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材料，完成各题。

材料一

“数字极简主义”是2019年美国学者卡尔·纽波特在《数字极简主义：在嘈杂的世界中选择专注的生活》一书中首倡的概念，强调人不应被技术所绑架，技术与工具应当为人服务，进而提出要极限简化数字技术使用，减少技术对人生活和心理的影响。目前，豆瓣小组“数字极简主义”成员数量已数万，这说明其理念已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在“数字极简主义”风潮中，“网络隐居”日渐成为一种代表性的社会实践。网络隐居者们试图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网络空间的依赖，在网络世界与现实社会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

“网络隐居”生活也有大隐、中隐和小隐。出于各种原因，比如为了戒网瘾而短暂退出数字世界、卸载某款软件、规定每天使用电子设备不得超过多少时间的“断舍离”，可称其为“大隐”；为了保护自己免于争论或非议，尽量少留下明显观点和态度，诸如“我就看看不说话”“只转不评”或是“群内潜水”等做法，若没有其他明显的“反技术依赖”行为，或可称作“小隐”；在保持最低限度使用的前提下，对算法追踪的主动拒绝，是一种“中隐”，它并不能完全被纳入“数字极简主义”的范畴，因为用户并未刻意减少使用或断开连接，也不愿意承担与世界失联的代价，而是不希望留下痕迹，阻止各类能够被数据化的个人信息和特征收集，从而能够自主控制所见、所闻，以防掉入数字牢笼。

年轻互联网用户个体化的“线上隐居”只是一种很弱的自我保护，尽管他们勇于挑战自我，试图用自觉自律的理性来对抗，但可能很难挑战数据经济和互联网算法秩序。举个简单的例子：即便个人在使用APP时不注册、不登录账户，不留下手机号等个人信息，但实际上，企业并不需要获得这些就可以实现精确画像，因为他们的追踪并没有与具体的个人相对应，而是与手机的设备ID捆绑在一起。但是，不能因个体力量小，难以改变现状，就否定日常实践和微观行动的积极意义，其价值恰在于向政策制定者、互联网科技企业和全社会表明，“网络隐居”是一种基本权利，这一点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也带来了切实可感的变化。2021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是我国首部相关领域的行政规章，旨在规范APP超范围采集个人信息的顽疾，为用户的“网络隐居”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同样，不少科技企业开始意识到，保护用户隐私与企业长远利益并不相违背，相反会赢得更多用户的尊重，给自家产品带来更高的声誉和信任度。此种良性互动将有助于中国互联网环境的持续改善向好。只有充分尊重用户的主体性和人格尊严，中国互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取材于李韬、李睿深、徐偲骕、姚建华等的文章）

材料二

人们对“数字极简”的渴望背后，是电子设备时代名为“数字囤积”的行为和症结。“数字囤积”早期出现于心理学和医学领域，指人们在物理空间中的“囤物癖”在数字空间中的延伸。我国学者将“数字囤积”定义为“随着社交媒体中数据数量激增和保存数据的成本降低，用户出现的无差别保存数据且不愿意删除数据的行为”。在网络社交媒体中，一些网友会自称“数字仓鼠”，以这种形象的方式描述个体在数字空间囤积电子邮件、照片、文件和软件等数据信息和材料的行为。

囤积行为是一种有意和无意行为的混合，既有工具性的考虑和情感性的需要，也可能在无意中不断进行累积。

信息及资料的囤积往往建立在数字信息的使用价值和工具性目的之上，如电脑中收集留存的工作文件、学习资料、课堂笔记，以及社交媒体上收藏的各类教程和攻略等。在此过程中，电子设备成为人类的“机械大脑”，将一时间来不及处理的内容交给体外设备保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脑的负担。

情感和记忆类“数字囤积”的代表性内容是社交媒体聊天记录、照片、视频等人们不舍删去的数字痕迹。这类数字物往往承载着回忆和情绪，可被视为“自我”的延伸。

当然，除了以上两种有目的的“数字囤积”行为，每天浏览并处理大量数字资料的个体有时也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囤积大量数字物。在加速的社会和过载的信息流中行走的个人就好像在海边浪潮里漫步的旅人，即使并未刻意捕捞什么，但身上的衣衫仍会被打湿并变得沉重。

既有研究认为，“错失焦虑”是引发青年群体进行“数字囤积”的关键因素。囤积是个体在面对具有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人们往往害怕错漏和遗失，需要赶紧“码住”信息，以免将来需要用的时候找不到。与此同时，人们又从中获得了一种自己合理利用了碎片时间的快慰，并在飞速疾驰的信息中实际获得了一丝安全感和对日常生活的掌控感，仿佛握住手机，就像把过去、现在和未来需要的信息都握在了手中。因此，即使“网上冲浪”时遇到的部分信息和资源在当下不会被立即使用，但仍会被人们收藏和保存下来。久而久之，新的信息不断堆叠在旧的信息之上，收藏者甚至也会忘记自己保存过哪些资源。一些网友常用“在收藏夹吃灰”的自嘲方式来表示这种对数字资源“囤而不用”的行为。

大量的数字囤积物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压力来源：布满电脑桌面的文件、告急的手机内存空间、重点失焦的收藏夹……过载的囤积物使数字生活变得混乱，造成新的失控。大量的数字资源躺在收藏夹中“吃灰”，繁杂无序的文件干扰着正常检索和使用，膨胀的垃圾数据影响设备的运行。基于此，数字资源的整理和利用愈发成为数字时代所需的媒介素养之一。

此外，日益进步的数字存储手段可能正在改变人类的记忆模式和记忆习惯，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体外设备。大脑不再需要活跃地记住与回忆，因为在数据的辅助下人们只需要上传与检索便可以获得具体的、明确的数字资料去佐证这段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在数字存储技术为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我们需要知道，数字材料并非记忆的原本，不能取代人类的记忆，而是辅助记忆的工具。学会在庞杂的数字囤积物中进行整理和取舍，不被数据捆绑，给自己一些“留白”的空间，或许是数字时代人们的一堂必修课。

（取材于齐臻玅的文章）

材料一：

近年来中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定显。一方面平合经济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另一方面中国平台经济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容易引发平台经济发展的风险。因此，对中国平台经济的有效治理，是保证平台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关键所在。

这里所理解的平台经济是指在大数据时代，以数据为主要的生产要素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它不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运行，而是通过平台的利益协调机制来运行。而平台经济的平台企业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功能：一是创造及收集大数据及大数据分析；二是创建条件让平台数据、信息及服务共享；三是制定平台运行规则等。

从平台企业的三个基本功能来看，首先，平台经济与之对应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力及资本等不同，它是以数据为生产要素。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平台经济可以克服市场经济的信息约束及认知约束，获得完全、客观的及面向未来的信息。平台经济的核心是大数据及大数据分析，离开了大数据及大数据分析，平台经济一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水，根本无法发展。所以，理清大数据本源的所有权和大数据分析所获得信息的所有权往往成了对平台经济有效治理的关键。其次，平台经济是一种互联网数据、信息及服务共享经济。如何实现数据共享，是平台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关键，如果只是强调数据中的隐私过度所有，这不利于数据共享，如何实现两者的平衡是平台经济治理的重要方面。再次，平台企业通过算法语言对平合运行规则制定。而任何制度规则都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比如，市场利益分配机制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而市场价格机制又需要政府公权力介入制定保证市场秩序公平公正的规则。市场制度规则通常是一种公共品。平台经济的利益分配机制通常是通过算法语言所设定的平告运行规则以协调的方式来进行。这时，平台运行的规则既是私人品（完全由平台企业制定），又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如果平台企业仅是把自身利益最大化，很容易通过算法语言所设定的运行规则过度牟利，而损害其他平台当事人的利益。所以，这些都是平台有效治理最为关注的问题。中国平台经济治理往往会以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这可能是当前中国平台经济治理效率低下的关键所在。

经过十几年来发展，中国平台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发展及空前的繁荣，各行各业的网络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也形成世界级巨型网络平台。平台经济渗透到国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平台经济也成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及传统经济转型的巨大动力。不过，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及新业态，不仅企业在干中学，而且对于平台经济的治理，政府对平台经济制度的安排、规则的设定、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监管理论确立等方面也是没有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平台经济运行所面临的困难、问题、矛盾、短板也不可能避免。

政府要全面开展普及数字公民教育。这不仅有利于平台企业家遵纪守法地经营，也有利于广大民众及政府部门对平台企业进行有效监管，这也有利于减少平台的违法经营，稳定市场秩序等。总之，对中国平台经济的有效治理，就在于我们先要在相应制度规则上准备好，在平台经济发展及监管之间不断寻求一个个的平衡点。

（摘编自易宪容《中国平台经济发展与治理所面对的问题》，《政策研究》2021年4月16日）

材料二：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平台经济治理进一步走向法治化、常态化和有序化，但平台企业发展的规范性、监管体制的适应性、市场主体权益保护的有效性等尚待提升，特别是基础性制度建设滞后、监管有效性不足、规则互动性不强，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平台经济的健康有效发展，亟待不断改善和提升。平台经济有效治理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加强平台经济治理机制创新，提升平台经济运行效率，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其一，健全的基础性制度体系是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基础性制度带有方向性根本性，事关平台经济发展全局。通过完善健全数据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基础性制度，补齐制度短板，进一步细化和廓清数据安全、消费者权益、劳动保护等重点领域平台治理的责任边界，加快构建更加成熟的平台经济治理基础制度体系，能够为平台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其二，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离不开高效能的监管。基于平台经济特点，需要加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监管框架，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根据平台信用等级和风险类型，进行差异化监管，实现跨区域、跨行业、跨领域监管的有机协调，以及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的高效协同。同时，通过包括平台经济领域信用体系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社会监督机制有效规范平台经济参与者的行为。

其三，平台经济治理要协同推进、形成合力。建立在多中心治理理论基础上的合作治理模式，对解决平台经济外部性具有积极意义。要加强监管部门与平台企业的信息互换、执法互助，强化平台经济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行业公约等制度的配套衔接，增强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的互补性，提高治理整体效能。

其四，平台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强化平台社会责任是应有之义。一方面，要加强对消费者和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还要支持和引导平台企业强化普惠性技术创新应用，完善创新服务体系，赋能实体经济企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现平台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协同发展。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平台连接各方行为的约束性规制和激励性支持，强化平台在数据安全、食品健康、公共交通等领域的责任。

总之，加强平台经济治理，核心在于形成高效的市场规则供给、良性的市场组织生态和完善的权益保障机制，以有效解决平台垄断、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形成有利于创新活力激发的新型市场。

（摘编自孟凡新《加强平台经济治理机制创新》）

材料一：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指出：“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各国应该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促进各国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动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需要兼容并蓄的发展规律，深刻反映了国际法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要求。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进而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符合国际法发展趋势，体现了现代国际法价值底蕴。

国际法是调整国家、国际组织等国际法主体关系的法律规则。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自国家出现后，就有了国家之间的交往，调整、规范这种交往关系的制度和规则也应运而生。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各具特色的国际交往规则，用以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各种关系，促进不同文明互通有无、学习互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一般认为，近代国际法源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但在中东、远东等地区，还有其他形式的国际交往规则，有些甚至存在了上千年之久，它们也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组成部分。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国际法的演进也体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客观需要。在19世纪的国际法秩序中，不同类别的国家获得不同的国际承认，被赋予不同的法律人格和法律地位，在国际法上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一些国家因此被排除在国际法适用范围外。1970年联合国《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提出，各国不问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性质有何不同，均有平等权利与责任，并为国际社会之平等会员国；各国不问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上有何差异，均有义务在国际关系之各方面彼此合作，以期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增进国际经济安定与进步、各国之一般福利及不受此差异所生歧视之国际合作。这体现了国际法的重要进步，适应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平等交往的现实需要，表明国际法日益尊重和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如今，多样性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世界各国，历史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不同。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形态，为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活力。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包容人类文明的多样化追求，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才能共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发展。

当前，人类社会在外空利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重大传染病防治、气候变化等治理领域面临不少共同挑战，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努力，以平等、开放、透明、包容精神促进治理规则完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国际法也需要与时俱进，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不断形成新规则，从而更好协调国际关系、促进不同文明取长补短、合作共赢，为拓展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深厚的制度和规则基础。这就需要继续尊重和包容差异，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通过沟通增进互信。特别是要抛弃垄断发展优势的片面做法，保障各国平等发展权利，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携手前进。

（摘编自步超《包容文明多样性彰显国际法精神》）

材料二：

文明多样性是衡量国际文化秩序重塑的重要标尺。文明多样性本是世界文明的“原生态”，保持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丰富性，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关注，成为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文明的多样化追求，需要在一定的秩序和规则下进行，而这种秩序和规则需要通过国际社会广泛协商而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历史事实也一再表明，强加于人的文化难以持久，违背民意的文明移植注定失败。正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说，“人类团结不是全球均一，而是多样联合，我们必须学会欣赏和容忍多样性、复和性和文化差异”。尊重世界文明异质性，守护人类文化多样化，在维护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推动交流互鉴，既是发展一国文化的内生要求，也是重塑国际文化秩序、实现世界文化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

（摘编自张耀军《文明多样性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