃是诗人的一种独特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并映现出真正的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众所周知，人的需要是永远不会得到完全满足的。人的需要无穷无尽，所以人永远处于缺失之中，痛苦与焦虑一类缺失性体验也就永远伴随着人生。我们不必把人的缺失、痛苦、焦虑和忧伤完全看成是消极的。诚然，缺失、痛苦、焦虑等也许是人生的苦难，它折磨人、摧残人。但一定程度的缺失、痛苦、焦虑，对人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就像没有大气的压力，我们的身体就要爆炸，人若是一切都美满、得意，没有丝毫的艰难、不幸，生命就可能因无限膨胀而走向灭亡。感情深笃、精神敏感的诗人，最深刻细微地体验到这一切，甚至把这种缺失视为独特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李白、杜甫这些大诗人为什么东奔西跑，浪迹天涯而不知疲倦？为什么承受了那么多的忧伤、痛苦、焦虑、不安而不改初衷？乃是出于真正诗人对“穷”这种生存和生活方式深刻的选择。

那么，为什么诗人要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这种忧患伴随终生的“穷”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呢？

“穷”是诗歌创作的发动力。“穷”作为诗人遭受的内部和外部的挫折，使他的缺失性体验达到某种极限，这样就必然导致他的心理能量蓄积到饱和的状态，而产生心理失衡，如何释放饱和的心理能量，以恢复心理平衡呢？这有多种多样的途径，而诗歌创作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活动，就是释放、宣泄人的被压抑的心理能量，降低紧张水平，恢复人的心理平衡的一条途径。所以诗人之“穷”，不是诗人之不幸，从创作角度看，恰恰是他的大幸，因为他由此获得了一种不能不写的创作驱动力。这种情形就像时钟上紧了发条，它不能不开始走了。欧阳修所说的“内有忧思感情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正是上述心理规律的古典表达。诗人之“穷”，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诗人之“富”。正是在“穷”中，诗人蓄积了最为深刻、饱满、独特的情感，正是这种带着眼泪的情感，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把诗人推上了创作之路。

（摘编自童庆炳《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穷者而后工”说的心理学内涵》）

江淹，南朝梁文学家。少孤而家贫，爱好文学。刘宋时入仕，辗转于诸王幕府，郁郁不得志。齐时受到官识，逐渐显达。至梁，官运亨通，官职显赫，深居庙堂，安享尊荣。江淹早年以辞赋著名于世，晚年仕梁后才思减退，再未有佳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