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幸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做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200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快乐。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夭、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应该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常足矣”，淡泊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对安贫乐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在先秦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考虑。《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以坚守志向为快乐，以责任担当为幸福。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秦诸子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地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在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摘编自《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材料二：

在我国公众持有的各种幸福观中，有两种十分流行。一种可谓之为资源占有幸福观，它把幸福等同于占有资源（金钱、财富、权力等），认为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幸福。另一种把幸福看作是感性欲望（物质欲望）的满足，以为感性欲望越是得到满足、获得的享受越多越是幸福。这种物质享受幸福观比前一种幸福观更为流行，为更多的人所奉行。

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幸福观，已经导致和可能导致人生与社会问题。

资源占有幸福观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人生异化，即将作为幸福条件的占有资源当作了幸福本身，并受控于占有欲，从而损害人生和社会。占有一定的资源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幸福的条件而不是幸福本身。一旦将资源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加以追求，当作幸福本身，那么占有欲望就会不断膨胀，最后充斥整个心灵，人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成为不断膨胀的贪欲的奴隶。

物质享受幸福观的问题不在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在于仅局限于此而忽视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这容易导致心理问题。人的需要或欲望有不同的层次，物质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除此之外，人还有情感的需要、社会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等。所有这些需要都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心理才能平衡与和谐，否则就会产生心理问题，甚至会患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把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追求，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性循环;欲望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郁闷、愤懑，得到满足又会感到无聊，于是又会追求更多、更强烈的欲望的满足，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心灵不能承受欲望之重。

如果我们不能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幸福呢？或者说，幸福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能通过努力奋斗逐步使其人性闪耀善和美的光辉，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幸福是“德性最完满的运用和实现活动”人格完善而高尚，个性获得健康而丰富的发展，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创意和充满魅力。显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就是人的幸福状态。

（改编自江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

材料一：

节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源自经济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浪费问题。节约经济学的重要价值在于重新认识节约，深刻认识浪费的原因，找出其中的规律，批判错误的观念，提出减少浪费、实现节约的途径。

节约规律分为节约的一般规律和节约的特殊规律。节约的一般规律是：由于资源有限性与人们需要无限性之间矛盾的存在，人类必然按照节约的原则从事经济活动。节约规律在直接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分配领域、消费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构成节约的特殊规律。在直接生产领域，节约规律的特殊作用形式是单位产品劳动时间的节约。在流通领域，节约规律的作用要求就是尽快销售。

迄今为止，浪费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人类社会共有的通病。这是一个事实，也是研究节约与浪费的客观条件。浪费的特征包括：“一定的广泛性”“无关性”“人为性”“顽固性”“短缺性”和“可治性”。这些特征在今天仍然存在，比如粮食浪费、餐饮浪费等问题是比较突出的现实问题。其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历史上形成的老原因，也有现实中出现的新因素；既有人为原因，也有客观因素，至少包括观念、制度、体制、政策等。在观念方面，存在节约与消费对立论、节约与经济发展对立论、有钱可以浪费论等错误观念。在制度方面，还没有出台专门约束浪费的法律制度。在体制方面，财政税收体制对于节约激励仍不够。在政策方面，鼓励节约的政策还需加强。

深刻认识节约的重要意义。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矛盾，它决定了人类必须永远节约。在物质和精神相对丰裕的社会里，节约不再是被迫的节约，而是一种智慧、一种生活哲学，是在物质文化生活充裕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它体现为当用则用、不当用则不用的选择上，是一种主动、积极、向上、智慧的选择。人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客观而永恒的矛盾，从而加倍珍惜资源，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探索实现节约的途径。要实现节约需要在经济发展方式、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法治环境等多个方面共同努力。简要地说，在经济方面，要建立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的制度、体制和机制，调节经济周期，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实现资源的节约。在社会方面，必须重视培养人的节约观念，在全社会形成节约光荣的氛围，让浪费的范围和程度越来越小。

全面加强节约教育。要将资源节约教育贯穿于各级各类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中，制定培训规划，加强节约教育。同时，将节约作为树立良好家教家风的重要内容。

深化节约理论研究。现有经济学理论对于节约问题的研究还不够，需要深化研究。建议从定性和定量紧密结合的角度研究节约问题，将节约贯穿于各个部门经济学。

（摘编自孙宝强《与时俱进的节约经济学》）

材料二：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餐饮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时代发展的共同选择，不仅展现了党中央关心人民生活的深厚情怀，也体现了对粮食安全的危机意识和底线思维。每一个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要把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优良的勤俭节约党风带动民风。

俭为德之共，侈为恶之大。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曾说：“要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激励着我们党顽强进取、百折不挠、走向胜利、成就伟业，才使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医治了几十年战争的创伤，甩掉一穷二白的帽子，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下，尽管我们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厉行节俭蔚然成风的同时，铺张浪费亦有抬头之势。在当今社会经济条件下讲勤俭，其意义已经作为一种民族精神。节约资源是基本国策，作风建设事关重大。只有以一以贯之的决心、一脉相承的信念大力倡导勤俭节约，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光盘行动”将驰而不息，移风易俗将持之以恒。

俭则足用，俭则寡求，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近年来我国在构建节约型社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奢侈浪费之风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其主要原因就是全民节约意识的严重缺失。勤俭是个传家宝，“浪费之风务必狠刹”体现了中央关心群众生活、注重改善民生的为民情怀。

让勤俭节约成为常态，每一个党员干部要争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风尚的传播者、示范者、实践者。只有在工作中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才能为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添薪助火，更好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摘编自李跃平《让勤俭节约成为常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们所说的“常识”首先是指知识性的常识。知识性的常识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指人与生俱来的思维能力、判断力，或是众人接受、无须解释或论证的意见观念，这种“直觉常识”有的真实，有的不真实。知识性常识的另一个意思是指同一社会中智力正常的普通人应该有或会有的知识，即“普通知识”，如生活常识、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等。

在知识性常识之外还有一种常识，那就是逻辑性常识，它体现为人们的思维习惯和心理定式。例如，发生在前的为“因”，发生在后的为“果”；一件事情不能既发生过，又没有发生。从来没有学习过形式逻辑的人也有这种逻辑性常识，他们在说理时会建立某种“因为”和“所以”的联系。当然，这种关系是否可靠合理需要检验后才能确定。

说理中的普通知识有些是不可靠的，不能因为是常识就深信不疑。在说理中，对待普通知识与对待专业人士所拥有的专门知识一样，都需要仔细检验其是否可靠。这种检验不是故意抬扛，不是你说是，我就偏说不；当一个人检验对方说理是否真实可靠的时候，也是在搞清楚自己是否有理由怀疑对方。

逻辑性常识同样需要检验。与形式逻辑不同，逻辑性常识依靠的不是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受制于与他人共同的思维习惯、心理定式或来自某种文化的先在假设。说理中的逻辑性常识之所以会有谬误，往往与依赖于这种未加检验的思维习惯、心理定式有关。

总之，常识是不纯粹的知识，混杂了很多无知与偏见。我们对常识可能存在的谬误和可能受到的扭曲应该保持警觉。

(摘编自徐贲《理由与“常识”和“知识”》)

材料二：

哲学家伽达默尔将常识解释为：同一社会中关于公共事务、社会取向与价值判断的合理共识，是普通人都能理解、掌握和表达的平常知识、基本道理与通俗规则。常识认知简单易懂而晓畅清晰，既能诉之以情，又能晓之以理，从而实现通情达理的说理艺术。

诉诸常识成为公共说理的主要方式，这与常识的时空特性相关。一方面，常识具有时间持久性，它在较长时间内流传而形成，并在时间流逝中不断消化与吸收新观点、新见识，不断为公众所接受、认可；另一方面，常识亦具有空间共同性，它是特定范围内主体所形成的基本共识，它未必正确，但一定是在较广范围内为大家都承认的知识和信念。回到常识是一种回溯到日常生活、伦理习俗与道德风尚的实践智慧，它不仅描述了社会生活的日常景象与平常样态，而且指引了应有的价值准则与道德取向。诉诸常识正是基于这一情感共鸣、理性共识与道德共性而得到公共认可与辩护，也才使得公共说理得以可能。

但常识不是灵丹妙药，公共生活与社会认知既有在常识之外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也有因对常识的过度诠释与泛滥使用而造成的认知偏差与理解误区。为此，我们应对常识认知的局限与风险保持警醒。

常识认知拘泥于经验主义，存在着常识思维泛滥的风险。在常识的众多来源之中，经验无疑是首要和主要的。但经验的不确定性与主观性特点影响了经验性认知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公共说理倘若完全诉诸常识认知，就会走向常识思维泛滥的误区，导致一系列低级错误。比如，诉诸多数人意见的“少数服从多数”,如果用错地方，就有可能造成损失甚至严重的后果，有人还会因为“罪不责众”的常识思维而无所畏惧。又比如，诉诸固定模式的静态思维，建立在日复一日的经验积累、守成不变的认知后果之上的常识，可能使人们的认知陷入静态封闭的思维窠白。

常识认知倚重于道德规范，对实践活动的评价受到泛道德化批判的影响。道德规范是常识认知的重要依据，经由常识而达成共识的前提在于它符合多数人的道德直觉与道德经验。公共说理所依循的“人之常情”即是来自群体共有的道德情感与集体维护的道德信念。但基于常识认知的道德评价也有可能走向泛道德化批判，具体表现为：将非道德对象道德化，如对偶发个案进行舆论申讨与道德围剿；将底线道德拔高为理想道德，把个人美德提升为道德义务，如强行要求捐款等慈善行为；将道德批判范围盲目扩大，在以偏概全、断章取义中对社会生活进行全盘否定甚至虚无化，如社会躺平论、文化虚无论等。

常识认知的根本意义在于其守护了日常生活的直接性与明晰性，捍卫常识就是尊重人类自身的认知能力与理性尊严。但生活的丰富性、社会的复杂性与实践的多样性，也突显了常识认知的局限性，特别是身处当今这一社会大转型、时代大分流与世界大变局的历史时刻，更需合理慎思常识认知及其可能的风险。

(摘编自潘斌《合理慎思常识认知及其风险》)

观点一：常识代表人类的基本信念，具有直接性、明晰性和普遍性，哲学应以常识为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体系。

观点二：常识的重要性仅限于日常生活，根本不符合科学理论的标准；科学和常识一旦发生冲突，常识必须为科学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