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花诗词的鉴赏

中国咏花诗词的历史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它通过人们对花卉的审美态度和欣赏情调，曲折地反映了人的种种处境和对生活的理解。我们在阅读鉴赏咏花诗词的同时，考察历代诗人、词人的不同的创作心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境界，是很有趣味的，这对我们的鉴赏活动也颇有益。

这种创作心态，粗略地看有两大类，一类侧重于表现客观自然，是欣赏自然的活动；另一类侧重于表现主观感情，是感情物化的活动。前者仍是自然世界的反映，后者则已进入感情世界了，自然的花草仅仅是进入感情世界的媒介罢了。后者在咏花诗词中佳作最多，价值也更高。这两大类作品，在艺术境界（诗境）上，又表现出不同的层次。

首先是表现感官感受的“物境”（用传为王昌龄所作《诗格》中语）。着眼于花卉色香形态的描述，是即目即景、直接感知的形象。在创作上表现为“巧构形似”，追求审美客体形貌的逼真再现，从中获得感官的快适。如白居易的《山石榴》诗写杜鹃花的红艳，云：“日射血珠将滴地，风翻焰火欲烧人。”真是“吟之未终，皎然在目”。又如章质夫的《水龙吟》状杨花飘飞，同样妙到毫端，云：“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可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我们欣赏这类诗词，比较容易看出其好处，如食雅梨，入口便化。这些创作，是典型的模仿自然、通过艺术再造自然的活动，以艺术品酷似自然原形为乐。亚里斯多德在探讨艺术创作的自然原因时认为，模仿能使人们得到满足，确实是这样。

不过这种“似”，还仅仅处于“形似”的境界。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也一样，故需要再进一步转向表现审美客体作用于审美主体感官而产生的某种特殊感受，以获得“传神”地再现自然的艺术效果。如韦庄写白牡丹，全然撇开其形态，只说“昨夜月明浑似水，入门惟觉一庭香”。表现素花溶化在月色中，不见其花，惟闻其香的特别感受，唤起人们固有的审美体验，那么白牡丹皎洁芳香的幽雅神貌，便可思而得之。在这里，并不仅仅直接诉之感官，同时要通过联想来意会。范成大《霜天晓角》咏梅云：“脉脉花疏天淡，云来去，数枝雪。”也是舍其形而摹其神，皆有画笔难到的效果。这正像唐人戴叔伦所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无疑我们欣赏这类诗词作品，需要有一番沉潜涵咏的功夫，甚至要通过想象，用自己的经验、印象去补充、生发。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欣赏也是一种再创造的活动。

（演讲记录稿）

葛剑雄

春秋战国之交，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在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大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了；旧的奴隶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了；一部分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虽然地位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他们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杰出的政治、军事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至于一般的出谋划策、谈天雕龙之流，以及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更是人数众多。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论语》《孟子》《老子》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公元前2世纪中叶，汉武帝认识到孔子学说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因而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尊奉孔子为圣人，尊称孟子为亚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以及孔子后裔和孟子后裔，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或认为孟子的学术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或完全一致，简言之，即所谓的孔孟一家。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或许也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政治阴谋。因为，实际情况是，孟子的学术思想一部分继承于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则是孟子自己的创造，而这后一部分内容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孔子。

孔子倡导的社会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致命的问题在于，当君王不尽君王的责任时，或君王胡作非为时，人们没有正当合法的途径去纠正君王的错误或更换君王。对这个难题，孔子心里是明白的，但是他没有找到或不敢（不愿）提出解决的办法。对比之下，孟子则鲜明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国的历史中，他是第一个明确主张民众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朝廷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为了约束君王的行为，孟子主张在任命或罢免官员的问题上，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少数几个大臣说了算，而是必须要征求国人的意见；在定罪量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允许君王的亲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说了算，同样必须征求国人的意见。对于不称职的君王，孟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在君臣关系上，孟子坚持人格的尊严与平等，他曾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人。（《孟子·离娄下》）”

事实上，孟子的上述主张，都是孔子未曾提出过的，这表明孟子的学术思想、政治理念与孔子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学派，孔孟并非一家。其实，孟子思想与孔子思想存在着本质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里都是明白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对《孟子》一书的许多主张都大为恼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从孔庙里迁出，但是他冷静下来后却发现把孟子像放在孔庙中实在是太有必要了。这是因为，只要宣扬孔孟一家，那么孟子便永运屈居亚圣地位，孟子思想主张的正确与否，也就必须以孔子思想为准，这样便可以用正圣压制亚圣，用孔子的思想埋没孟子的思想，从而扼杀了孟子倡导的民主思想的传播。

（摘编自《中华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