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小题。

材料一：

《边城》故事并不复杂。但是摊开小说，读着读着，心内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在流淌。一种如沈从文写到的淡淡的“美丽的忧愁”溢上心头。

正如沈从文自己对《边城》的解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难免产生悲剧。”他告知我们，《边城》故事没有剑拔弩张式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黑白分明式的善恶判断，而只是“不凑巧”，发展中的事态充满了偶然性，实际上只是人性中善与“异化”初起时的两种力量在朦胧中碰撞，从而引发了悲剧的萌端。

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一切充满了善”，生于斯、长于斯的男男女女皆为善的化身。翠翠是青山秀水滋养出来的纯的生灵，“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怒，从不动气”。她是超越了善恶观念的女性生命的原生态之美。二佬傩送善良、刚勇、健美，是湘西青年男子的佼佼者。

翠翠与二佬的爱，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感天动地的事件。小说中翠翠跟二佬的接触像是只有四次，第一次是偶遇。两年前端午节划船、捉鸭竞赛，爷爷因喝酒忘了去接翠翠回家，二佬见天黑就派伙计送她回去，但翠翠却连二佬的模样都没看清。第二次是登门。二佬特地把爷爷的酒葫芦送回家中，翠翠把他当成“陌生人”，认不准是不是心中的“岳云”。第三次是相约。当年端午节，翠翠应二佬邀请到城里看赛事，却因听到“碾坊陪嫁”的事，赌气不理他，擦肩而过，失之交臂。第四次是路过。二佬沿河六百里寻找哥哥尸体而不得，后从川东押货回来路过渡口，“翠翠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跑掉了。”

当然，还有一种接触，是心灵碰触。二佬与天保赛歌，他晚上到碧溪崖上唱了半夜的歌。小说第十四节写到翠翠第二天醒来，跟爷爷说：“我昨天就在梦里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又软又绵，我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这是心灵对心灵的歌唱，是无迹无痕的心神交融，翠翠梦中听歌，平添了小说诗的意趣。

小说的设定，让二位主人公甚至连静静地坐下交换点内心真实念头的机会都没有，它只像一道清澈的溪涧，在生活中细细地从从容容地流来。沈从文为《边城》设下的基调是唯美的，二佬和翠翠的爱就像是一枚沾着晨露，迎着第一缕霞光，在山风中摇曳，欲开未放的花蕾。这也就是“诗化小说”特色所在、美之所在。

沈从文摒弃了通常小说追求事件撞击的外在强度，而从人物心理角度展开细腻精到的叙述，着重于从内心写出翠翠感情的变化、漾动与发展。例如小说里，有一语象我们切不可忽略，即“大鱼会咬你”。第一次见面，二佬见天已黑，便叫翠翠到他家中去等爷爷来，翠翠以为他欺侮人，就轻轻地说了句：“你个悖时砍脑壳的！”二佬笑着说：“要耽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救命！”回到渡口，爷爷叫她，她不理爷爷，却轻轻地说：“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大鱼会咬你”深深地烙在了翠翠的心中，因为二佬话中的体贴关爱与善解人意，拨动了从未涉及爱河的少女的心弦。这句话实际上成了他二人的“爱”的隐语，在其后小说进展中多次重复出现。大鱼是“咬”住了翠翠的心，沈从文这个“咬”字用神了！

沈从文作品之行文有着诗意之美，但也不是下笔成章、一挥而就的。黄永玉曾问过他，《边城》你改过多少遍？沈从文说，一百多遍吧。其呕心沥血、千锤百炼之甘苦，读者应细加体味。

（摘编自俞兆平《沈从文的＜边城＞及其美学追求》）

材料二：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创作动机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准确理解这段话是把握《边城》内蕴的一条重要线索。多数评论者在立论时往往对“不悖乎人性”视而不见而只抓住“优美”“健康”等亮丽的词以及作品所显现出来的美丽光环，得出《边城》所要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所要赞颂的是“人性美”等论断。其实在沈从文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中，“人性”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是统领其小说内容的灵魂。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人性”的内涵也不仅仅是多数论者所理解的“美的人性”，而是一种“金子与沙子并存”的客观实在。他的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生形式虽具有理想的特点但并没有完全理想化，而是一种现实的自由自在的人生形式——自然、美好而又杂有“沙子”的人生形式。

当然仅仅根据创作来探讨作品的内蕴是不够的，诚如劳伦斯所说：“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故事。”批评的关键是以作品为依据，透过作品所提供的人生视景，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心理等挖掘其内蕴。不可否认，《边城》以大量的篇幅对湘西人性美进行热情的描绘和讴歌，从而体现作家对理想的人生形式、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但这毕竟只是作家的美好意愿，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内蕴。事实是，《边城》的结尾是个出人意料的变奏，一个特定的结局却也是现实意义上的悲剧。诚如多数评论者所说，这个悲剧显示了人生在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作品的最终指归。这种不确定性既是偶然事件所致，也是主观的人为因素所致，即人物不自觉地、无意为之所产生的破坏性行为。作品故事的主干及结局旨在通过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揭露美好人性的阴暗面——深潜于民族心灵的痼疾。正是这种痼疾在关键时刻兴风作浪最终成为主宰人物命运的因素。沈从文是明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素的，但他对“人性向善的发展”的追求又使其不忍心痛揭人性的阴暗面，他渴望笔下的小儿女能够获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表现人性美的一面。

湘西的人生是沈从文小说着力表现的重要部分。对于下层人民，沈从文侧重表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而又纯朴的品德，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并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发掘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深谙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人性所具有的迷信、愚昧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美好人性的阴暗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性作用。当它发作时势必破坏人们自由自在的和谐状态，成为“人与自然契合”的阻力。《边城》的爱情悲剧正是这种缺陷作用的结果。至此，《边城》的内蕴所呈现出来的就不是单一的“证明人性皆善”或揭露人性的阴暗面。

（节选自《名作欣赏》）

材料一：

礼仪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祭神敬鬼活动，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演变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周公“制礼作乐”，对“礼”做出了创造性发展。由于礼仪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代表着国家的整体利益，在塑造完美人格、协调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礼仪不同于西方的礼仪。在西方人眼里，礼仪通常是依据民族或地域差异来区别的风俗，而中国的礼仪是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是礼。在中国人眼里，礼是可以凝聚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一种精神，是社会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准则。

如今，面对公民社会的兴起，我们必须考虑重建现代礼仪，这种重建不是食古不化地套用，也不是食洋不化地照抄。我们要研究传统礼仪和外国合乎国情的礼仪如何创造性转化，还要细致地把握这些礼仪如何与民俗融合，不仅如此，许多具有普遍性的礼仪恰恰可能从民俗中再生才最具生命力。

那些具体的规范并不是现代礼仪的目的所在，最核心的在于礼仪背后所表达的精神元素，现代礼仪应该包含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应该涵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勇敢、谦逊、理性、稳重、慷慨、真情、和平、非暴力……礼应当是一切美德的承载者、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接榫者。

（摘编自《论传统礼仪与现代礼仪》）

材料二：

中国是拥有悠久礼乐文明的礼仪大国，有着丰富的礼仪文化资源，同时重视礼制建设与礼俗教化。《周易·系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敬天礼地、体现族群伦理与政教伦理等包蕴礼义核心的礼仪文化。《荀子·礼论》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强调礼仪文化依循三大伦理原则，即与天地协调的自然伦理、以祖先纪念情感为中心的家庭伦理、推崇君师为政教的政治伦理，这三者是“礼”的核心内涵，是传统礼仪文化的根本性质所在。

当代社会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新的社会生活自然需要相应的礼仪，传统礼仪遵循的三大伦理原则在当代社会必然发生根本的性质变化，即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而不是对天地神灵的被动膜拜；更强调家庭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而不是上下尊卑的严格等级区分；更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牧民”统治。以新的伦理原则处理人与自然、家庭、社会等的关系，既保留中华民族礼仪文化底色，又体现了礼仪文化融入当代社会的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传统礼仪以什么形式与当代社会对接，转化创新，以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也是值得思考的。

以人情社交礼俗为例，乡土社会的生存方式与社会结构决定了乡民之间形成特定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守望相助的互惠关系。这种关系在宋人的《蓝田乡约》中有精准表述，所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情礼俗传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化趋向淡化，但红白喜事中的人情互惠传统在城乡特别是广大乡村仍然普遍存在，许多华人华侨对故乡的情感性投资与工业商贸项目引入也促进了沿海地方经济的发展。这种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民俗传统在民间社会传承延续，民间自我组织与自我服务仍然是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之一，当然也不可避免出现一些互相攀比或因人情干预社会公正的弊端，所以，我们要重视以人情社交礼俗传统为基础，融合现代公益慈善与志愿服务精神，增进家庭、村落、社区的亲密关系，特别是让远离故乡的新城市人，通过日常生活中礼仪传统的现代转化，如传统节日的社区成员聚会、邻里间相互关爱等，在城市住宅区重新获得家园感。

在国家重大政治生活领域与重大节庆场合，传承与弘扬传统礼仪文化，还可以有效地展示社会政治伦理，汇聚民心，树立国家文明形象。《荀子·礼论》云，“礼，以顺人心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国家公共生活中礼仪礼典建设，任职宣誓仪式，元旦新年、春节新年的致辞庆贺仪礼，先烈纪念日的礼敬仪式，清明祭扫英烈活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部分医护工作者与感染者失去宝贵生命，国家在清明节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这一顺人心合人情的仪式的举行，不仅为凝聚全国力量共同抗击疫情提供了重要精神与情感助力，而且提升了我国的国家文明形象。“礼序乾坤，乐和天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典都是盛大庄严的，充分体现了仪式感、参与感。由此可见，礼仪文化对于构建现代国家文明具有重大价值与特别意义。

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国度，丰厚的礼仪文化理论积累与历代传承的礼仪实践，构成了礼仪之邦的文化表征，通过融合与转化，礼仪也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们面临着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优秀的礼仪文化具有夯实中国文明与温润中国文化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促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文化基础。

（摘编自萧放《传统礼仪文化与当代中国礼仪实践》）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学地理学以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为研究对象。传统的文学研究，重视时代背景的分析而忽视地理环境的考察，因此对文学的认识就存在很大的片面性，许多精彩的内容、形式和特点都被忽略或者遮蔽了。文学地理学借鉴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研究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迁徙与组合。描述文学作品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揭示文学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中，不乏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言论，却鲜有论及文学与气候关系的。刘勰和钟嵘最早提到“气候影响文学”。《文心雕龙·物色》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所谓“物色”，就是指“自然景色”，准确地说是物候学所讲的“物候”。《诗品·序》则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郭绍虞解释“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物色”是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气候的变化引起物候的变迁，物候的变迁引起感情的激动，感情的激动导致文辞（文学）的产生，这是文学作品产生的一种机制。在20世纪的自然科学领域，地理学家竺可桢在《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中引用杜甫的《杜鹃》、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等诗，谈文学对气候、物候的反映，借以证明物候学的相关问题。

文学是一种生命体验，气候影响文学家生命和生命意识，从而影响文学。生命意识内涵丰富，它包括人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和认识，如对生命的起源、历程、形式的探寻，对时序的感觉，对死亡的看法，对命运的思索；也包括对生命价值的判断和把握，例如对人生的目的、意义、质量、价值的不同看法。前者属于“生命本体论”，后者属于“生命价值论”。生命意识如此丰富的内容，自然气候可以触发它，但不能全部培育它，尤其是“生命价值论”方面的内容，能够担当培育之责的，主要是人文气候。

自然气候能够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人们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产生时间紧迫感或危机感，多是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示或警惕，如人的生老病死或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物候现象。一般人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反应不够敏感，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农民）对于物候的反应，通常是一种知性的或理性的反应，而文学家的反应则多是一种感性的或情绪的反应。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他们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会想到时间的流逝，并由此想到个体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自身的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从而唤起或强化更多的人对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体认。物候之所以会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因为它有“一年一度的循环”，而这循环是随气候为转移的。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就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地貌、水文和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是文学创作的常见题材，能激发文学家的创作灵感，但这种激发的原动力是气候。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的变化，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

生命意识并不是先天的存在，它是后天培育的。通常来讲，生命意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长期积淀，它是已然存在的，潜伏在人的脑海深处，只有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尤其是近距离的生老病死，以及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才能唤醒它，让它浮现出来。需要强调的是，人文气候（风俗、风气、民风、民俗）的形成，与自然气候也有关系，虽然不那么直接。一个地方的自然气候，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与风俗（风气、民风、风俗），即人文气候。因此，我们讲人文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培育作用，并不意味着自然气候没有加入到这种培育，只是不那么直接而已。同理，我们讲自然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触发作用，也并不意味着人文气候就不能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总之，气候通过物候影响文学家生命意识，而文学家生命意识又影响到文学家对生活与写作环境的选择，影响到文学家的气质与风格形成，影响到文学家的灵感触发机制，从而影响到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内部景观等。

（摘编自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