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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八那日

沈从文

初八，按照历书上的推算，是个好日子，又值星期日，各处全放假，电影场换过新片子，公园各样花都开得正热闹，天气又很好，许多人都乘到这日来接亲。就是坐在家里的老太们，也能时时听到远远的悠悠的喇叭鼓乐声。

“四老，今天是初八——？”

在馍馍巷东口的坪坝内的锯木人，名叫七老的，他仰起头来同那像是站在他头上的锯木人说话，又得意地微微笑。

“不，是初七。”

“是初八。”七老原是有别的事情在心的。

“初七初八，争这一天干吗？回头看历书就知道了。”“是初八，我算到！”其实历书早已翻过了。

今天的确是初八，七老没有错，四老是错了。但日子这东西，如同七老一类人，七也是木，八也是锯木，管日子干吗?

七老笑，又来故意问四老日子，这是有用意。今天阴历是四月初八，阳历是五月八，全大八，一点不会错。八，且是成双的，今天就是七老家中为七老同一个娘儿们定亲的日子，想着怎么不令人发笑?

“四老，我说是初八，你不信么？”他又说，又笑。因为河沿那队办喜事的队伍进了巷口，从那大坪坝边过到巷子西头去。

四老是真够得上说一个“蠢”字的。他也明知今天是初八，却偏说初七。可是这时又听至七老在说是初八，也就不再费精神同他分辩了，两人都规规矩矩停了工作，来看那队伍尾巴。

接亲的队伍，已经全过去，所剩下的只有一些喇叭和鼓的声音了。四老若有所感的重重放了一口气。

七老从这上头看得出四老心思。

“四老，你还莫有老婆吧？”

“嗐，老婆——”

“那你应当早找一个！”

“你看那娘儿们多有福！”四老把话头扭到刚才花车中人去，避开自己了。

七老年纪是整二十岁，四老则已有两个七老年纪大，要命好，可以做七老一样人的爸爸了。但拖了许多年锯子的四老，为乡下老子嫂嫂侄儿们拖得快老了，老婆却还不能拖得个，所以七老谈到这问题，四老就有点忸怩。

“七老，我说，你今天神气特别个样儿，莫非也是约定今天要娶媳妇罢？”

这在说话的四老，只是一句开心的俏话，谁知一拳打在七老心窝子，七老要忍也再不能忍了。索性不拉锯。两个人，一个俯着首，无意地在笑，一个便仰着有意红的脸。

四老还以为笑话说伤了七老，脚一移，扫下一些木粉子，七老退后半步木粉就全落到地面了。

“七老，你是定了老婆吗？”“唔。”

“唔，娶不娶？”“不。”

“什么时候定的？”

“我问你今天是不是初八，你又说不是。”“哈，我的天，是真吗？”

待到七老结结巴巴证明就是今天定亲时，四老咦一声，就跳下木头了。

他问七老，怎么不去做喜事?他就说，这只是定亲，家中告他不转去也行。他又问他见过老婆没有?说是见过的。

“乘早接了吧。”

这建议，含有一点儿鼓动，一点儿煽惑，七老仍然只有笑。动风了，四老七老两人都把围到腰间的衣服穿好。

天气是真好。可是这几日，算是北京城一个顶调皮的好天气。天越晴朗风就也越大。到将近正午时，风就偷偷悄悄走来了。

七老头上的木粉，同到地面的木粉，风一起，就全部吹去，新的木粉还不曾落地，也全为风带跑了。

“哟……”在七老头上,有一阵声音。风大了,撼动七老头上的木头,这是无妨于事的。

风太大了，四老要休息。七老一个人，用手膀子挂在锯把上，想将身体用力下垂把那锯拉下一点，风，又是一阵。

“四老，你下来坐吧。”

若是四老跳下来，七老就可以同他再谈一下关于老婆一类事，这于七老是有利益的。但失望。

四老不做声，背风来取火，当风来吸烟，眼睛吹得闭成一条线。

“七老，你那一天办喜事，请我吃一杯酒是要紧！”

“吱吱，喇……”木头是当真像有一点不稳当，又在叫了一声了。

四老一跳就到地，两个人，一齐钩着腰去检察木下的撑柱。“你移一下撑柱吧。”

七老如命移那小撑柱，用个小锤子嘡嘡嘡敲打着。锤子打木的声音超出一片风的合奏曲以上，如同刚才娶亲音乐队的大鼓超出别的大小喇叭声音一个样。

“嘡嘡嘡，哗喇……”

四老七老两人一块趴在地上了，大的四四方方的一段黄松木报仇似的按住了这两人。

风，做了主谋，嗾使木头打死两个锯木工人了。

这一天将近天黑时，风还不止息，馍馍巷东口坪坝内，一个人不见，只有一匹大公狗。初八这日就算完了事。

一九二七年五月作

(有删改)

父亲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这个三级抹灰工，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是我的恩人，也是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从不抱怨，也不叹气，板着脸任我们“吃”他。我常常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照我天真的想法，父亲如果唉声叹气，会少发脾气。

母亲属羊，像羊那么驯服，完全被父亲“统治”。她是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期望孩子长大后有出息，是她本能的憧憬。

关于“出息”，父亲有他独到的理解。一天吃饭时，我喝光了一碗苞谷粥，又想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建筑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够维持家中的开销。父亲第一次探家，攒的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只剩下一百多元。

为了节省，父亲始终三年才探一次家。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

父亲第三次探家那年，哥哥正要考大学。父亲以说一不二的威严反对。“我供不起你上大学！”父亲的话，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他让哥哥去市场卖菜挣钱。卖十斤菜可挣五分钱，哥哥每天回家交给父亲五角钱。那五角钱，是母亲偷偷给哥哥的，哥哥实则是到江边温习功课了。父亲发现后大发雷霆，用水杯砸碎了镜子。他气得当天就回大西北，我和哥哥去送父亲。列车开动前，父亲从车窗探出身说：“老大，听爸的话，别考大学！咱们全家七口，只我一人挣钱，我已经五十出头，身板一天不如一天了，你应该为我分担一点家庭担子啊！”语调中流露出无限的苦衷和哀哀的恳求。列车开动时，父亲流泪了。

哥哥还是参加了高考，母亲和哥哥又一次欺骗了父亲，我“知情不举”，也欺骗了父亲，内疚极了。哥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时，母亲欣慰地笑了，哥哥却哭了。我去送哥哥，他没让我进站。他说：“省下买站台票的五分钱吧。”又说：“二弟，家中今后全靠你了！先别告诉爸爸，我上了大学……”哥哥随人流走入火车站，左手拎着行李卷，右手拎着网兜，一步三回头。

我缓慢地往回走，攥着省下的那五分钢币，心中暗想，为我们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全家一定要更加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钱……

哥哥在第一个假期被学校送回来了，再也没能返校，他进了精神病院……我从哥哥的日记本中，翻出了父亲写给哥哥的一封错字和白字占半数的信：老大！你太自私了！你心中根本没有父母！根本没有弟弟妹妹！你只想到你自己！就算我白养大你！就算我没你这个儿子！我再也不会认你！所有这些“！”号，似乎也无法表达父亲对哥哥的憎怒。

这封信，使我想起父亲的教导：“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大概倘一个人明明可以靠力气吃饭而又并不想靠力气吃饭，也许竟是真有点大逆不道的吧？父亲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却并不因此自卑自贱。相反，还盲目自尊，崇尚力气，对凡是不靠力气吃饭的人，都一言以蔽之曰：“吃轻巧饭的！”心里隐含着一种藐视。

父亲第四次回家前，我去了北大荒，一直再没见过父亲。第七年，连队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我并不怎么后悔地放弃了第一次上大学的机会，然而这是最后一次。我不会再获得第三次被推荐的机会，那一年我25岁了。

几经彻夜失眠，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请求父亲汇给我二百元钱。信一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二百元整，电汇。附言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不勾，久来电”。

（选自梁晓声《父亲》，有改动）

背篓情

李复威

出发的傍晚，我们一行人早早来到遵义火车站。站外的小广场上已排起一条条通往各地的候车“长龙”。我注意到，队伍四周游移着一些肩负背篓的人。身边的旅客告诉我，那是为挣脚力钱而帮忙送站的。

也许是发现我们携带的小箱小包较多，一位背篓老人拄着一根光溜的木棍径直向我们走来。他不停地嚷着：“同志，用不用送站？”

此刻，我正为携带的小件行李太多而发愁，急忙向老人招手示意：“老大爷，您管送站，您身子骨行吗？”

“没得问题！”老人见我主动招呼他，显得分外积极。他用劲拍拍胸脯，又补充一句，“没得问题！”

“送这一趟多少钱？”

“便宜得很，5元钱。”

“是一趟5元，还是一件5元？”

“你这位同志真会开玩笑，哪里会一件5元这么贵哟，是一趟。”老人点了点我们身边横七竖八的小件行李……“同志，你这件数是多一些，该算一趟半钱。这样喽，我优惠一下，就算7元钱。”我点点头。

暮色笼罩下的广场灯火已明，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进站似乎还要等候一阵子。老人在我身旁放下背篓，把它倒扣在地上，坐在了上面。我乘机打量了一下老人，看上去60岁光景，宽宽的脸膛堆满皱纹，泛着黝黑的亮光。老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打了补丁的军衣裤，头上缠着黑布带，腰间系着粗蓝布围裙，手上戴着破口的手套。

过了一会儿，老人主动和我搭讪：“同志，听你说的像是……北京话，你这是去……”

“回北京。”

“我的男娃儿也在你们北京。”

“打工？”

“不是的，是读书……上的大学。”老人流露出兴奋的神情。我略感诧异，产生了刨根问底的兴趣，“老人家，您儿子上的哪所大学？”

“就是你们那里的，叫……北京……大学……”

我一听，惊讶得差点叫出声来。此刻，一种偏见在我头脑中迅速发酵——我的确很难将眼前的这位背篓老人与全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学子联系起来。稍停片刻，我仍向老人竖起了大拇指：“上了这所大学，你儿子了不起，你这个做父亲的也了不起。”

他使劲摇头：“跟我扯不上边。我连小学都没有读完就……这都是他中学老师的功劳。他们一准认定娃儿是块好料，铆足了劲精心打造。校长支持，县里头也来人关照。娃儿倒也明事理，学习起来跟干农活抢场似的……”说着，老人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孩子和校长、老师们的合影。我一看孩子长得清癯秀气，连连夸好。我问老人，相片上的孩子为什么还背个背篓？老人告诉我，那就是娃儿平时上学用的书包。娃儿也是背着背篓去北京的……他听娃儿说，这是全国顶呱呱的大学，全省只有七八个学生考取这所学校。乡亲们开玩笑说，这算得上是个“头名状元”，是他“祖坟上冒了青烟”。村里还打算出些钱让他去送孩子上学，“我不去，风光一阵子是安逸，那得花费多少盘缠，都是乡亲们的血汗钱呀！”

我问老人，孩子都这么大了，上了这么好的大学，您为何还要出来“送站”打工？都这把年纪了，该享享福了，“您老要善待自己”。

“哪样自己？”

“善待自己，就是自己对自己好一些。”

这个话题一开，引起老人连珠炮似的感慨：“同志，你想想，要培养这么一个‘人物’，就算国家给娃儿补助一些，能少得了花钱？听娃儿说，你们那个城市大，东西贵，花销也多。娃儿想去打点临时工。我想让他专心读书，送站挣钱补贴他一些。我现在还有一把力气，别攒着白白浪费掉了。我没告诉他……”

我问老人一天能挣多少？

“没得准头，有多有少。我自个儿花销很少，除了鼓捣自家那块地，有点空就泡在这里。车站这边的人都认识我。他们都管我叫‘大背篓’。”

“您的老伴？”

“患了气喘病，出不得门。”

“您二老将来怎么办？还是得靠这个有出息的儿子。”

一听这话，老人撇了一下嘴，笑着“驳斥”我：“你这位同志落后喽。现在对头的说法，将来娃儿是娃儿，我是我，不能完全扯到一个背篓里。我只是想，让娃儿好好读书，长点真本事，去报答国家的大恩。我哪能去扯娃儿的后腿，惦记去享他的福哟。我在家的后山上种了些我们贵州独有的水果刺梨，销路可以，多了些收入。虽说当下的日子过得还紧巴巴，但一年比一年顺溜，有盼头……”老人一脸心满意足的样子，皱纹都在微微颤抖。老人说，最近孩子告诉他们，刚谈了一个对象，是同班同学，人长得标准，家境也好。“但我可是不大安逸。”

“为什么？”我十分诧异。

老人停顿了一会儿，往我身边凑了凑，细声慢语地说：“……唉，上大学刚开个头头，就紧忙着谈对象，同志，你寻思寻思，这要是不误读书，鬼才信！要我说，这么多人帮衬，上了这么好的学校，国家伸长脖子盼着，要长点大本事才行……想婆娘，就得忍着点……”

我被老人的直爽、风趣逗得咯咯地笑出声来。

火车要启动了。我和老人在车厢的窗旁告别。他一直在絮絮叨叨：“同志，要是在北京遇到我娃儿，一定劝劝他，别太早谈对象，好好学本事……”

火车渐渐加速了……突然，见老人扔下背篓追赶上来，举着一只手大声地喊道，“不对头！同志，你给的钱多了，这样不行……”

我把头使劲伸出窗外，扯着嗓门喊道：“老大爷，换……换个……背篓……”

（《光明日报》2022年06月24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