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近来，人工智能（AI）续写经典小说，其情节曲折却又颇有创意，在一些文化社区和视频网站引发热议。一时间，人类作家能否保住饭碗再次成为讨论话题。

这种担忧并非文学创作领域所独有。在新闻业中，新闻算法程序或所谓的新闻写作机器人早已实现广泛应用。这些程序除了能撰写和发布新闻资讯外，还能基于用户的新闻信息消费行为特征，对后续新闻主题进行智能化筛选和推送，让新闻信息分发更加准确有效。自动新闻写作软件“叙事科学”（Narrative Science）的开发者甚至认为，未来此类人工智能软件还将逐渐转移到“新闻产业链的上端”——解释性新闻。同样，在剧本写作、电影剪辑、音乐创作、艺术设计等超越纯粹重复劳动，以人类独特的创造性为存在基础的领域，人工智能的介入程度也越来越深。所有这一切，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终将取代人类，成为文化生产的主角？

不可否认，人工智能在不少方面确实比人类要高效得多，但若仅据此就得出人类必将被其取代的结论，显然为时过早。无论人工智能多么接近人脑，其内在的局限性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始终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而这绝不只是量的差别，更是质的差别。人工智能获得和人一样的自我意识，成为和人平起平坐的意识主体，甚至反过来控制人类，这样的场景基本上只存在于科幻电影的虚构剧情中。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深度学习以及自然语言生成技术完成诗歌创作或小说续写，但这并不意味着机器的“思考”过程就等同于人类的思维过程，更不意味着人工智能算法机制生产出来的诗歌或新闻等文本产品，与人类生产出来的类似作品具有同等的创造性或文化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技术始终无法突破符号操控的层次，也就无法出现具有心灵和主体观念的机器。它无法像人类那样具有自我意识，从而可以制造出复杂的概念、价值和意义体系。

尽管人工智能算法能对特定的结构化信息进行识别，甚至随着技术的进步，它可以对情绪、情感以及态度等相对复杂和模糊的信息进行甄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在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的过程中自身并不会产生相应的复杂情绪和情感反应。它始终不会产生“自我”概念，对“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进行解释，从而赋予自身的存在一种意义和价值。而人类意识的独特之处则在于，人类不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做的意义为何，而且对自身行为的意义进行阐释，将其与复杂的情感和社会语境相结合，从而产生无穷的意义阐释的可能性，并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对此前的意义体系进行修正，从而产生特定的观念谱系和文化史。而这些都是只能对信息的符号形式特征进行学习和分析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程序无法做到的。

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即便在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具备分析情绪或软性事实，并识别不规则或异常数据信息的能力，依然无法理解人类表达中的细微之处，也无法形成价值判断和道德使命感。而正是这些无法被量化的意义内涵，影响到人类进行文化创作时独特的表现方式，同时也凸显了人类文化实践丰富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尽管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快速发展，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突破性的进步，但人工智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类似人类思维过程的“意识”尚无可能。这种缺陷导致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停留在不断完善对信息和象征形式进行分析和控制的层次，而无法发展出独立思考的“心灵”，也就不可能具备人类主体基于大脑神经思维过程和以身心合一性为基础的主体意识所形成的意义建构能力、文化创造性和道德感。

（摘编自黄典林《AI续写名著成爆款 我们该为此忧虑吗》，有删改）

材料二：AI续写最近也火了。最近，记者发现，AI续写名著成了网友们的欢乐源泉，可是AI续写的故事情节让网友们直呼匪夷所思、脑洞大开。AI续写故事，只有你想不到，没有AI写不了的。如真正的恐怖故事《狼》则被AI赋予了不一样的现实意义，变了画风，故事中的屠户最终还是被狼吃掉，而这两只狼紧接下来到处兴风作浪，官府出动了三百官兵围剿，却被两只狼击败，全军覆没，于是这下人心惶惶，直到后来有猎人在森林里发现，这两只狼已经寿终正寝，人们才彻底放下心来，而两年后，皇帝驾崩前却说自己梦到了两只恶狼。看完故事网友纷纷觉得，这篇续写十分具有现实意义，让故事多了几分神秘和讽刺。

当然，AI续写还有另外一种画风：武松可以骑虎下山，却惨被王婆断臂；朱自清的父亲背影中，出现了折叠宇宙……

其实，这已经不是人工智能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展现“创作能力”。前几年一度流行的“AI写诗”，便曾赚足舆论的目光。

AI写作能够代替人类创作吗？对此，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张鹏在做客“新闻评谈”节目时表示：经典作品一定是做到连贯性的情感呈现。当文学阅读已经变成文化消费，在文化消费普及的情况之下，人工智能写作有可能成为文化商品或文化产品。但是不能超越人类，因为作为经典“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真正能够形成经典还是靠深度的挖掘人性，让人性在不同的情节中进行变化。

主持人侯贞认为，未来AI写作大有可能会取代网络“写手”，但真正有思想、有情感共鸣的文学创作必然还是出自人类之手。这就好比服装加工流水线上的操作员会被智能机器人取代，而手工创作工匠却无法被超越一样。

（选自新浪网《新闻评谈》，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政治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际关系”的概念是广义的，既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指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既需相互依靠，又有利害冲突。协调诸如此类的问题，便是政治的任务。既然中国文化不相信神而只相信人，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头等重要的事，便自然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天人之际的人神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更重视政治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中国产生儒家哲学的原因。

中国文化这种重视政治、薄于宗教的特征，当然会给中国文学以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歌是最早被要求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文体。根据传统的文学观点，诗歌虽然就其本质而言是抒发个人感情的，但因为个人是生活于群体之中的，而所谓政治也无非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因而诗歌与政治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毛诗大序》之所以一下子从诗歌的抒情功用谈到政治功用，便是作者的意识深处存在着上述思路之故。

类似中国诗歌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其他诗歌传统中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松浦友久指出的：“在比较诗学上，一般认为，‘诗与政治’的课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近代。但在中国诗史上，这却是自古以来诗学上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并且其中表现的‘诗与政治’的关联，综合包括理念与实践两个层次，而其传统又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都是无与类比的特殊情况。”

（摘编自邵毅平《诗歌：智慧的水珠》）

材料二：

唐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表征。中国诗史上的一些高潮期，也莫不有它独特的政治背景。战国时，楚面临强秦的威胁，进步爱国力量与腐朽卖国势力的斗争，推动屈原的创作，而屈原所经历的高层政治体验，则赋予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建安时期，曹操政治集团以其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式，把因党锢之祸被压抑冷落的士人，重新推向政治舞台，激起强烈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歌，正是得力于这种正面推动。继唐诗而起的宋诗，发展到宋中叶，又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而其时从仁宗朝庆历新政，一直到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前后，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要克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挽救长期和平发展中潜伏的危机。诗歌界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一连串起伏动荡的政治变革中卷入得很深的人物。

考察诗歌高潮来自政治的推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繁荣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文学样式——诗歌，它注定要与封建政治发生密切联系。政治影响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一）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二）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三）打击压抑，导致怨悱；（四）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一）和（四）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二）和（三）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如李白、杜甫之入宫廷，便是始而受激励，继而遭压抑。

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士人，总是先由政治给予某种参与的机会，在参与中有所不遂，才会引起怨悱。导致“长吟哦”的“起且僮”（崛起而后困顿），“起”往往在先，由政治直接给予拨动；“佳”伴随于后。“起”与“佳”或是单纯从某一侧面作用于诗歌创作，或是交糅在一起，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或是比较直接地表现为正值，或是要经过创作活动的一番消化转换，才表现为积极有益的效应。能够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推动的政治，不在于它有多么清明或稳定，而在于它要能强烈地率动人心，让人不断地感奋起来，发之于吟咏。封建王朝初期，一般号称盛世，而文学人才可能尚未积累到最丰沛的程度。同时稳定和繁荣不免缓解了士人要求干政的迫切感，诗歌颂美居多，缺乏对政治的深刻卷入，艺术上也缺乏由深广内容带来的要求变革创新的推动力。封建王朝末世，往往陷入大动乱。斗争残酷，兵祸连年，文教停顿，人才短缺，士人对世乱恐惧回避，诗歌也相应衰敝。东汉末（灵帝朝）、隋末、唐末的情况大体如此。一般性地排除了王朝开国期和衰乱期，再结合诗歌史上几个兴盛阶段来着，中国诗歌高潮，总是出现在社会政治比较有活力，能够吸引人才，并多方面推动士人为较高理想积极追求的时期，而盛唐则是演出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时期的最为辉煌的一幕。

（摘编自余恕诚《唐诗风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论权力的人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偏重在社会冲突的一方面，另一派是偏重在社会合作的一方面。

从社会冲突一方面着眼的，权力表现在社会不同团体或阶层间主从的形态里。在上的是握有权力的，他们利用权力去支配在下的，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权力，依这种观点说，是冲突过程的持续，是一种休战状态中的临时平衡。冲突的性质并没有消弭，但是武力的阶段过去了，被支配的一方已认了输，屈服了。但是他们并没有甘心接受胜利者所规定下的条件，非心服也。于是两方面的关系中发生了权力。权力是维持这关系所必需的手段，它是压迫性质的，是上下之别。——这种权力我们不妨称之为横暴权力。

从社会合作一方面着眼的，却看到权力的另一性质。社会分工的结果每个人都不能“不求人”而生活。分工对于每个人都是有利的，因为这是经济的基础，人可以较少劳力得到较多收获；人靠了分工，减轻了生活担子，增加了享受。享受固然是人所乐从的，但贪了这种便宜，每个人都不能自足了，不能独善其身，不能不管“闲事”，因为如果别人不好好地安于其位地做他所分的工作，就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这时，为了自己，不能不干涉人家了。同样地，自己如果不尽其分，也会影响人家，受着人家的干涉。这样发生了权利和义务，从干涉别人一方面说是权利，从自己接受人家的干涉一方面说是义务。没有人可以“任意”依自己高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得遵守着大家同意分配的工作。可是这有什么保障呢？如果有人不遵守怎么办呢？这里发生共同授予的权力了。这种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社会分工愈复杂，这权力也愈扩大。——这种权力我们不妨称之为同意权力。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依赖与庇护是孪生关系。依赖的目的是寻求庇护，庇护之下必然形成依赖。不过，与自上而下的庇护关系不同，依赖关系可以存在于地位不平等的双边关系主体之间，也可以存在于地位平等的双边关系主体之间。地位平等的双边交换关系，往往以互惠互利为基础，可以称之为互惠式依赖关系；地位不平等的双边交换关系，往往以强者对弱者的强制力为基础，可以称之为被迫式依赖关系。

与强弱者间的强制性关系不同，互惠互利是传统社会中最为常见的道德要素与行为准则，是传统社会自我整合的基础。它要求社会主体之间共同受惠，共同增益，排斥以损害他人或集体利益而过度谋求个人私利的“无公德行为”。斯科特曾指出，互惠互利根植于一个最为简单的观念：一个人应该帮助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或者至少不损害他们。费正清则直接用“付出——回报”模式来说明中国人的互惠互利观念。“他有一种安全感，因为他知道，如果履行了指定给他的那部分职责，他可指望这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反过来也对他履行应尽的职责。”从发生学上看，互惠互利的产生可以发自利益，也可以发自情感，还可以发自价值。以此为标准，互惠式依赖关系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利益互惠式依赖关系源自共同的利益联结。共同的利益是依赖关系形成的首要条件。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特质的国家，以土地为载体的农业生产是农户一切活动的根本。虽然一家一户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农业的基本生产方式，但若离开与他人的互助合作，单家独户是难以生存与延续的。所以，农户往往基于共同谋生的需要，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种利益互惠式的依赖关系。这种利益互惠式依赖关系强调依赖双方拥有共同的利益需求，共享互助合作中产生的利益增值。

情感互惠式依赖关系源自共同的情感联结。历史上的理性小农与道义小农经常争论不休，其核心命题在于小农的行为动机是受利益驱动还是情感驱动。其实，现实中的小农是一个利益理性与情感道义的综合体。小农既可以基于利益互惠而相互依赖，也可以基于情感互惠而相互依赖。正如滕尼斯开宗明义地指出，传统社区是一个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在这种人情社会中，“关系中有没有感情，感情的质量如何，都是经常需要考虑的”。情感与利益一样，都可以有效维持互惠式依赖关系的稳定与延续。以共同情感为纽带联结形成的互惠式依赖关系就是情感互惠式依赖关系。

价值互惠式依赖关系源自共同的信仰联结。在传统社会中，面对严峻的自然环境与国家的“无为而治”，小农往往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进行外化，将一种超越村落社会的高高在上的国家力量进行“隐喻”，由此形成了一种神灵崇拜。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具有共同信缘关系的农户，往往自发联合起来，相互合作，形成一种密切的价值互惠式依赖关系。通过共同的信仰活动，成员之间可以相互帮扶、相互照顾，以此承担单家独户所不能承担的责任，抵抗单家独户所不能抵抗的天灾人祸，互惠互利，共同维系生存，寻求发展。

（节选自吕传振《互惠式依赖与协商性治理：传统时期乡村治理的运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