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性格

（苏联）阿·托尔斯泰

当德国鬼子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的时候，我的朋友叶戈尔·德略莫夫的坦克在小山冈上的一片麦地里中了弹，机组有两名战士当场牺牲。中了第二弹后，坦克着起火来。驾驶员丘维略夫拖着他爬过一个又一个弹坑到救护站去。

叶戈尔·德略莫夫活了下来。他在医院里躺了八个月，做了一次又一次整形手术，医生给他重新做了鼻子、嘴唇、眼睑和耳朵。八个月之后拆掉绷带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面孔。那个把一面小镜子递给他的护士，把身子转了过去，抽泣起来。他立即把镜子还给了她。

他说：“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事。就这副嘴脸也一样能活下去，一样能回到战场。”

他被批准休假二十天，为了彻底养好身体，他动身回家探望父母去了。

他下了车后步行了十八俄里。四面是厚厚的积雪，空气潮湿，周围阒无人迹。冰冷的风不停地吹开他军大衣的下摆，在他耳边孤独凄凉地呼啸。等他进得村来，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他忽然停下脚步，把手插在大衣兜里，摇了摇头，转过身斜插着走到父母住的房子侧面，站在齐膝深的雪里弯下身子往窗里探望。叶戈尔·德略莫夫隔着窗子看着母亲，心里明白：绝不能让母亲受惊，不能叫她苍老的面孔由于绝望而抽搐。

他打开篱笆门进了院子，走上台阶敲起门来。母亲在门里应声问道：“是谁呀？”他回答说：“是苏联英雄格罗莫夫中尉。”

他的心剧烈地跳出来，使他不由得一肩头靠到了门框上。是呀，母亲并没有听出他的声音来，就连他自己也好像是头一回听到自己的声音。动了多次手术之后，他的嗓音变了，变得嘶哑不清了。

“玛利娅·波莉卡尔波芙娜的儿子德略莫夫上尉托我给他母亲捎口信问好来了。”

母亲立即打开门，扑到他跟前，握着他的双手问道：“我的叶戈尔活着吗？他身体好吗？您这位大哥请进屋去吧！”

叶戈尔·德略莫夫在桌子旁边的长凳上坐了下来，他开始对母亲讲她儿子的情况，也就是讲自己的情况，讲得很详细：讲他吃得怎样，喝得如何，什么也不缺，身体一直很好，总是快快活活；同时也讲了他和他那辆坦克参加过的战斗，但是讲得很简单。

“请您告诉我，打仗是不是挺可怕的？”母亲打断他的话这样问道，一面用那双黑黝黝的、此刻对他视而不见的眼睛直盯着他的脸。

“是的，老妈妈，当然是挺可怕的。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

他的父亲叶戈尔·叶戈罗维奇回来了。他对客人瞧了几眼，在门槛上跺了跺已经穿破了的毡靴，不慌不忙地解下围巾，脱掉短皮大衣，然后走到桌子跟前和客人握手问好。啊，这是他多么熟悉的手啊，这就是他小时候每当犯了错误父亲用来惩罚他的那只又宽又大的手啊！父亲什么也没有问便坐了下来，半闭着眼睛，也开始听着他讲的那些事。

德略莫夫上尉坐的时间越长，把自己的事当成别人的事讲得越多，就越是没有办法把真相和盘托出，坐在父母的桌子面前，他既觉得幸福温暖，又感到委屈心酸。他们就像当年那样坐下来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德略莫夫上尉才发觉母亲特别留神地盯着他握勺的那只手。他苦笑一下，这时母亲抬起头来，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动着。

父母在火炕上腾了一个地方给他睡。在隔扇的那一边，父亲不时轻轻地打着鼾；母亲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睡不着觉。上尉用双手捂着脸趴在那里，心里想道：“妈妈呀，我的妈妈呀！难道到这会儿你还认不出我来！难道你就认不出这是我？……”

就在这一瞬间他下定决心要走，而且明天就走。

他回到了原来所在的团队。战友们怀着由衷喜悦的心情迎接他归队，这就使他卸下了那个把他折磨得吃不下、睡不着、喘不过气来的精神包袱。

大概过了两个星期，母亲来了一封信：

“你好，我最最亲爱的儿子。我真怕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想才是。有一个人从你那儿到咱家来过，这个人好极了。他本来打算要住几天的，可不知为什么收拾起东西说走就走了。打那以后，我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总觉得那是你回来过。你爹为了这个尽骂我，他说：‘你这个老婆子发疯了吧，要是这个人是咱们的孩子，难道他不会明说吗？……他干嘛要瞒着呢？如果他的脸变得和来过咱家的这个人那样，咱们该感到自豪才对。’你爹老是想要把我说服，可是我这颗做娘的心呀，却还是一个劲地认准了，小叶戈尔呀，你给我写封信来，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莫非我真是疯了不成？……”

叶戈尔·德略莫夫把这封信给我看了。我对他说：“傻瓜呀，你这个傻瓜！快给你母亲写封信请罪吧！别把她折腾疯了……她就那么稀罕你的脸蛋子了？！因为你的脸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她还会更疼你哩！”

他当天就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双亲：请原谅我糊涂不懂事，回过咱家的那个人确实是我一一你们的儿子……”

过了几天，我和德略莫夫正站在靶场里，一个士兵跑来对他说：“大尉同志，有人找您。”这个士兵虽然站得规规矩矩，可是脸上那副表情好像打算去喝二两庆祝什么喜事似的。我们动身回镇上去，当走近我和他合住的房子时，我看见他六神无主，无缘无故地一个劲儿地清嗓子……我想：“坦克手呀，你这个坦克手，怎么还会这样紧张！”我们走进屋去，他走在我的前面。我听见他说了一声：“妈妈，你好哇！这是我呀！……”于是我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扑上去紧贴在他的胸前。

是啊，这就是俄罗斯性格！看来，一个人是平凡的，但是，当严峻的灾难降临的时候，他的心中会产生一种伟大的力量……

文本一:

百合花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作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此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跟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

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地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 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节选自茹志鹃《百合花》）

文本二:

红烛啊！/你心火发光之期，/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红烛啊！/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既已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哦！我知道了！/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流吧！你怎能不流呢？请将你的脂膏，/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啊！/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节选自闻一多《红烛》）

非建档户

郑俊甫

第一次去西街村搞贫困户核查时，我跟同事肖梅一组。别看肖梅比我小两岁，但她已经在扶贫一线待了快半年了，稀奇古怪的事儿、难缠的刺儿头，她都应付得头头是道。领导说跟着肖梅，抓紧熟悉一下流程，把肩膀磨踏实了。千斤重担，都在那儿等着人挑呢。”

西街村不大，三百多户，一千来口人，却是全县出了名的贫困村。镇里初次调查摸底，就圈定了五十多户贫困户。厚厚的一沓资料摆上案头，我翻了足足一天，才从密密麻麻的数字蛛网里理出一点儿头绪。接下来，就是入户核查，落实数据的准确性，确定能否建档立卡。

入户前一晚，肖梅给我打了预防针，虽然贫困户的帽子并不是镶金镀银的，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千方百计想戴在头上。“人性，”肖梅强调说，“最复杂的东西就是人性啊！超出所有书本所能涵盖的范畴。”肖梅还提醒我，记得穿得低调一点儿，衣冠楚楚，皮鞋锃亮，在机关，对人是一种尊重，但在贫困村走街串巷，反而有一种“自绝于人民”的隔阂感，不利于和贫困户打成一片。

当我第二天站在肖梅面前时，肖梅扑哧一声笑了，上上下下点着我的行头说：“老蓝布，解放鞋，啧啧，从哪个古董店里翻出来的呀？”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昨晚翻箱倒柜，真没找到合适的衣服。这一身，还是在父母家翻出来的。

时令已过了清明，天还是有点儿凉。乡下不像城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遮挡，稍微有点儿风，就横冲直撞。我跟着肖梅，按图索骥，准备拿着名单一户一户查下去。刚从第二户出来，就发现一位六十来岁的大娘，迈着一双圆规似的细腿，若即若离地跟着我们。我刚要提醒肖梅，她倒先转了身，疾步逼近大娘，当头一句：“您有什么事儿吗？”

大娘吓了一跳，一只手抚着胸口，魔怔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恁……是县上下来给贫困户发卡的？”

“是建档立卡。”肖梅纠正道。

“给俺也发张卡吧，”大娘说，“俺家也是贫困户。”

“你们家户主叫什么？”我掏出贫困户名册，问道。

“茹大军。”大娘盯着我的名册说。

我迅速翻了一下，没有。肖梅冲我挤了挤眼，一笑，意思是，狼来了。“说说吧，你们家什么条件？”

“俺家……嗯……三间房，好几十年的老房子，墙都裂缝了，瓦上全是草。俺整天睡觉都闭不上眼哪，老怕房子塌下来。”大娘吞吞吐吐，总算把话捋明白了。

我赶紧掏出笔记本，想做个记录。肖梅摆摆手，阻止了我，继续问道：“大娘，您家孩子多大了？”

“大孩儿三十五了，二孩儿二十九了。”大娘答道。

“结婚了没？”肖梅又问。

“二孩儿还没结哪。”大娘摇着手说。

“我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肖梅笑着说，“您家啥条件呀？”

刚才还蔫蔫的大娘忽然挺直了身子，连语调也高了八度：“哎呀，俺家条件呀，房子是去年新盖的，五间大瓦房。恁到三邻四舍打听打听，俺家那孩儿，人可好啦！”大娘摇着手臂，仿佛不这样，就不能证明她儿子的好。

肖梅呵呵笑了起来：“好了大娘，我知道了。您先回家歇着，有合适的，就给他介绍啊！”

大娘一步三叮咛，千恩万谢地走了。我憋在肚里的笑虫，也终于爬出来，抖个没完。

本想着这件事就这么画句号了，没想到一周后，肖梅带着我专门摸到了大娘家。我不解，问肖梅：“不是骗人的吗？去干什么？”

肖梅说：“我这两天去村委会问了，大娘说的也不全是假的。他们家两片宅基地，老宅基地的房子确实很旧了，一家三代七口人都挤在新房子里。他们家小儿子眼看三十了，还没对象。在农村，这是会让人笑话的。”

“知道会让人笑话，为什么还不找对象？”我又问。

肖梅白了我一眼，嗔怪道：“你这是‘何不食肉糜’的逻辑呀！除了穷，还因为那孩子有点儿太实诚，用农村的话说，就是有点儿憨。当然——”肖梅停顿了一下，说：“还有点儿懒，到现在都没出去打工。”

在大娘家，肖梅给二孩儿介绍了一份工作，在县里的一家果园，忙的时候摘摘果子装装箱，闲的时候给园子里散养的鸡鸭喂喂饲料。起初二孩儿还不乐意去，忸忸怩怩找借口。大娘也有点儿不满：“俺是让你给二孩儿找对象，不是找工作。”

肖梅说：“就是为了找对象呀！那家果园里的工人都是女的，去了多说说话，不就找上了？”

这句话挺管用，大娘回过头就骂二孩儿：“鳖孙样儿，人家县里的领导给你找的工作，你还拿三捏四的挑啥？想打一辈子光棍儿呀？”

大概一个月后，我就听到了二孩儿订婚的消息。女方比二孩儿大三岁，离过婚，还带着个孩子。“大娘跟二孩儿都没意见？”我好奇地问肖梅。

“有啥意见？”肖梅眼一瞪，“我的眼光，能错？”

我这才知道，女方是肖梅早就考察好的。让二孩儿过去，不光是为了找份工作，也是为了让女方主动接触他。日久生情，好多磕磕绊绊的事儿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个肖梅呀！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