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文学的四大文体中，散文研究最不受重视。究其因，主要有三：第一，散文最为零碎和复杂，它是一个“余数”，即无法归入小说、诗歌和戏剧的文学作品，都被放进散文这个篮子。正因其杂、散、乱的特点，文体特征不够鲜明，所以难以归类和研究，其价值也就大打了折扣。第二，古今中外没有成熟的散文理论作为支撑，这给散文研究带来极大难度，更无捷径可循。第三，长期以来，新文学价值评估将“创新”作为绝对标准，散文是一个传统性较强的文体，其价值自然不像小说、诗歌、戏剧那样引人注目。所以，其他文体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散文研究则门可罗雀。

其实，这种状况既不正常，也是观念的偏向使然，它反映的是整个学界对于散文及其散文文化的误解、误读与无知。如果改变研究的路径依赖，打破理论至上及西方文化优势的偏见，散文价值就会获得新的阐释。

从文体的纯粹性来说，散文之“散”与“杂”似乎显得杂乱无章，是个缺点；但从丰富多样、包罗万象、有容乃大进行考量，这又是个优点，几乎没有哪个文体在开放性与包容性上能与散文比肩。这也是为什么，散文可容纳一百多个分类。如将小说、诗歌比成一条河流，散文无疑是一个大海，其中有不断拓展和增殖的研究空间及其可能。

以往，学界总是站在向西方学习的角度看待甚至否定散文价值，认为它落伍于时代，在传统中打转，没多少存在价值。事实上，散文比其他文体可能更多保留了传统文化文学基因密码，更好地实践和创新了中西文化文学的现代转型。从李大钊的《青春》、鲁迅的《野草》、林语堂的《个人的梦》、施蛰存的《论老年》、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林非的《浩气长存》、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等作品中，可见其端倪。当更多小说、诗歌、戏剧还停留在简单向西方学习和模仿，忽略传统及其现代转型，散文却不弃传统、悄然进行创新性转换。

散文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说诗歌靠浪漫的想象与诗意见长，小说重视虚构和编织故事，戏剧着眼于制造激烈的冲突，散文则眼睛向下，直面现实，尤其是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琐碎与光影。在以往研究者看来，散文这一特点无疑成为过于现实、琐屑甚至无聊的代名词。但换个角度看，也正因为散文的及物特点，它才被广泛运用，成为社会生活和工作不可分割的话语表达式。

散文的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随处可见，其审美趣味也是难得的滋养。一本《古文观止》不知培育了多少代国人的哲思与高尚的美学趣味，如韩愈《师说》中的“师不必贤于弟子”，欧阳修《秋声赋》中的不与草木而争荣，还有丰子恺的《渐》和朱自清的《匆匆》，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散文的独特价值，确立散文文化自信，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文学的基础上，克服以往对于西方文化文学尤其是各种理论的过分依赖和盲目崇拜，呼唤散文研究新时代的到来。

（摘编自王兆胜《散文的文化自信与价值重估》）

材料二：

王兆胜自由的散文观在思想上体现为天地之道和人文精神，而在文体上则呈现为“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散文观念。“形不散”是对散文“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错误思想的反拨。散文的“形”，“即‘形体’之谓也，指散文的结构布局、用词遣句”，王兆胜提出“形聚”的散文观念，意在督促散文家将散文之“形”聚合起来，按照一定的散文逻辑、规则撰写文章。

“神不散”是散文创作的固有要求，散文的“神”，王兆胜认为可以理解为“精神、神采、神气或神韵等”，王兆胜希望散文家在散文创作时注重“神凝”的必要性，创作出富有神采的、精光四射的散文。在强调散文要“形凝神聚”的同时，王兆胜特别重视“心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散文的“心散”，即拥有宁静从容、自由散淡的心灵，即使身处喧嚣的都市也能拥有“心远地自偏”的心境。而散文文体的边缘性特质决定了散文平淡自然的特性，由此王兆胜强调散文家都应该修炼一颗自由平淡的心灵，这样才能“不受限制，挥洒自如”，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散文。

对于冰心的《寄小读者》，王兆胜颇为喜爱，因为在这里没有世俗功利的一面，只有真、善、美以及一颗珍贵的“童心”。冰心在《寄小读者》里着意营构一个美好纯洁的世界，她不是不懂得人世间的黑暗与残忍，而是对这些内容进行有意的回避。在散文中揭露世界上的黑暗与丑恶并试图提出解决的方法固然意义重大，但是构造一个美好的世界给人以爱和美的享受也同样珍贵。正是因为冰心以一颗自由、纯净的心灵进行散文创作，才能创造出这样一个充满爱与纯洁的世界。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蕴含着天地之心和人文关怀，不失为一部佳作。但是他在创作《病隙碎笔》时却因为失去了自由宁静的心灵而造成思想的沉重与心灵的闭塞，这在王兆胜看来是极为可惜的。

（摘编自毛苹清、贺仲明《“真诚与自由”——评王兆胜的散文研究》）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土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

（选自费孝通1948年首版《乡土中国》之乡土本色，有删改）

材料二：

新华社哈尔滨9月29日电题：“中国粮食！中国饭碗！”

清晨时分，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有限公司第三管理区农机副主任陆向导来到稻田旁，指导种植户检修农业机械，为即将开启的忙碌做准备。

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望无垠，恰似一块金灿灿的“巨型地毯”，陆向导不禁想起四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这里深情地说：“这个地方看不够，以后有机会还要再来。”

2018年9月25日，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刚过，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调研。他步入正在收割的地块，察看水稻收获情况。看到总书记来了，收割机驾驶员们下车围拢过来，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大家亲切交谈的情形，陆向导仍历历在目：“我们唠的都是家常，收成、粮食价格、家庭收入还有子女就业，总书记样样关心。他称赞我们农场的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很了不起，作为第三代北大荒人。我感到特别光荣！”

从亘古荒原到中国最大商品粮基地，为解决中国人温饱问题作出巨大贡献的北大荒，挥别了“早起三点半，归来星满天，啃着冰冻馍，雪花汤就饭”的艰辛岁月，见证了科技发展最快、农业成果最多、职工最受益的新时代。

“以前觉得种地太累了，现在有了科技手段。再也不用靠天吃饭！”曾想要放弃种地的周德华现在成了示范户，一年收入超过15万元。他的身后，100亩无人农机智能管控作业试验基地已实现耕、种、管、收等主要环节无人化、智能化远程作业和管理，成为“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的鲜活例证。电动机械代替人工撒种、无人机打药代替背壶洒药，高速侧深施肥有了导航系统，农场统一进行农资配备、农时管理、技术推广和秋粮收购……通过科技赋能，七星农场走上了优质、丰产、高效的道路，2021年实现生产总值13.85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2万元，粮食总产14.5亿斤，“智慧农业”正在这里结出累累硕果。

“要端稳自己的饭碗，自立才能自强。”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难忘，在北大荒精准农业农机中心一楼大厅，当地出产的米油豆奶等各类农产品摆满展台，习近平总书记走近前去，双手捧起一碗大米，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粮食！中国饭碗！”把穗观粒，察土问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于心的粮食安全，让北大荒人备受鼓舞，深感责任重大。

作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要的“压舱石”，中国的饭桌上，每9碗饭就约有1碗来自黑龙江。让黑土地“增绿”、守好用好“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大国粮仓”的一道必答题。七星农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合作，建设200个监测点，形成覆盖100万余亩耕地的大数据，为黑土地保护提供数据支撑；根据土壤地力分布，实施黑土地保护分级管理；根据等级制定黑土耕地保护措施，建立“田长制”工作考评制度……通过推广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保护性耕作等措施，这里的土壤有机质含量由2014年的4.08%提升到2021年的4.279%。

陆向导说：“土壤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用更多有机肥代替化肥，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珍惜我们的黑土地，保护我们的命根子。”

秋风送爽，稻浪滚滚。陆向导擦去汗水，语声爽朗：“我们有信心、更有底气，为中国碗装上更多更好的中国粮！”

（2022年9月29日新华社记者陈聪、杨思琪、闰睿、孙晓宇报道）

材料一：

画家对诗的理解，以及画家的想象力，对绘画作品的高下来说至关重要。邓椿《画继》所载北宋徽宗朝画院考试的情况，曾有关于诗意画的一段趣闻：

复立博士，考其艺能……所试之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自第二人以下多系空舟岸侧，或拳鹭于舷间，或栖鸦于篷背。独魁则不然，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笛，其意以为非无舟人，止无行人耳，且以见舟子之甚闲也。又如“乱山藏古寺”，魁则画荒山满幅，上出幡竿，以见藏意。余人乃露塔尖或鸱吻，往往有见殿堂者，则无复藏意矣。

同样一句诗，各人所画不同，可见诗句能够提供给画家的想象空间是相当大的，画家的想象落实到画上，主要是对细节的描绘。至于其高下则取决于对诗和画这两种文艺形式特点的把握，以及相互转换的技巧。诗借助富有节奏感的语言来描写景物、抒发感情、叙事议论，以唤起受者的共鸣，是将物象提炼为意象，以形成意境，这个过程可以表示为：物象—意象—意境。而这一切都是诉诸想象的，但受者的想象跟作者的想象未必相同，同一首诗在不同受者的心中唤起的想象也有差异。这就是说，诗的想象是游移的，诗歌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至于受者如何想象，则因人而异。实际上，受者在接受的过程中也参与了创作，可谓是艺术的再创造。诗里的“孤舟”这个意象，在受者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究竟是什么模样，是舴艋舟呢，还是乌篷船呢，只能凭受者的生活经验加以具体化。诗中的“古寺”，究竟是类似灵隐寺呢，还是类似岳麓寺呢，也只能凭受者自己想象了。绘画则直接诉诸受者的视觉，它必须将诗中的意象固定为可以看到的一种具体事物，而排斥其他的想象空间。从诗到画的转换，本有多种选择，画家可以驰骋想象，画出自己心目中的形象，而画作一旦完成后，就只有一种形象呈现在观者面前了。也就是将想象的多种可能固化在一种实实在在的画面上，从诗到画的过程可以表示为：意境—意象—物象。

再回过头来讨论那段趣事。“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出自寇准的《春日登楼怀归》，原是出自韦应物《滁州西涧》的一句“野渡无人舟自横”。关于寇准这两句诗，宋王十朋《梅溪后集》记载：“盖公雅存济世之心，与舟横野渡之意合。……公为是邑时，年方逾冠，有爱在民，世呼为寇巴东。其后致身宰相，践其所言。然性素刚直，不与物浮沉，晚节为奸邪所挤，流落南荒以死，天下至今哀之。”意谓“舟横野渡”流露出寇准弱冠未遇时之心态，并预示了日后之拜相与功业。济河与济世，其间有一点微妙的联想。韦应物的《滁州西涧》，本有我行我素、不随波逐流之意。寇准化用这两句诗，同样也流露出自己性情之刚直，所以日后受谄罢相，流落南荒而死。这些言外的隐藏的含义，也许连作者本人也未曾明确地意识到，我们通过细读才能体会，夺魁的画士恐未必知晓，即使知晓也画不出来，而这正是诗意画的限度。

诗歌作品为诗意画开启了灵感之门，也筑起了限制想象的围墙。画家既要跨入诗人开启的门，进入诗意的境界，又不能为诗的内容所囿，更不能甘心于图解，图解很难成为高超的艺术。

绘画欲表现诗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其实是很难的。画景物比较容易，要画诗人内心的波澜就很难，尤其是那些言外之意就更难表现了。画家只好摘句为画，抓住有直观性的一句或几句来画。在诗的各种体裁中，绝句是比较容易画的。长篇歌行，只能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在诗的各种题材中，山水诗是比较容易画的，而那些带有说理性的诗就很难画了。似乎可以说诗意画乃是诗的简化，可以产生定格聚焦的趣味，而难以给人读诗时所产生的回肠荡气的感动、回味无穷的美感、丰富的联想和人生的启发。

（摘编自袁行霈《诗意画的空间及其限度》）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很多士大夫的眼中，诗与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载体，但都是表现情感的艺术。优秀的诗歌通过对文字符号的加工，表现作者内心深处的旨趣；同样，画纸上描绘的山川景色人物，也能传达出无可言表的弦外之音。因此诗与画相互交融，互相汲取营养，使诗境愈来愈像画境，画意亦愈来愈具诗意。宋人“诗画同一律”的概念，深受王维以来南宗画风的影响，而这一学说的流行，是与我国特有的文化土壤息息相关的，古典诗歌注重抒情的传统，抒情诗中对韵味的追求，文人和画家身份的重合（如王维、苏轼），都极大地推动了它的演进。

不过，诗与画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媒介。德国莱辛在《拉奥孔》中就反对“诗画同律”的说法，在他看来，诗与画各有所长：诗歌中的语言文字以能描述出事物的时间性为长，而绘画的颜色线条则更能捕捉景象的空间性。在中国，“诗画一律说”也并非一统天下；片面追求诗画一律，也造成了不小的弊端。后来的文人画片面追求神似反对形似，影响了中国画的总体风貌：文人画家造型和模写物象的能力都受到限制，写实作品偏少；题材上也限于惯例的“诗意”趣味，缺乏广阔的视野。

钱锺书先生认为诗较画更胜一筹：“文字艺术不但能制造颜色的假矛盾，还能调和黑暗和光明的真矛盾，创辟新奇的景象”“诗歌里渲染的颜色、烘托的光暗可能使画家感到彩色的破产，诗歌里勾勒的轮廓、刻画的形状可能使造型艺术家感到凿刀和画笔力竭技穷”“写一个颜色而虚实交映，有时还进一步制造两个颜色矛盾错综的幻象，这似乎是文字艺术的独家本领，造型艺术办不到”。

（摘编自赵静文《诗与画的相互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