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诵是一种既遵循语言特点，又根据个人理解，依循作品的平仄音韵，把诗中的喜怒哀乐、感情的起伏变化，通过自己抑扬抗坠的声调表现出来的方式。它比普通朗诵对作品内涵有更深入的体会。吟诵之目的不是为了吟给别人听，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心灵与作品中诗人之心灵，藉着吟诵的声音达到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因此，吟诵之前有两点基础必不可省:一是对于作者与诗歌情意的了解；二是读诵的节奏平仄。没有这两点基础的自由吟是不能通达的。

吟诵不但是读诗、欣赏诗、理解诗的重要法门，而且是写诗重要的入门途径。诗要自己“跑”出来。诗怎么自己“跑”出来？你要对诗歌中文字的音声、节奏、韵律非常熟悉。你熟于吟诵，于是你的诗是随着声音跑出来的。中国的好诗都有一种兴发感动的力量，这种兴发感动的力量从何而来？无论就作者还是读者而言，都是从吟诵得来的。吟诵是一种律动，先于文字，语言文字伴随着这个节奏的律动自己“跑”出来。真正的好诗绝不是查着字典、对着韵书一个字一个字拼凑出来的，一定是伴随吟诵的声音自然地“跑”出来的——所谓字从音出、字从韵出，使用的文字是从它的发音、它的声韵出来的。所以作诗的时候为什么用这个字不用那个字，有时候是因为意思的关系，有时候是因为声音的关系。当你做这种斟酌的时候，不是纯粹的理性，是你吟诵的时候结合着声音辨别出来的，很微妙，很见功力。

吟诵不是制造一个音乐的调子去唱，它不死板。每个人都不同，同一个人的吟诵也会不同。同一首诗你可以早晨吟的时候调子高一点，晚上吟的时候低一点，也可以今天吟得快一点，明天吟得慢一点，要伴随着环境，把自己的心灵、感情、意念跟那首诗打成一片。中国的吟诵不是拿唱歌的调子教大家齐唱、不是花腔女高音，也不是《关雎》一个声调，《硕鼠》另外一个声调，《将仲子》又一个声调。中国诗歌的吟诵，就是要在相同的声调之中，很微妙地传达出不同的感受。外表看起来很简单，四个字一句，两个字一个停顿，都差不多。可是你念的时候，哪个字长一点、短一点、高一点、低一点，有很微妙的差别，变化万端。中国的吟诵本来就不是表演的，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要很多听众来欣赏的，而是像我小的时候，我母亲、伯母的曼声低吟，自己的感情跟这首诗要能够结合在一起，你今天晚上的心情是这样子所以你读得高一点，明天你心情那样子就读得低一点，其中的变化虽然很微妙、很多，但节奏是不变的。

吟诵传承最好从娃娃抓起，这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百年大计。继承和发扬吟诵，既需要认真对待，又不能急功近利。如果仅仅为了吸引更多人注意而过分宣扬似是而非的“吟诵”，乃至将其变成一种才艺表演，那只会混淆视听，最终反而适得其反。吟诵是一门口耳相传的艺术，吟诵前辈要么有家传要么有师承，他们的吟诵实践是当世宝贵的文化遗产，后学理应请吟诵界前辈总结吟诵规律，将其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在继承的基础上推行和传播。

（摘编自叶嘉莹《吟诵，惜之念之的文化遗产》）

“飞花令”本是中国古代一种喝酒时用来罚酒助兴的酒令。不过，它比“五魁首，六六六”之类的民间酒令高难多了，没有诗词基础的人根本玩不转它。

追根溯源，“飞花”一词出自唐代诗人韩翃《寒食》诗中“春城无处不飞花”一句。最基本的飞花令诗句中必须含有“花”字，而且对“花”字出现的位置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例如：花开堪折直须折，第一字是花；落花人独立，第二字是花；感时花溅泪，第三字是花...…以此类推。这些诗人可背诵前人诗句，也可现场吟作。行令人一个接一个，当作不出诗、背不出诗或作错、背错时，由酒令官命其喝酒。此外，还有另外一种行令方法：行“飞花令”时，诗句中第几个字为“花”，即按一定顺序由第几个人喝酒。

酒令的历史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酒风俗，就有所谓的“当是歌诗”“即席作歌”。从射礼转化而成的投壶游戏，实际上就是一种酒令。由此形成的“投壶令”，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到了秦汉之间，承袭前人遗风，文人们亦在席间联句，名之日“即席唱和”，用之日久，作为游戏的酒令也就产生了。“酒令”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贾逵传》：“（贾遵）尝作诗，颂、诔、连珠、酒令凡九篇。”这里提到的酒令，即是行令的令辞。魏晋时，文人雅士整日间饮酒作乐，清谈老庄，游心翰墨，作流觞曲水之举。这种有如阳春白雪的高雅酒令，已不仅是一种罚酒手段，更因作诗这种高逸雅事的参与而不同凡响。最著名的一次“流觞曲水”，当数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的兰亭修禊大会。当时，王羲之与众人所作诗篇荟萃成名传千古的《兰亭集序》。唐宋时，酒令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诗人如孟浩然、王维、元稹、李商隐、杜牧、皇甫松等，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描写饮酒行令的诗篇，为酒令文化增添了浪漫色彩。

中国历史上的酒令虽五花八门，品类繁多，但大致可分为雅令和通令两大类，其中又以雅令最受欢迎。行雅令时，必须能引经据典，当场构思，即席应对，这就要求行令者既要有文采和才华，又要敏捷和机智，所以它是酒令中最能展示饮者才思的项目。例如，宋人《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唐朝使臣出使高丽，宴饮当中，高丽有一人行酒令曰：“张良与项羽争一伞，良日‘凉伞’，羽日‘雨伞’。”唐使即席应对曰：“许由与晁错争一瓢，由曰“油葫芦”，错曰‘醋葫芦’”。此令中名对名，物对物，唐朝使臣应对得体，同时也可以看出高丽人对中国文化之熟识。

雅令中最文的还要算诗酒令，这是文人墨客把酒令与诗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文字游戏。好的酒今不但令人赏心说目，也能道出行令人的心境。明朝国子监祭酒陈询因得罪权贵被贬谪，同僚为他送行，酒至微醺，行令是必不可少的游戏。陈询说：“轟字三个车，余斗字成钟，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朋友对：“品字三个口，水面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陈询又答：“矗字三个直，黑出学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人生失意莫不酸楚，但能和同道之人借酒切磋，也算是苦中作乐，有所安慰吧！

毋庸讳言，酒令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酒文化中一朵别有风姿的奇葩，是劝酒行为的文明化和艺术化，可称为酒席间的“笔会”。自然，为健康计，饮酒还是不醉为佳，不过这就是另外的主旨了。

（选自张梦泽（“飞花令”与中国古代酒令文化》，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传统的“乡贤”指的是村镇中多才多能、享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致仕官员或社会贤达人士。“乡贤”一词最初出现在东汉。随着时代变迁，“乡贤”一词使用日盛，尤其是到了明清之际，一些为躲避政治、退隐乡里过着闲云野鹅日子的为官者和士大夫，成为“乡贤”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重构了乡村经济与社会秩序。“士大夫居乡者为绅”，“乡贤”转化为“乡绅”，获得功名而不为官的儒生和告老还乡的官员成为“乡绅”或者“乡贤”的主要成员，“乡绅”或者“乡贤”成为介于官、绅、民三种社会力量之间的阶层，“惟地方之事，官不得绅协助，则劝诫徒劳；绅不得官提倡，则愚迷弗信”。

“乡贤”既学识渊博又身居高位，其公道正直的品德，让乡民们信服。因此，“乡贤”积极化解乡里各种矛盾，处理乡民之间各种纠纷。在为乡民百姓谋取利益的同时，也获得了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到了明清之际，人才的作用日益彰显，“乡贤”很受地方政府重视，各州各县都设有乡贤祠，用以表彰与纪念对本地产生过影响的人物。历代“乡贤”都会协助官府处理诸如挖渠筑坝、抢险救灾、架桥修路等当地事务，还会发挥个人影响以淳化风俗、定纷止争、稳定秩序等。在基层社会发展进程中，“乡贤”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鸦片战争后，由于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加之外国列强侵略，“乡贤”不愿继续在台前服务乡民百姓，退而选择隐退，“乡贤”群体随之衰落。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乡贤”始终是联结最高统治者、治国理政者与乡民百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乡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各方利益，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因此“乡贤”能得到官府、地方宗族、乡民的多方支持。“乡贤”成为一种荣誉称号，实际上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的人生价值、道德品质的一种正面肯定。

传统的“乡贤”发展到新时代，失去了作为“表彰的荣誉称号”的传统意义，仅保留“多才多能”的评价，因此被人们称为“新乡贤”。“新乡贤”涵盖的范围更广更宽泛，组成群体更多元，包括各种类型的精英人才，诸如技术能手、致富能人、德高望重的老干部等。他们有的在当地生活、工作：有的虽然在外地工作但通过项目或其他形式回到家乡，为当地的乡村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只要是能够为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人，无论是在体制内工作的离退休返乡的官员、教师、医护人员、军人，还是文人学者、企业家、海外华人华侨，甚至返乡大学生、在外打工经商的村民，都成为群众和政府认同的“新乡贤”。“新乡贤”这种多元、包容的群体结构，这种成长于乡村、在外拼搏并取得一定成绩的经历，既保障了资源的丰富性，又保障了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充分发扬创新精神、实现乡村振兴的特质。

正是因为“新乡贤”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新乡贤”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2017年、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新乡贤文化”进行了阐析。“新乡贤”文化传承并发展了传统乡贤文化中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并赋予“以乡情为组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的新时代特点，不单是传统中国文化在新时代乡村社会的表现，还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更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终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

（摘编自光明网《关系型社会资本：“新乡贤”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推动》）

材料二：

有研究表明，有无乡贤并非能否有效治理的原因，能否有效治理也并非有无乡贤的结果。构建一个集中有力的乡土权威才是推进当代农村治理的可靠路径。新乡贤与村两委间权责模糊：一方面，政府的主导作用无法得到有力保障，基层治理也不可能完全通过自治的方式实现；另一方面，村两委如果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产生排斥心理，也会阻碍基层治理的进程。

在历史上，从乡贤中分化而来的地主和土豪劣绅剥夺农民利益，异化为“乡霸”和“宗族代言人”。新乡贤应当防止以权谋私情况的发生，如在农村土地流转承包、村办企业承包运营、国家征地补偿、村部或宗族集体资产等治理方面通过投机取巧来侵占集体或他人利益等等。维护群众利益，应当是新乡贤群体产生、发展的决定标准。

民间事务和矛盾纠纷中，乡民对于情感的接受程度往往要比对法律的接受程度高。新乡贤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准则处理矛盾时，要注意坚持法律底线。如若不然，新乡贤所形成的新阶层、新组织，会加重基层治理的负担，使矛盾和问题复杂化，违背新乡贤参与基层多元治理的初衷。此外，新乡贤的制度支撑应以精神支持为主，这是基于新乡贤自身有经济收入，只为发挥余热或回馈乡里的现实情况。新乡贤应有“不拿一分钱”的底气和中立态度，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乡民服务。

（摘编自《新乡贤：价值、祛弊与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