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二：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早期，人们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路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将“知”与“行”视为内在一体的过程。“知行合一”并非意味着“知”“行”同一，而是说明“知”与“行”是互养相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既是一种自觉的观念，也是在实践中自觉践履的。求知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总是在对已知的范畴有所体悟之后进一步探究未知世界的堂奥，进而在丰富知识结构的过程中使思想力转化为实践能力。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真知产生于实践并在实践中验证和进一步丰富，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并在创新实践中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也运用阳明心学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强调革命道德。例如，陈独秀探究了“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逐条分析其要义，阐发其现实价值。宋教仁思考了阳明学作为革命的精神动力问题，分析了阳明学的心物观、博爱观的变体，这在他译介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有一定的体现。

为此，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亦应分析王阳明“致良知”对人的德性养成与道德实践的内在规定。“良知”乃“心之条理”，是人们应当遵循的规律。“良知”并非“现成可得”，而是要在实践中养成。“致良知”使人们自觉以“心之力”改变世界，人的实践活动具有目的性，实现目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动力。阳明心学强调以“心之力”成就自我，以合宜的实践活动为前提，必然体现为“知——行——知”的过程，这也是认识和把握规律的过程。在实践中用心探寻规律并自觉践行，遇到困难而不改其志，始终“敢直其身”，殊为可贵也。“知”与“行”分别是探寻规律和实现目的的前提和途径，共处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者理解实践思维方式的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已呈现其在中国具体化的文化自觉，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相结合的过程中也得到印证。

（摘编自臧峰宇《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作者记述了“石头”对空空道人所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自己这部“石头所记”与中国古典小说史上那些“历来野史”“风月笔墨”“才子佳人”“之乎者也”等现象一一对比，反思历来小说之流弊，反复呈示自己的《石头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叙述“我这半世亲见亲闻”，“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等，无不在以小说谈小说，以小说省思小说，成为我国古典小说中“元小说”的杰出范本。不仅如此，在该书第一回中，作者还通过“贾雨村”（假语村言）、甄士隐（真事隐）、空空道人等虚构人物之口，多视角地对小说艺术予以反身批判、自我省思，加重了这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最伟大的小说之一的“元小说”分量。就此而言，《红楼梦》尤其是这第一回，显而易见，是一种显性的“元小说”。

我们可否做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整部《红楼梦》并没有第一回中上述这些显性的关于小说的自我指涉、自我呈示，而将这些自我省思的思维成果隐含起来，自觉地贯彻到整个小说的创作过程当中，整个小说在人物塑造、人物关系、结构布局、文学语言等方面保持不变——这样一部并无显性的“元小说”痕迹的作品，它是否还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呢？从作者对于小说艺术的自我省思来说，它是否含有“元小说”的元素呢？我认为应该给予十分肯定的回答。这样的一部《红楼梦》尽管没有现在这样显性的“元小说”叙述方式、更为复杂的嵌套结构，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小说杰作，仍与那些“历来野史”“风月笔墨”“才子佳人”“之乎者也”旧式小说形成鲜明的对照。

实际上，在人类小说艺术史上、整个艺术发展史上，并无那种显性的“元小说”“元艺术”之征候的小说作品、艺术作品，可能是更大量的艺术存在。其中，并不乏真正的小说杰作、艺术杰作。当我们以艺术之自我指涉、自我省思品格为旨归进行“元艺术”研究时，我认为既要关注那些显性的“元艺术”现象，更要关注更大量存在着的隐性的“元艺术”现象。

之前那些关于“元艺术”现象的研究，更多地留意于所谓的画中画、戏中戏、艺术中的艺术、作品文本的互文关联，因此也格外关注艺术中的相互影响作用。正如列奥·斯坦伯格所言：“一切艺术都受到其他艺术的传染。”换句话说就是，一切艺术都要从以往的其他艺术中承继、借用某些元素，与其他艺术文本具有一种复杂的互文性关联。这当然是对艺术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现象很有价值的理论发现与总结，指出“元艺术”的一个重要指向。不过，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艺术的这种自我省思即“元艺术”的另一个重要指向，即艺术要想真正具有不同凡响的创造性、独创性，它还要对过往陈腐的艺术传统予以反省、批判，寻找、创造新的艺术语言、艺术呈现方式。正像《红楼梦》中“石头”对空空道人所表达的那样，它这部“石头所记”，要想不落凡俗，就必须“不借此套”，与陈腐的旧传统、旧文本告别，独辟蹊径，实践一种新的艺术法度、美学原则。而这正是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艺术所共同具有的可贵品质。

（摘编自李心峰《关注“元艺术”》）

材料二：

“元艺术”这一术语目前还没有引起学术界或艺术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但是，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已有学者或艺术家提到“元艺术”这一词语。

《易卜生晚期戏剧的复象诗学》一文中，作者分析了易卜生的一些戏剧所具有的“元艺术性”，认为“艺术家自身的‘元戏剧’，渗透着剧作家的灵魂自审与艺术自审，具有‘元艺术’的品格”。而且作者还为“元艺术”下了一个定义：“所谓‘元艺术’，是指作品本身渗透着艺术家对于艺术、艺术家自身的反思，在艺术本质、艺术功能、艺术家的身份与作用等问题上启人深思的艺术。”在这里，作者明确指出了“元艺术”的“自我反思性”，而且把自我反思的对象分为艺术家和艺术两个方面。这是国内较早对“元艺术”进行明确定义和解释的，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未继续对“元艺术”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几乎任何现象之前都可以加上前缀“元”，用来表示某事物的“自我指涉、自我意识或自我模仿”。因此，“元艺术”就是这样一种艺术：它可以使“我们所创造的任何一种艺术的思维过程、程序和前提都变得明确”。

所谓的“元艺术”，简而言之就是“关于艺术的艺术”，即具有自我意识、自我指涉、自我模仿等特性的艺术。在这里，“元艺术”之“元”，指的是“更高级的逻辑形式”。按照艺术门类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元艺术”分为：“元小说”“元绘画”“元电影”“元戏剧”“元舞蹈”“元音乐”等。每一种具体的“元艺术”都有各自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轨迹，各自产生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元艺术”的创作要先于“元艺术”的理论。具体的“元艺术”的创作要先于这种“元艺术”的命名。比如，“元小说”的创作要先于“元小说”这个名称的出现。在西方，“元小说”的创作传统源于17世纪，塞万提斯等作家的一些小说作品就显露出了“元艺术”性。而“元小说”这一概念则首见于1970年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威廉·H·伽斯《小说与生活中的艺术》一文。

（摘编自张新科《“元艺术”与后现代主义》）

材料一：

西方人有一句恒言说：“艺术是解放的，给人自由的。”这句话最能见出艺术的功用，也最能见出美育的功用。从哪几方面看，艺术和美育是“解放的，给人自由的”呢？

第一是本能冲动和情感的解放。人类生来有许多本能冲动和附带的情感。它们都需要活动，需要发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它们不但常彼此互相冲突，而且与文明社会的种种约束不相容。弗洛伊德派心理学认为，本能冲动和附带的情感仅可暂时压抑而不可永远消灭。如果勉强被压抑下去，会在潜意识里凝聚成精神的疮疖，为种种变态心理和精神病的根源。依弗洛伊德说，我们现代文明社会中人，因受道德宗教法律习俗的裁制，本能冲动和情感常难得正常地发泄，大半都有些“被压抑的欲望”所凝成的“情意疖”。这些“情意疖”潜蓄着极强烈的捣乱力，一旦爆发，就成精神上种种病态。但是这种潜力可以藉文艺而发泄，因为文艺所给的是想象世界，不受现实世界的约束和冲突。在这想象世界中，欲望可以用“望梅止渴”的办法得到满足。有了文艺，本能冲动和情感才得自由发泄，不致凝成疮疖酿成精神病。

第二是眼界的解放。宇宙生命时时刻刻在变动进展中，希腊哲人有“濯足急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的譬喻。所以在这种变动进展的过程中，每一时每一境，都是个别的、新鲜的、有趣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圈、有所蔽，许多东西都不能见，所见到的天地是非常狭小的、陈腐的、枯燥的。诗人和艺术家所以超过我们一般人者就在情感比较真挚、感觉比较锐敏、观察比较深刻想象比较丰富。我们“见”不着的，他们“见”得着，并且他们“见”得到就说得出；我们本来“见”不着的，他们“见”着说出来了，就使我们也可以“见”着。文艺逐渐向前伸展，我们的眼界也逐渐放大。这种眼界的解放给我们不少的生命力量，我们觉得人生有意义，有价值，值得活下去。

第三是自然限制的解放。自然世界是有限的，受因果律支配；人由遗传和环境造成，在自然中是极不自由的。人可以说是两重奴隶，首先服从自然的限制，其次要受自己的欲望驱遣。以无穷欲望处有限自然，人便处处觉得不如意、不自由。在艺术创造中，人可以把自然拿在手里来玩弄，剪裁它锤炼它，重新给以生命与形式。每一部文艺杰作以至于每人在人生自然中所欣赏到的关妙境界，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在服从自然限制而汲汲于饮食男女的寻求时，人是自然的奴隶；在超脱自然限制而创造欣赏艺术境界时，人是自然的主事。多受些美感教育，就是多学会如何从自然限制中解放出来，由奴隶变成上帝，充分地感觉人的算尊严。

从历史看，一个民族在最兴旺的时候，艺术成就必伟大，美育必发达。史诗悲剧时代的希腊、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歌德和贝多芬时代的德国，都可以为证。孔子处周衰之际，特致慨于诗亡乐坏，也是见到美育与民族兴衰的关系密切。现在，我们要想复兴民族，必须提倡普及的美感教育。这是负教育责任的人们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摘编自朱光潜《大美人生：朱光潜随笔》）

材料二：

“五育并举”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当前，美育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学校教育各学段。新时代，如何更好地理解美育？如何推进学校美育工作？记者日前专访了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

记者：副课，这是长久以来人们对美术、音乐等科目的统称。美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可见一斑。目前，一些地方将美育列入中考。对大众而言，人们对美育的认识应该有怎样的提升改变？

王登峰：强化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首先要从思想观念上认清美育的地位和价值。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关涉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精神教育，对人的言谈举止和礼仪规范具有打磨作用。

美育又是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和创新的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它与人的创造性思维又有着直接的关系。美育在体现思想、道德、行为规范的同时，又鼓励艺术实践活动用全新的方式去进行，它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美育是教育的“磨刀石”。为什么是“磨刀石”？美育是把人的所有的欲望、愿望、梦想首先“打磨"成符合社会规范的表达，在此基础上再朝更加高尚的道德层面去打磨，让他成为品德高尚的人。

我们要对学校美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不能仅仅把学校的艺术教育课程当成一个艺术活动，要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要把实现最基础的艺术实践活动、艺术体验活动，作为实现美育教学目标最重要的基础。要充分认识学校美育在整个教育改革发展中、在整个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

（摘编自靳晓燕《美育是教育的“磨刀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