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风筝在古代书籍中叫风鸢，用木料为主制作的叫木鸢，以帛或纸做成的叫帛鸢或纸鸢。曹雪芹在《南鹞北鸢考工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观夫史籍所载，风鸢之由来久矣，其可征者实寡，非所详也。惟墨子作木鸢，三年而飞之说，无或疑焉。盖将用之负人载物，超险阻而飞达，越川泽而空递，所以辅舆马之不能，匡舟楫之不逮者也。揆其初衷，殆欲利人，非以助暴，夫子非攻，故其法卒无所传。”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前人在考证风筝的制作年代上已推到春秋时期墨子以前，甚或还要远得多，只是没有文献可以考据，无法加以论断。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墨子创作木鸢是为了用以负人载物，从空中飞往要去的目的地，想把风鸢发展成为飞行工具，限于古代不具备应有的条件，所以没有成功。

以后的年代，兵家利用风鸢作测量或传递信息的事例不胜枚举，散见于多个历史时期的记载中，这些纸鸢都要求灵活变动可以操纵，从而向“运动类型”风筝这一支流发展。清代军事组织“八旗”间仍保留着其特殊扎糊技法，只是不允许在市肆坊间售卖。这种军事专用风筝可以单线操纵，用以传递信息，越过敌人阵地，把书信传递给自家友军，并把回信再带回来。这种具有特殊放飞功能的风筝由两个风筝配成一套，一静一动，静的是要能“钻高”，加上“吊环”，把另一风筝的主线穿入被固定的吊环内，使这“吊环”升到敌人弓箭射不到的高度。然后，把另一只灵活善动的风筝也放起来，加以操纵，使它上、下、左、右、斜飞、横飞、下扎、上翻。用于军事的风筝要求放飞者技巧极其熟练，还要善于辨识风力的变化，放飞风筝的两个人各自放飞自己的风筝，但又要相互配合默契，才能使风筝成为军中送信取物的工具。在南宋时，人们喜欢在杭州西湖堤上放飞此类风筝互相缠绕搅斗，以决胜负为趣。

南宋为避开金人的侵吞，偏安建康，把北宋的风筝工艺带到江南。那里的气候湿润，少烈风多和风。因此，江南的风筝多为仿生型风筝。形神兼备，动态逼真，多以鹞子的轻巧灵活的动态作为模仿“标的”。南方至今仍把风筝叫“纸鹞”或“鹞子”，例如蜈蚣风筝叫“蜈蚣鹞子”，双斗燕儿风筝叫“双燕鹞子”。南通地区，风力强大，那里的工艺高手以“板子”扎法为主，能抗大风。人们把各种不同大小的哨子拴到“板鹞”的迎风面料上，使它受风就发出音响。许多组高低音不同的哨子，使得放到天上的风筝发出不同的音响效果。

（取材于孔祥泽《风筝漫谈》，有删改）

材料二

放风筝是中华民族一种特有的文化活动。费孝通在《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中指出：“文化的意义就在其对人们生活所起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风筝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其发生的直接成因就是人们的需要。

放断线的风筝叫做“放晦气”“断鹞放灾”，这是我国北方非常重要的民俗之一。据 《东周岁时记》载，儿童们于岁初，把“家中某生身厄消灾，送厄迎福”等字样写在风筝尾部，然后把它放掉，希望就此送出厄运，迎来幸福。按中原地区的古代风俗，放风筝的“放”，不是把风筝放飞起来，而是“放走”之意。某人有灾，将姓名写于纸鸢之上，放至空中，剪断系绳，使其飞走，灾即消除，即所谓“放病根”“放晦气”。而在吴中扬州地区民间时令风俗中即有“三月之时，放断鹞”之说，颇具特色的传统蜈蚣风筝，它前面也曾做成一个鬼头。新春伊始，春风浩荡，把风筝放走，意味着放走旧年的灾祸、疾病、晦气，表达了对新一年的美好愿望。人们从图谶风筝中得到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安慰。民俗家钟敬文指出：“从民俗史的角度考察，放风筝最早的原始意义，具有巫术性质，其最初的含义是为了转移病痛、邪恶，将一切不祥的灾祸放飞于天空。”

把吉祥图案绘制在风筝上，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祈吉盼福的文化心理。风筝的吉祥图案是通过借喻、比拟、双关、寓意、象征及谐音等表现手法，构成“一句吉语一图案”的美术形式，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象形寓意，物以情观，呈现出“天人合一”、物我主客同归的意境美。人们给风筝以深刻的寓意，用风筝来描绘人间的悲欢离合，以风筝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如五福临门、连年有鱼、龙凤呈祥、双喜临门等等，寄托和表达了中国人祈求吉祥、幸福、长寿、喜庆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取材于李弘历的相关文章，有删改）

材料三

就风筝描写来看，明清小说、戏曲中的例子不少。如明代小说《醒世恒言》中“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古今小说》中“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明代传奇《金印记》、《春灯谜》中都写到了风筝或断线的风筝等，但是，它们所蕴含的意象显得比较单薄，基本上是借风筝比喻人物的一去不返，或借指对已逝人、事、物的深情怀念。清代李渔的《风筝误》，以“风筝”命名，又以“风筝”贯穿全剧始终，风筝作为情节的重要线索和具象。

现代以风筝描写作为意象叙事的作品亦复不少，如鲁迅的散文《风筝》，因为具有比较丰富的“风筝”意象，早在1929年就被收入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近几十年来一直收于中学语文教材。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中的“风筝”也是小说的一个线索，具有文化隐喻性的意象，追寻“风筝”，就是追求美好的生活。作为具象的风筝要飞上天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在有风的天气下，风筝才能放飞；二是风筝都需要有提线的牵引，断线的风筝在短暂的飘远之后必定会掉落下来。正是由于风筝具有这些“象”，高明的艺术家才有可能将“意”嵌入其中，使得风筝装载着艺术家所要传达而又颇为含蓄、朦胧却又不易言明的思想意义。这就需要欣赏者具有一定的认识象外之象、意外之意乃至味外之味的鉴赏能力，不辜负艺术家的苦心孤诣，挖掘出作品的审美价值。

（取材于王人恩的相关文章，有删改）

材料一：

人们感受一个民族文化的伟大，往往先是从直观领略其文化创造成果开始，继而才认同其文化观念及其所蕴藏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后者无疑是构成一个民族独特文化身份的内在因素与核心所在。新时代文化创新发展的语境中，人们就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更多共识，也提出了关于传统再生的各种理论设想，以及实践层面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无缝对接等问题。

中华艺术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构成与表征，其独特的美学风格与意趣构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核心。新时代的文化创造离不开对传统艺术资源与美学基因的选择和提炼，文化创新的过程就是对富有时代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元素与审美精神的辨识、认知过程，也是对文化基因进行提纯和重新编码的过程。因此，继承传统应从文化原点开始，追溯和聚焦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本源，选择传统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基因作为创新起点。从中国传统艺术观念的关键性概念入手，从中捕捉和把握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或许是实现传统之现代转化的基本进路。

中国古代在文化艺术领域经由长期实践，形成一套独特的美学概念体系，诸如意境、气韵、形神、中道、谐和等。它既是艺术创作的特征描述，更是艺术观念的特质体现，构成了中华古典审美的重要观念元素。在这些艺术概念下形成的审美意趣与风格，在世界艺术殿堂中可谓孤标高致、魅力独具。总体上看，在艺术领域中，西方更多地偏重于具象化、描述式、叙事性的表现，是色彩、画面的视觉冲击与场景讲述，更侧重于诉诸外在感官；而东方中国则偏倚于抽象化、象征式、感悟性的表达，是意境、韵致的营造与境界构筑。意境美是中国山水画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的特征。唐中期以来，逐步成熟的文人山水画，在笔墨韵致上更加注重依照主体的想象与意趣进行创作，现实形象退居其次，代之以抽象之形和象征之形，并于其中寄寓主体自身的艺术情怀与境界，由此形成“以形捉神”的独特审美创造方式。这样的艺术表现，通常不以外在直观视觉感受为审美特征，而以整体气氛营造构成独特意境，需深度品味方能捕捉和体悟其微妙神韵。

虽然中国传统艺术以意境、气韵为主要特征，但也同样有写实一脉传统，彰显出传统艺术既有独特审美基调，又有多样性表达的文化包容特性。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仇英的《汉宫春晓图》、计盛的《货郎图轴》等，在大空间尺度里进行写实风格的创作，其中所运用的散点透视技法独步世界画坛，成为中华绘画艺术的独特创造。

中华古典美学不仅融注于社会文化乃至日常的文娱活动中，而且借助器物嵌入日常生活起居乃至生产活动中。器物设计源于审美观念、艺术趣味，包含着丰富的美学元素，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美学趣味、生活品位，提升人们的审美素质，规约着人们的礼仪举止，由此塑造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形象。

（摘编自李道元《文化原点：传统基因的选择与提炼》）

材料二：

艺术设计是中华美学进入日常起居的重要方式与手段，也是审美基因在造物领域的延伸与扩展，古代造物也因熔铸了独特审美精神而呈现出迷人的东方神韵。园林山水建筑是山水画之笔墨意境立体、现实的呈现；明式家具是书法线形艺术的气韵转换与抽象表达；丝绸图案是经典审美符号或具象或抽象的表征。事实上，古代造物智慧中，技艺与匠心固然值得称道，但艺术审美意趣的融入与精准表达，使得器物拥有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与美学价值，成为中华造物最具民族性和审美性的文化创造。

文人艺术家的创造不仅形成独特的精神审美意趣，而且深刻影响着造物设计，涵养和提升了中华造物的文化品位，使传统造物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中华文化的世界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素以为绚、以形捉神的美学意趣是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理念也延伸融入古代造物之中，形成传统造物设计大朴不雕、简中求繁的美学精神，如园林设计中所遵循的“白本非色，其色自丰，池水无色，其色最丰”的美学原则，与现代主义的简约美学具有共通之处。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古典造物美学毕竟是农耕时代艺术实践的产物，其内在精神以及造物方式等，还是与当代造物之间存在诸多区别。在工业设计迈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和人工智能的时代，既要以传统造物思想和造物经典涵养中国本土设计，还要有全球视野和科技意识，把握包括生态环保理念、智慧设计、信息设计以及纳米材料、3D打印技术等在内的新理念和新科技，全面提升富有东方审美意趣与时代特色的造物设计水平。

新时代开启了文化创造的新境界，但要形成完整的现代文化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还需假以时日的探索和经典序列的形成。任何时代的文化繁荣，都必须拥有一批能传之后世的文化经典，新时代需要创造新传统，推出新经典。真正的新经典必须是原创的。现代背景下新经典的形成，还需要运用最新的传播方式和手段，在实践创造过程中，进行持续地阐释与多元地传播，唯有在持续创造和阐释中，才能建构属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形式、概念和范式，形成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话语体系，让中华美学辉耀寰宇、流芳万载。

（摘编自管宁《古典美学的现代转场与当代创新》）

乐观与悲观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两种对人生不同的看法。要知道一个人的人生观，主要是要知道他对人生是抱乐观还是抱悲观的态度。所以我们讨论乐观与悲观，也就是在讨论一般人最关心的人生观问题。

乐观与悲观的“观”字，代表一种对世界和人生的总看法，这种看法普遍叫做“直观”或“洞见”。一个人的观与行或知与行是永远合一而不能分的。

乐与悲是人类共有的情绪，当然都是主观的，随个人的感触、态度、环境而变易的。因此也可以说悲观与乐观皆是不好的看法，我们最好是不悲观不乐观，实事求是，不动感情，受纯理智的指导，勿陷于主观。但在某种意义下，悲观与乐观仍然可以说是客观的，因为悲和乐的情绪也可以有普遍性必然性，因此也有客观性。

根据上面对于乐观和悲观性质的解释，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悲观”不是“观悲”。对于一个人悲哀的情绪，尽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如心理学家分析悲哀情绪的状态，穷究悲哀心理的来源，考察悲哀事实在神经上所发生的作用。在做这种研究工作时，心理学家本人并不“悲观”，他乃是在“观悲”。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分辨“乐观”不是“观乐”。譬如，参加盛宴，进戏园，看热闹，都可以说是“观乐”，但却并不一定是“乐观”。因为赴宴会看热闹的人，心中也许感到异常孤寂悲哀，或兴“良辰不再”之叹，或有“众醉独醒”之感。那么乐观多少包含主观上轻蔑痛苦、超越悲哀的态度，而并不是事实上否认痛苦和悲哀的客观现象。

乐观和悲观既然是主观的态度，那么一个人之抱乐观或抱悲观并不一定为客观事实所决定，而是以个人快乐或痛苦的经验为转移。许多聪明的年轻人，家境甚好，涉世甚浅，然而每每稍受挫折，便容易陷于悲观。而饱经忧患、备尝艰苦的人，对于人生反而取乐观的态度。由此足见真正乐观的人并不一定志得意满，生活上毫无痛苦。同样，悲观的人也不一定垂头丧气，自苦自杀。曹操破荆州下江陵，横槊赋诗时，他的诗却是“忧思难忘”的悲观情调。叔本华是著名的悲观主义哲学家，然而他最怕死，最反对自杀。相反，历史上许多忠臣烈士、先知先觉，到了生死关头，慷慨就义，然而他们精神上仍是乐观的。苏格拉底始终相信善人快乐、恶人痛苦。当他被判处死刑时，他还说“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好，只有上帝知道”。其实许多圣贤豪杰在动心忍性困心衡虑的艰苦生活中，仍不减少其奋斗的勇气，大抵都由于他们在精神上保有一种乐观的态度，在那里支持着、鼓舞着他们的大无畏精神。

根据以上的讨论，乐观与悲观两种看法，性质之异同，价值之高下，何去何取，显而易明，不难决定了。不过须知悲观论亦有其相当价值。悲观论足以否定浅薄轻易、不学无术的乐观。并且须知悲观主义每挟现实以俱来，其传染于人有如疾病，亦非可轻易摒除。同情心稍有不丰，信心稍有不坚，希望稍有不真，而为退化观的旧说所动，则悲观思想便乘虚而入，不能自拔。更须知乐观亦非轻易可得，必须基于学问修养、经验阅历，有眼光，有毅力，能克服恶劣险阻的环境，战胜悲观，方可达到真正健全而无流弊的乐观思想。

（选自贺麟《乐观与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