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文化的基础性作用：产业兴旺需要农民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熟悉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生态宜居需要农民树立环保意识、培养绿色生活习惯。乡风文明需要农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风易俗。治理有效需要农民具备法制观念、掌握法律常识。这些美好的目标如果没有文化作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

乡村振兴需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消除落后文化的不良影响。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不少扶贫干部发现，落后的文化观念所带来的思想保守落后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有的贫困群众缺乏劳动技能，难以开展劳务输出；有的长期享受扶贫待遇，“等靠要”思想严重……可以说，根深蒂固的落后文化观念是脱贫攻坚的一大障碍。“十三五”时期，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但要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实现乡村振兴，还要我们久久为功，消除落后的文化观念，普及先进文化，用先进文化培育新一代农民。

乡村振兴需要用文化凝聚人心。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只有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使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只有农民人人参与，才能使乡村振兴的具体措施生根发芽、产生实效。这就需要我们发挥文化在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上的独特作用，让农民真正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措施，明白做什么、如何做、怎么做，懂得自己既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增强自觉性。通过文化“铸魂”，使广大农民群众在思想观念上、在生活方式上、在价值追求上统一到中央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上来，为巩固脱贫成果、建设幸福美好的新农村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乡村振兴需要发展文化产业。农村是乡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发源地，拥有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丰富资源。多彩的非遗技艺、古朴的古村古镇、独特的民俗风情、优美的自然景观……都是文化产业的要素，经过产业化开发就可以成为致富之源。位于成都市附近的明月村现在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就会游客云集，热闹非凡，因为这里拥有数十座风格各异的非遗工作坊，聚集着上百位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艺术家，成为远近闻名的非遗村、文化村。通过开展乡村旅游，明月村迅速脱贫，不但村民家家住上小洋楼，村容村貌也大为改变，绿水青山、翠竹鲜花，处处透露着优雅整洁，让明月村赏心悦目，成为度假胜地。

乡村振兴需要移风易俗、树立文明风尚。古人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在一种良好的文化熏陶下，即使是落后分子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发生改变。当前农村地区还存在各种不良风气和陈规陋俗，如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往来负担沉重，封建迷信活动有所反弹，流行打牌搓麻将等娱乐活动……迫切需要加大农村文化建设力度，大力弘扬文明新风，倡导现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摒弃传统陋习，自觉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

（摘自人民日报《加强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2021.10.04，有删改）

材料二：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作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重要阵地，高校要主动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明确自身责任、发挥自身优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服务支撑。

提高教育水平。乡村振兴离不开知识和人才，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高校要瞄准乡村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需要，将教育资源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动能。一方面，探索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有效途径。广大高校尤其是师范院校要持续开展支教行动，逐步提升乡村基础教育质量。深度推进校地合作，拓宽教育扶贫途径，借助信息技术加快数字化学习资源库建设，促进乡村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另一方面，挖掘和利用乡村教育资源。鼓励高校师生开展农耕文化、民间文化研究，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引导学生利用寒暑假赴乡村开展体育、美育活动，送文艺演出下乡，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此外，还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借鉴乡村教育发展的国际经验，引进先进教育理念和手段，提高农村教育资源的供给质量。

强化人才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农村是充满希望的土地，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需要更多优秀涉农人才。高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一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振兴人才。一是培养涉农综合型人才。在教育部门指导下，将招生计划适当向农村地区倾斜，用好专项计划招生政策，扩大面向贫困地区农村招生规模。优化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完善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加快培养创新型、复合应用型、实用技能型人才。二是引导师生服务乡村。配合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好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农技特岗计划等项目，推动各类人才资源向基层下沉。选送一批政治素质高、综合能力强、工作作风过硬的中青年教师、科技服务团，投身乡村、建设乡村。三是提升基层人才综合素质。统筹规划高校教育资源，发挥学科优势，建立更加开放灵活的培训机制，提升基层干部、农民、教师、医生等群体的素质能力。

（摘自人民日报《为乡村振兴提供服务支撑》2021.09.29，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素描是大多数美术专业高考必考科目之一，又有美术考级的市场引导，让家长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学美术必须从学素描开始。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素描学习？素描学习是否越早越好？学美术一定要学素描吗？

让我们先从什么是素描谈起。

素描一般是指用铅笔、钢笔、毛笔、炭笔等作为工具，以单色的形式在平面上刻画图像的绘画。严格地说，素描并无固定的形式，题材也无限制，有人物、静物、风景等。素描原是学院训练写实绘画基本功的手段，或作为绘画创作的稿本，后来才逐渐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素描不等于绘画，绘画也不等于艺术。素描也不仅仅指那种写实风格素描，它的绘画形式可以很多元化，举凡写实、写意、抽象、具象、漫画、油画、铅笔、炭笔、水彩、科技艺术、数字生成等颜色相对单一的作品都可以叫作素描。

素描不是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全部，只是一个绘画的门类，而绘画又只是造型艺术的一个门类。近代的许多伟大的艺术家，比如凡·高、雷诺阿等，写实素描的作品并不多，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了不起的艺术家。在西方艺术进入现当代语境后，从未学习过素描、不会画画的艺术家也大有人在。行为艺术、互动装置、摄影、电影、数字生成艺术等等，并不都需要完全通过素描学习来获得造型基础能力。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需要素描功底，不学习素描也不会影响你对艺术的理解和创作。

中国古代所有伟大艺术家，没有一人学过素描，同样造就了伟大的中国艺术。西方和中国的绘画，最大的不同是西方重视写实，中国重视写意，中国画传统的白描、双钩也是造型基础训练。中国画的写生讲“应物象形”“骨法用笔”“随类赋彩”，最终达到“以形写神”。张彦远在《论画六法》中说：“笔力未道，空善赋彩，谓非妙也。”就是指用有力量的准确线条造型。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也讲道：“笔乃作画之骨干也。骨具则筋络可联，骨立则血肉可附。骨之不植，而遽相尚以文饰，亦犹施丹雘于粪土，外华而内腐。”又说：“……即笔以求墨，则法有所归而头头是道，离笔以求墨，则骨之不植而靡靡成风。”可见，传统中国画的造型更强调“笔力”“骨法”“笔墨”，也讲求训练绘画的基本功，只不过不是用西方的素描方法，最终是要达到写物之意、以形写神的境界。

当然，素描作为具象绘画中的造型基本功，可以训练人们对造型观察的敏锐度。具体说来，在学习素描的过程中能体会空间关系的变换，了解形式美的规律，追求构图的美感，掌握科学的透视原理与精准的造型能力，以及运用明暗调子表达物体不同的质感、量感等等，这些对于全面提升视觉表达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并不是唯一重要的。

那么，学美术要从素描学起吗？我认为，少儿过早地学习素描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有害。

素描的基本要素需要心智达到一定程度的成长方能理解，比如：平行透视、成角透视、圆的透视，明暗关系、三大面五调子等，这些概念超出了12岁以下儿童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尤其是10岁以前的孩子，由于语言的自我表达能力还不完善，出于与外界强烈的沟通欲望，他们会本能地将心中所想和自己观察到的事物画出来与人交流。如果这时加强素描训练，就会强化他们的概括能力而丧失感知生活和自我表达的敏感性。美国艺术教育专家霍德华·加德纳认为：“过早地培养儿童的概括能力容易让他们养成概念化的习惯而变得死板。”

目前大量学校和机构的素描教学内容主要是写实素描，它的目的是培养高度概括、观察模仿、写实刻画的能力。在素描写生中如果只会机械地描摹范画、抄袭明暗，就容易养成概念化的毛病。如果不理解，只是用铅笔机械地去描摹那些干巴巴的圆柱、方体、石膏像，孩子很难体会到绘画的乐趣和成功的快感。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事物的认识、表达、心理反应不同，单一色调、相对枯燥的素描创作，违背了儿童的天性。用不了多久，原本喜爱画画的兴趣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不仅会让孩子丧失学习艺术的兴趣，而且容易让他们产生挫败感，压抑其性格发展，不利于培养自信心与成就感。

对于孩子而言，绘画创作本身是制造快乐的过程，好的艺术教育应该引导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培养全面的审美素养，而审美意识、想象力、创造力并不需要写实素描作为基础。因为除了素描外，色彩搭配、构图能力、线描造型、创意思维都是美术必不可少的基础。单独强调写实素描基础训练是很片面的，也达不到美术开发心智的作用。

古人说：“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艺术教育首先是人的教育，是思想的教育，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切不可舍本逐末，重技轻道。因此，我们要改变少儿美术学习中对素描功利化及片面化的认识，让孩子们在美的教育中健康成长。

（摘编自郑勤砚《学美术一定要从学素描开始吗》）

材料一：

数字乡村治理注重发挥数字技术的效用，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引擎”。但技术并不是万能的，技术在为数字乡村发展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缺点。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治理时，要注重与乡村发展相结合，将保持乡村性作为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

自乡村性进入西方乡村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以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乡村性既不是现实的地理空间，也不是虚拟的抽象存在，而是乡村社会、空间关系相互建构融合的体系。乡村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折射出乡村价值的留存与再造，这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核心本质。

数字乡村治理与保持乡村性可以达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数字乡村治理是在系统把握我国现代化发展目标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战略，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和发展乡村性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数字乡村治理弥补了传统乡村振兴模式的诸多治理缺陷，是最具有实现乡村性要素价值优势、更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乡村振兴模式。然而，在推进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破坏乡村性的问题，严重阻碍了高质量乡村振兴的绩效提升。

第一，数字乡村治理破坏历史文化积淀。传统乡土社会有着许多文化遗产、家风家训、民间工艺、历史文化等，这些文化大都静态地存放于农村祠堂、文化礼堂、乡村文化站。即使有些乡村地区通过借助电子化设备和技术化手段将其进行活态展示，但由于没有很好地挖掘和阐述文化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因而实践中大都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实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育功能。

第二，数字乡村治理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在乡村振兴时代，数字乡村治理通过发挥现代技术优势价值，为乡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破坏乡村生态环境的问题。这源于人们对技术价值观的认知偏差，只注重短期的科技治理效益，而忽视了长远的数字乡村整体性发展规划。例如，数字乡村治理注重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化肥培育技术等来提升农业产量，但由于农药等污染品的大量应用，使得乡村面临前所未有的自然生态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甚至给人们带来了农产品安全性风险。

第三，数字乡村治理破坏资源要素禀赋。长期以来，为了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地区的资金、土地、人才等核心发展要素单向地流入城市，直接导致了许多农村不断走向衰退，集中表现为农村“空心化”。而许多村庄套用城市改造的逻辑推行所谓的“数字乡村振兴”，给乡村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一方面，势必忽视乡村的本地文化传承，使得乡村独特的地域资源被打破；另一方面，一味追求乡村现代产业的发展，反而造成了更多的资源浪费。

第四，数字乡村治理破坏乡村道德情感。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注重亲情、道德、伦理的社会。而基于工业化、城镇化大背景下的当代数字乡村建设，使这种底蕴深厚的传统乡村文化道德逐渐被快餐式的城市文化所取代。在乡村地区，微博、微信、QQ等现代媒介平台的应用极大地减少了村民群众之间互动交流，给人们带来了情感上的孤独、生存上的无助和生活上的不便，使得构建在中国传统社会基础上的道德规范和伦理秩序、礼俗习惯等乡村文化价值观不断式微，甚至在所谓的“限制人性思想解放”的口号中走向消亡。

（摘编自沈费伟 陈晓玲《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乡村性的视角》）

材料二：

近年来，伴随着信息化与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技术要素被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激发出治理的创新能量。在一些发展水平较高的乡村，治理数字化带来的便捷已渗入百姓生活：村民通过手机，就能办理医保等常用业务，了解监督各类村庄事务，申请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乡村治理的效率与效能大大提升。

然而，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推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困难与挑战。当然，乡村治理数字化是大势所趋，其对基层治理的赋能作用与深刻影响不容忽视。重要的是，如何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陷阱。

其一，要培养和提高乡村干部与群众的数字素养，引导村民逐步接受、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数字化。除了开展相应培训，还要想办法激发人的内生动力，变“要我用”为“我要用”。建议参考目前应用较广的积分制乡村治理方式，将治理数字化平台的使用与积分挂钩。当村民完成平台登录、业务办理、在线议事等项目后，后台自动记录相应积分。若达到一定积分，可换取相应生活用品与服务，以达到激励效果。

其二，要选拔培训一批村级信息员，解决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的长期运营管护问题。具体要培育多少信息员，是专职还是兼职，需要根据当地数字化平台的运营维护需要和使用情况，以及基层干部承担能力等，统筹考虑、精细布局，避免出现人浮于事或过重加码两个极端。

其三，要合理建设各类数字化治理平台，注重整合使用，不盲目建设、不搞“盆景”。要以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为导向，依据地方财力量力而行，在科学衡量投入与产出比例的基础上进行平台建设。针对区域内同一项工作内容，避免出现省市县乡等各级平台的重复建设，规避资源浪费和潜在贪腐问题。

我们还应认识到，技术不是万能的，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尤其在农村的熟人社会，技术的触达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交流。登门问候带来的温暖，聚会议事讨论的深度，都不是仅仅依靠数字化媒介能够实现的。总之，技术永远是手段，人才是目的。服务切合群众所需，实事换来村民笑脸，才是衡量工作做得好的标准。

（摘编自侯馨远《推行乡村治理数字化要避免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