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典型传播是媒体通过人物典型形象的塑造去反映、倡导某种社会主流价值的传播样式。在以往，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在榜样示范、政策宣传、凝聚社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历史功绩不可抹煞；如今，发生了巨大变迁的社会无疑仍然需要极具感召力、代表时代精神内核的精神楷模，而典型传播在现时的社会整合功能恰好能契合这种需要。

一方面，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现时社会还是一个同质化程度相当高的社会，“典型的认识与实践功能仍然是有效的”。从另一方面来讲，社会问题越多，结构越是复杂，转型速度越快，越是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念来引导，典型人物报道可以用新闻的手法在某一社会层面提供多种不同的典型形象，为人们提供一种行为参照，乃至情感诉求的渠道。

（摘编自麦尚文《中国典型人物报道创新研究》）

材料二：

媒介形象的建构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从历史发展来看，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曾先后以报纸、电影、电视剧为载体，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媒介形式对于焦裕禄形象建构的侧重点有所差异。焦裕禄媒介形象建构的过程也就是大众媒介再现历史、建构历史的过程，而在信息社会中，大众媒介对历史的再现无疑是建构人们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机制。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不同的媒介形象事实上在建构着不同的集体记忆。因此，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变迁实际上涉及到媒介建构和集体记忆两个方面。

一方面，媒介形象建构是由大众媒介来主导的生产性活动。我们知道，大众媒介在进行媒介生产活动的同时，总会受制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力量、媒体作为政党和政府的喉舌，首先就承载着政治宣传、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中国的焦裕禄是共产党员干部的模范代表，对焦裕禄这一模范人物形象的建构事实上正是中国政府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因而，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必然要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另一方面，集体记忆是经由文化的、社会的因素联结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记忆，它虽然是关于过去的概念，但并不仅仅只指涉过去，它是连接现在与过去的桥梁。我们对过去的回忆总是受到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心态的影响，在每个时代，集体记忆的建构必然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尤其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相呼应。对焦裕禄集体记忆的建构，事实上也是从现实社会语境出发，通过提炼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来回应当下的一种表现。

回到不同时期的具体社会背景，我们不难发现社会语境对焦裕禄媒介形象建构的制约作用。首先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典型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一方面整个社会的阶级意识、革命色彩还很浓厚；另一方面，严重的自然灾害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典型报道的形式将焦裕禄突出建构为“困境中的英雄”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再到上个世纪90年代电影《焦裕禄》上映，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步入正轨，社会建设也已取得了一定的业绩。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却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滋生，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离。因此，电影着重建构了焦裕禄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正是意在通过这一集体记忆来重新拉近人民群众与党员干部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的电视剧《焦裕禄》所建构的焦裕禄形象及相应的集体记忆又是如何与当下的现实语境相契合的呢？细细究之，也不难发现其内在关联。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的浪潮如今正势不可挡地涌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而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领地却多有荒芜。电视剧《焦裕禄》将另一种人生哲学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剧中，焦裕禄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着朴素的衣裳，奔波于泥土地中。可以说，他对信仰的坚持和对理想的执着正是当下物欲社会所最缺乏的一种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当时官与民之间关系疏离的现状却并未得到有效的改善。电视剧《焦裕禄》通过诸多细节讲述了作为党员干部的焦裕禄对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他在寒冷的冬夜给偏远的公社送去棉衣，他亲力亲为给老百姓解决买煤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细节进行影像还原，焦裕禄形象的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剧中得以凸显，而这种精神无疑是对当下党员干部的一次心灵洗礼。

综上所述，从新闻报道到电影再到电视剧，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表征的不仅仅是时间流逝所带来的变化，抑或是传播形式的创新，在本质上它还是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一种镜像折射。透过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变迁，我们所观照的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就当下而言，和谐社会的建设迫切需要这方面精神力量的支撑，我们期盼，通过典型人物媒介形象的建构，能将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以集体记忆的形式转化为现实社会中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蔡琪、曹慧丹《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与发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章太炎从民族语文现代化的高度，对民族语文体系和书面文学体制展开了批判性反思，推动了清末民初文学的近代变革和现代转型。

在西来文艺审美和文学观念冲击中土的情况下，章太炎结合汉民族语文的基本特点和历史流变，循名责实，制名指实，推出“文学总略”说。1906年他在《文学论略》中提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他认为文字是区分书面文学与口语的根本标志，是文学得以确立和存在的基本指标。文学包括无句读文和成句读文。无句读文包括无所谓兴会神味的图书、表谱、薄录等。成句读文可分为有韵文和无韵文，有韵文包括赋颂、古今体诗、词曲等；无韵文则包括小说、杂文、历史等。成句读文大都有兴会神味，有韵文和小说、杂文以感人为主，亦有不感人者，而历史可感人，可不感人。章氏的这种界说继承清代朴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并将传统小学发挥到现代“语言文字之学”的高度，在学理上深刻地揭示了文化本身的即物性和符号性，而“文学总略”说显然是一种从逻辑定义的角度对汉语文学传统的全面总结，它强调“汉字”对汉语文、文学和民族文化的重大意义，突出“汉字”在文化中的基础性内涵和作用，由此形成一种独到的“文字文化”论。

在当时一切价值有待重估的历史情况下，章太炎力排众议，独出机杼，推出了自成统系的文学“雅俗论”。雅俗论一方面强调为文要讲究“轨则”：“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轨则之不知，虽有才调而无足贵”。章氏认为一切文章文学观其会通，都有自己的文类，都有“自性”（即规律），自有“法式”和“雅俗”。但它们有其共性，即“文字性”。他认为人类文明、文化、文学归根结底的功能，就是书契记事，形诸文字。章氏强调“文字性”，就是要求文学以质实性和直接性为基础。文学在“文字性”的基础上衍生出艺术性，即在不以文害辞、以辞害意的前提下讲求装饰性和蕴藉性，达到“文质彬彬”。另一方面，雅俗论又从整体文化的高度，平视“雅”“俗”。“徒论辞气，大上则雅，其次犹贵俗耳。俗者土地所生，婚姻丧纪所行也，非猥鄙之谓。”在这里，章氏把精英写作的书面文化与民间流传的通俗文化平等看待，既承认两者的互动，又强调“二者殊流”。这样的“雅俗论”不仅有效地打击了当时的古文“载道”说、桐城“义法”说和“骈文正宗”说，同时，平视雅俗的思路更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崛起的内在思想依据。

（摘编自童庆炳等《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价值观的演变》）

材料二：

中国文学史上直到1906年，章太炎才首次为文学下一定义：“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一文学定义包括了文学文本和文学研究。他反对以有韵无韵区分，视前者为“纯文学”后者为“杂文学”，而主张“文”无论有韵无韵，无论成句读不成句读，无论纯杂，“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而为言”。他的这种极为宽泛的文学定义，看似一种没有定义的定义，竟然合上了最近50年欧美文学界对文学范围的理解。仅举一例，法国的孔帕尼翁在反思何谓文学时说：“广义上讲的文学指所有印刷品（或书写品），包括图书馆里的所有藏书（以及已然笔录在案的口头文学）。”因为“文学”是一个其含义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名词，想要以一劳永逸的方式提供某种终极的定义注定是徒劳的。今日的网络文学甚至已经不是印刷品，明天还会有什么更新的媒介作为文学平台更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文学理论讨论的文学定义，主要是在确立研究对象的范围以及特定的研究视角，期待从不同方面揭示被隐藏在文学背后的图景，从而在生活中对未来拥有更为多彩多姿的想象。所以，我们必须结合章太炎定义中的下一句话“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来继续思考。能够成为我们研究对象的“文学”，不仅有作者要表达者，还有如何表达。而“如何表达”在更多的场合下，是与特定的法式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的“现实”，即以作者的“文心”为研究“核心”。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开宗明义：“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其精美复杂如同雕龙，需要“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所以，文学研究也就应该将重心放在“法式”上。这样理解章太炎的文学定义，即便是最广义的含蕴，也仍然保持了文学的独特性。

所以在今天看来，章太炎的文学定义具有两大“异彩”：第一是打破了狭隘的文学天地，其在当时的意义是有助于挣脱“纯文学”观念的作茧自缚，而在今天的意义则是可以与近50年来欧美的文学概念对话；第二是将文学研究纳入文学范围，其意义不仅结合了“什么是文学”和“怎样研究文学”，而且引申出文学活动不是由作者和作品垄断，“研究”也不是“创作”的附庸的意涵。在现代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以其理论著作加入到文学活动中，诺斯罗普·弗莱就指出“这种把批评家视为寄生虫或不成功的艺术家的观念”是错误的。这两大异彩也许可以看作是对章太炎文学定义的“激活”吧。

（摘编自张伯伟《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

材料一：

儒道两家思想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立、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并逐渐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补机制。

首先是儒家追求发展与道家倡导复归互补。儒家思想认为，社会和人性需要发展，通过后天的教育发展，才能充分地发挥其价值。但是儒家在注重人性的进步与发展时过于理想化，忽略了其中可能出现的人性的扭曲或错误的引导。这个时候，道家提出以“返朴归真”的思想来扭转这种理想出现偏差的情况，提出要保持人性中先天的淳朴天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宁静祥和。但道家难以划清“复归”与“倒退”的界限，在追求本我回归的同时，却摒弃社会的发展，这也是相对偏执的。儒道互补并不是折中，而是在人性的进步与发展的同时追求“复归于朴”的状态，这样使得人性既能在发展中积累智慧，亦能在发展的道路上始终保持本我的纯净自然。

其次是儒家讲究务实与道家倡导求虚互补。讲究务实是儒家的一大特点，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的世界中，也生活在社会中。社会中的人区别于禽兽之处在于人是遵守伦理规范的。孔子自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儒家的要求。儒家是注重现实主义的人学，而道家却往往超脱于现实。道家偏重于讲自然之道，把自然之道当作最根本的东西，而仁义之类的出现是由于自然之道的隐没，因此他们追求“返朴归真”。其途径常是将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与自然合一的状态，如《庄子》中所描述的“坐忘”。道家推崇超越意识，向往将自我的精神从市井中解放，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在时代不断演替的过程中，儒家不断地从道家借鉴哲学思想，道家为了与现实生活联系得更加紧密，也一直向儒家学习处世思想。虚实互补，在追求务实的同时，也将人们的思想境界提高到超脱于世俗的境界，这便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哲学精神。

最后是儒家追求阳刚与道家倡导贵柔互补。儒家所倡导的人文精神是刚毅进取的，其“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人生态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等，无不透露出儒家的阳明之气。尽管儒家也有刚柔调和、阴阳互补之说法、但实际上儒家思想中仍然是将以刚主柔、以阳制阴之道作为主导的。而较之于儒家之阳刚，道家更多的则是讲究谦和精神，推崇水德，以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为宗旨。老子提出“上善若水”，倡导水之阴柔及能包容天下的胸襟和气度。在儒家思想培养出一批批社会中流砥柱的同时，道家以其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熏陶出一批隐士或居于市井的文人，让他们自下而上地观察这个社会，发现社会的问题，使得社会的发展愈发稳定。儒家与道家的联系便如阴阳乾坤一般，互补却不能替代，相关却不相同。

（摘编自崔雪茹、李明睿《儒道互补对古代文人的影响探析》）

材料二：

儒道互补之说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念。所需注意的是，一些持道家主干说的论者之所谓儒道互补，是建立在道家之主导地位的基础上的，互补的方式主要是“以道补儒”，进而反映出儒学的道家化。

从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看，确实存在着一种儒学的道家化倾向。但是否也意味着还存在一种道学的儒家化倾向呢？目前尚无人明确这么说，但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儒道互补”，而不仅是“以儒补道”。“互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是相互刺激、相互吸收的。无论是偏重于“以儒合道”，还是偏重于“以道合儒”，其主旨都在“儒道兼综”“情理兼到”，以企求“自然”和“名教”的统一。王泽应先生认为，儒道互补既通过以改造了的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和援道入儒的方式来进行，也通过以改造了的儒家思想解释道家经典和援儒入道的方式来进行。前者如王弼、何晏等正统玄学，后者如东晋葛洪的学说。

有专家认为，儒道互补途径大致有三。一是哲学思维方式的途径。如儒家正面求解，通过对仁义道德的正面倡导，来表达自己修齐治平的愿望；道家以反求正，通过知雄守雌、主静贵柔来为人们设立安身立命之道。这正与负是互补的。二是伦理学和人生哲学的途径。儒家入世，故心在庙堂之上，一心想参政；道家避世，故钟情于山林，淡化当官心理。这两者形成了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为中国人提供了进退取守皆可从容对待的精神调节剂。三是文学艺术的途径。儒家强调“文以载道”，重在人的心理、性情的陶冶塑造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改造，突出文学艺术的教化功能和现实效用，充溢着一种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精神；道家强调“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主张冲破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和现实世俗的人伦纲常，突出艺术和美的独立，追求忘怀得失、忘已忘物的“天乐”，这是一种超现实、超世俗的审美境界和浪漫情怀，二者恰恰可以相互补充。

（摘编自余国瑞《中国文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