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作为一种物质和元素，土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世界是由五种最重要的元素构成的：金木水火土，正是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构成了变动不居的世界。

而在这五种元素中，“土”无疑是最重要的。女娲抟土造人及大禹治水的神话通过口头传说、后世的史书记载及文学作品的表现等，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共识和集体记忆。也正因此，中国古人对土是极其崇拜的。早在先秦流行的中国传统“五行”观念中，土就是居中的，最为尊贵也最为重要。

中国人不仅把土地看作是一切生命的母体，也把土地看作是死亡和灵魂的归宿。在中国传统社会，“入土为安”也是一种重要的死亡和丧葬观念。作为生命的归宿，土地可以给中国人带来最终的慰藉。可见，对中国人而言，从生到死，土地对于人生的意义都是至关重要的。选择一方“风水宝地”，不仅能够护佑自己，也可以护佑整个家族。中国人信仰的“风水观念”也与土地密切相关。风水信仰是传统中国人的一种独特观念，其内容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其主旨则是“地脉说”，即通过勘察土地的位置，地势的高低、朝向，地面和四周的景物等来推测其给生者或死者带来的运气。不论是生前的住宅选址，还是在死后的墓地选择，对于生死之地，中国人都是极其重视的。

中国人对土地的崇拜和依恋在汉语和汉字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乡土”“风土人情”“土生土长”等词语都体现了对土地的依恋，“社稷”与“社会”同样体现了对土地的崇拜观念。中国古代常常用“社稷”来代表国家。所谓“社”，即土地神，右边是“土”字，左边“示”表示祭祀。“社”即是对土地之神的祭祀。中国人十分注重“祭社”，自先秦时期，人们便“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浆盛，所以报本反始也。”“稷”则是谷神。在中国文化中，土地及其所生的谷物成为“国家”的代表，这当中体现的即是农业民族的土地崇拜观念。

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有“春祈秋报”的祭祀仪式，即春耕前举行祭祀，祈祷土地神保佑丰收，秋收后则同样要举行仪式报答土地神的思德，向社神献上谷物、果品或牺牲动物。这种祭祀社神的活动也促成民间一系列节庆活动的形成。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每个村落都有土地庙，构成一种中国乡村的神圣空间，里面伺奉着“土地公公”或“土地奶奶”。在乡民的眼里，土地神是一方乡土的保护神，村里有人去世必至土地庙前“报庙”，春耕、宗祠祭祀或建房破土前也都要先祭土地公公。据说民间每年农历的二月初二是土地神的诞辰，这一天除了要祭拜，还要演戏酬神。

“一方水土一方人”，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对土地的崇拜观念和祭祀仪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方土地上的人们就形成了一个共同体：他们共享同一种观念，共同参与同一种仪式，会聚而成了一个紧密的“集合体”，这种共同体就是“社会”。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形成离不开对土地的崇拜和祭祀。在中国文化中，土地即国家，土地即社会。中国政治史中“封建社会”中的“封建”一词，也是“分土建国”之意。可以说，中国文化饱含了对土地的历史记忆，从神话传说到民间信仰再到我们的语言词汇，处处可见“恋土情结”的印记。

（摘编自人民论坛网《中国人为什么有着浓厚的“恋土情结”？》）

材料二：

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中国现代艺术文化是在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地接受西方文化而形成的一种价值形态。中国现代文化构成中的精神文化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创思文化，主要包括思想文化、学术文化，这些文化是创造性思考的结果；一类是创作文化，包括文学、音乐、美术、雕塑、戏剧、舞蹈、电影、建筑等；还有一类是创意文化，是创意性工作的结果，包括了设计和传媒文化。中国现代艺术文化一般体现为“创作文化”的内容。创作文化从字面上理解往往鼓励更富于创造性的思维冒险，然而，因为作为创作资源的历史因素、人生元素、艺术审美要素与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结合得更加紧密，中国现代艺术文化较之于其他创思文化、创意文化类型，更能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东方与西方的结合，以及殿堂与民间的结合的文化特性。

中国现代艺术文化的发朝，往往与对传统艺术的反思和批判联系在一起。现代戏剧由文明新戏发朝，从命名即可看出对传统戏剧的批判性。这样的批判在新文化倡导时期达到了顶峰。此后，中国现代文化对传统戏曲虽然仍然保持着批判态度，但批判的火力并不如新文化倡导时期那么猛烈，现代艺术建设也未能真正撞弃传统要素的渗入。同时，在中国新文学建设中，文学艺术家们就已经充分认识到对现代文化的追求，离不开对传统艺术因素的开发利用。郭沫若的《女神》充满着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要素，在表现五四时代精神时透露出浓厚的传统艺术文化的色彩。闻一多围绕着《女神》贡献了两篇高水平的评论，一篇论述《女神》的现代性思想和精神内涵，一篇论述《女神》的传统文化特色。这其实也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艺术最初的文化结构和价值形态：以传统文化的根柢追逐现代思想潮流，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完成新艺术文化的建构。古为今用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国现代艺术文化价值形态的基本体现。

现代艺术文化从空间结构方面看，分为东方艺术文化与西方艺术文化。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以这两大空间版块为基本资源，在音乐、电影、戒剧、美术等领域绽放出独特的现代艺术风采。中国现代音乐文化既包含着古老的东方音乐遗存，也融入了西方音乐的形式和因素，从而整合为一种时代风格独特的艺术文化。新文化早期的学堂乐歌是典型的现代音乐文化的样本。它利用西洋音乐的曲调，借助西洋音乐的表现手法，传播的是自由、民主的新文化思想，而音乐格调和审美风格却体现着东方的伤感和精致。

现代艺术文化被概括为创作艺术，一般可理解为是艺术家在艺术概论的框架内从事个人创作，也被称为“殿堂"的艺术。然而，艺术家的价值形态很多来源于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如果没有山东高密民间积累的厚重而神秘的文化与奇特的民俗，莫言的文学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如果没有陕南山区和关中平原两千多年沉淀的民俗文化，贾平凹的文学成就自然会受到影响。几乎没有一位杰出的文艺家可以离开他所浸润其中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之水而畅游于文学文化的海洋。中国新文化是在批判反思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和开掘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资源，这就是鲁迅既批判《二十四孝图》等民间经典文本，同时又对目连戏等倾注巨大热情的原因，也是周作人既向往明人小品的殿堂艺术境界，同时又积极参与民间歌谣搜集活动的理由。在与民间、民俗文化的复杂关系中，中国现代艺术文化获得了自身的丰富性、厚重性。

（摘编自朱寿桐《中国现代艺术文化的结构形态》）

文明是怎样发生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类进入文明的时间，只占人类全部历史的千分之一多一点。文明之所以形成如此晚，是因为它需要诸多条件，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原始状态中人群之间的交流，迫使他们改变原有的生存状态，形成地域性的社会组织，即早期国家。最古老的文明出现在大河流域。河流是远古人类最便捷、最容易利用的交往通道，住在水边的先民们，最容易与其他人群进行交往。文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水给人类带来文明，把散布在各处的早期文明幼芽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文明成长的中心。

欧洲最早的文明也出现在水边，只不过那片水是海而不是河。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不同，古希腊文明以“城邦”为最显著特点，几百个城邦组成“希腊世界”，相互间有永远打不完的仗。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最终都发展出许多地区性的强大国家。但古希腊没有，结果很快就湮没了。古希腊情况很特别，可是近代以后却有人把这种独特现象说成是“普世”的。指出这些事实，只是想说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特定的时空背景。

在西方人眼里，最神秘、最难以理解的是古代中国。大约在5000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的广阔土地上，已经形成众多“酋邦”；这些“酋邦”渐渐融合，最终向统一国家方向发展。当欧洲尚处在荷马时代，周天子已经用分封制规范了土地分配形式和社会等级秩序，而类似的制度，要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才在欧洲法兰克王国逐步形成。西周分封制造成社会严重解体，持久的动乱延续了数百年——正如同在西罗马解体、封建制形成后，西欧也经历了数百年动乱。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中国，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

中华文明是唯一自远古至今日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黏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于轴心时代，他希望结束动荡，回归秩序，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这套学说承前启后，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文明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轴心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产生了人类多种文明的精神载体，后来各种文明的发展，多少都表现为轴心时代精神产物的继承与变异。孔子的学说与帝国的结构高度结合，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

相比之下，西欧的情况不是这样，思想与国家未能理想对接，对后来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元七世纪，唐帝国在东方崛起，欧洲却进入“封建时代”，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分离。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态势长期不变。西欧的封建制度使社会高度碎片化，缺少凝聚力。因此，西方想摆脱落后，就需要重新建立统一的国家；这一次，他们创造出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国家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在这种国家的扶持下，西方开始了它在近代的崛起。欧洲早期的民族国家从专制制度起步，西方崛起正是从这里开始。尽管现在有些人很不愿意说：专制统治也曾在西方“普世”过。人类文明从来就有多样性，它以时空的规定性为转移。这样，在1500年前后，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它以西方崛起为标志，翻转了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局面。从那个时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牵引机，“西方中心论”从那个时候开始，“普世”之说也由此而来。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等同于世界，由此一来，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复存在。

（摘编自钱乘旦《文明的多样性与现代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