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尚象观念从《周易》开始。易象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也是审美意象的源头。伏羲通过对自然万物的仰观俯察，探索出了万物的变化规律，并取万物之意，创制出了分别代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的八卦图，以象喻意。八卦如此，审美意象的创构同样如此，两者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王羲之《兰亭集序》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的说法。这种游目骋怀，正是在俯仰体悟之间获得审美的愉悦。通过仰观俯察，主体在立象尽意之中进行审美的体悟和创造。

中国自古以来的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体验方式和创造方式，是审美方式的体现。观物取象包含着审美的观照方式，其观其取，都体现了古人的尚象精神。立象尽意乃以象见意，突出了象的表意功能。在上古的器物和艺术创造中，主体观物取象的目的在于制器和创构艺术意象。《周易·系辞上》所谓“制器者尚其象”，《左传·宣公三年》所谓“铸鼎象物”，说的都是尚象制器。从史前彩陶的造型和纹饰开始，中国的器物创造和艺术创造都体现了尚象的精神。

象是感性生动的，以其张力不断生成和创构。观物取象本身不仅是一种感悟方式，而且还借助想象力进行意象创构。同时，象还具有丰富的象征性，借助于虚实相生等手法，使丰富的意味和情趣得以呈现。

汉字中包含着尚象的特征。汉字如诗如画，是以象形表意为基础的文字，包含着意象的形态及其组合，体现了审美的思维方式。汉字都在不同程度上以象表意，是观物取象的产物，从自然和社会中提取物象和事象，充满着情趣和意味，借以表意，具有直观性和象征性的特点。在用字的过程中，主体常常使文字承载着主观的情意，使象与情意相统一。汉字在中国的形成、完善和使用，促进了尚象特征的确立和发展。这种审美特点，尤其表现在作为文字运用的诗歌等文学作品中。

审美的创造包括器物创造和文学艺术创造，取象于自然中的物象和社会生活中的事象，在此基础上主体能动地进行拟象，并且借助想象力进行象的组合和创造。拟象在似与不似之间，增强了表达的张力，由此创构而成意象，同时在运用的过程中使象具有类比和象征的意味。早在史前时代，玉器、陶器和岩画创造就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意象创构的物化形态。其中的象生造型，往往带有象征的意味。意象创造的思想从《周易》的“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开始，发展到南北朝《文心雕龙》“窥意象而运斤”，意象从而成为文学艺术的审美范畴。

（摘编自朱志荣《论中华美学的尚象精神》）

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的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语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象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象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一处住在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来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需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Tonnies的话说：前者是Gemeinschaft，后者是Gesellschaft，用Durkheim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我以后还要详细分析这两种社会的不同。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象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的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象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象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懂的，但是在做母亲的人听来都清清楚楚，还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

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内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的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的答复了他的学生。最后甚至归结到心安两字。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这说明了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

这种办法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应用的。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孝与廉

肖群忠

孝与廉首先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两个德目。孝，就是子女善事父母亲祖的伦理义务与伦理行为的称谓；而廉则是官员克己奉公、廉洁不贪的道德义务与品德。这是分别处理家庭家族关系与国家关系的两种不同的道德.孝与廉是相互支持的关系。

第一，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也是廉德的基础.在中国古人看来，孝是为人第一德，是诸种道德的基础。在家孝亲，辅必能忠君-廉实社是为官之人公共财倾錄态度，它 实际上体现为对君主、国家的忠诚之德。在孝德泛化的社会条件下，认为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 人有孝德就会有别的一切道德，有孝德就必然有廉德.《孝经•诸侯章》说：“在上不骄，高而 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这里的 “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具有廉德的内涵，也被看作是诸侯之孝；如果不具备这种廉德，不能长守富贵，是对祖先的不孝。

第二，不辱其亲的孝道责任感使人产生清廉为官的责任意识。在中国古代，孝亲不仅是能赡养父母，而且要立身扬名，以显父母，起码不能做辱没父母的事„中国古人的道德责任感产生于对父母亲祖的责任感，认为做了好事，成了功名能够光宗耀祖；相反做了坏事，就会辱没 父母亲祖和门风家风。因此，一个守孝的人必然要在为官的过程中自觉遵守清勤慎德的为官道德，绝不能做贪赃枉法之事，受牢狱之灾辱没先祖.这种孝道责任感成了某些官员得以廉洁自 律的精神动因。

第三，廉才能保证行孝。一个人在古代中国能为官，已经是有出息有成就的人，但是权力是一种机遇也是-种风险，如果-个官员不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在财利与权力面前不能保持 清醒的头脑，既要当官又要谋财，那势必就会成为一名贪官，轻则被贬，重则受刑甚至丢命。这样肯定不能顾及父母之养，而且辱没家门家风，而成为不孝之逆子。因此，廉洁，不仅能保证官员长守富贵，-生平安，而且还能纽官员行孝，制“大料亲，其次不辱”。

孝与廉在中国古代虽有上述_致与相互支持之处，但它毕竟是属于处理家庭私人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的两种不同道德，而且其道德主体也是两种人伦角色印孝子与廉吏，或者说前者是 对为人丁者的要求，后者是对为人臣£或拥有一定公众权利的人的要求。在中国古代两者的统一性之所以被看重，是因为社会是-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在汉代实现以孝治天下的国策，孝被全面泛化，肖作-切道德的代名词，似乎有了孝，人就会有-切道德。不可否认，这种思维在中国古代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客观性。

但是，孝与廉毕竟是两种不同领域的道德，本身是有差异的。随着家国一体的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公民社会的形成，随着传统文化与孝道影响的衰落，随着现代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日益区隔，我们更要充分看孝与廉差异和不同，在继承优秀传统道德资源时，既要充分肯定又不要盲目夸大孝文化在加强干部廉政与廉德建设中的作用。以为只要干部能孝其亲就必然会廉洁奉公，这种想法是简单化的，缺乏深入分析的。

(选自《光明日报》2013年1月21曰，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