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大量个体小农和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舞台中心。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思潮就是人的觉醒。它成为了从两汉时代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曲折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的。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如《古诗十九首》，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名利、享乐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些“古诗”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等结合糅杂在一起，使这种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感喟，愈显沉郁和悲凉。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在表面看来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并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珍重生命呢？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正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文学的自觉”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觉醒”为先导的。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观念的形成，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首次提出魏晋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并把它与“文学的自觉”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我们知道，在文学走向自觉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文学创作的自觉。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很难说《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不是自觉创作的结果，它们最初的产生可能都是自觉行为。但由于它们不同程度地对经史、音乐，对社会、政治乃至强权表现出较大的依附性，而且关键是创作者不是有意进行文学创作，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尚无文学的概念，所以他们的创作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自然也就谈不上“文学的自觉”。不过应承认，由于《诗经》、楚辞、汉乐府从它们所属的音乐体系中脱胎出来后，就只以文字形式流传。这为人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典范，自然成为人们表现生活、抒发情感、描绘自然、记述事件的模仿对象。《古诗十九首》就是人们仿照两汉民间乐府进行创作的尝试。虽然我们至今仍无法确认它们的作者，但它们与《诗经》、楚辞、汉乐府有着较大差别。它们不依附于经史，不依附于政治和强权，也不再是只作为音乐的附属品而存在。

应该承认，早在先秦人们就看到了“情”与“文”的某种特殊关系。但先秦两汉在肯定“发乎情”之后又特别强调“止乎礼义”的重要，他们用儒家的政治、道德原则去规范、限制诗歌感情的表达。魏晋以后则不然，陆机所说的“诗缘情”的“情”则未加任何限制，凡属于人类的七情六欲无不囊括其中。钟嵘更是遍举了人世间形形色色之情，甚至把女子“扬蛾入宠，再盼倾国”的得意之情亦涵盖在内。由此可见，先秦两汉与魏晋虽然都讲情，但本质上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由对个体生命的重新审视而激发的人的觉醒，使得魏晋文学创作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人们从不太重视情到以情为重，从带有枷锁的情到不拘一格的人类的真情；从表现社会的集体的情，到抒发个人的独特的情。这标志着文学观念的转变，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质的飞跃。魏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独放异彩，是与文士们对“情”的观念态度分不开的，更直白地说是“情”解放的结果。

（摘编自胡红梅、胡晓林《魏晋“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家文化是一种植根于世代传承的家庭家族文化土壤、体现我们民族特质和精神风貌的文化，基本构成包括家训（家教）、家风、家礼、家德、家学和家史文化等，钱氏世家文化也是这些家文化元素的统一体。

据检索，钱氏世家各个支脉的家谱中，多有家训族规，其中三篇家训是其典型代表。一是该家族姑祖吴越王钱镠的《武肃王八训》（以下简称《八训》），这是该家族最早的家训。家训总结了当时不少大族家教家风不良致使破家亡家的教训，告诫子孙睦亲齐家，仁和处世，尊祖敬宗，恪守家风。二是《武肃王遗训》（以下简称《遗训》），该家训是钱镠临终前对子孙的嘱托。钱镠在介绍自己从军理政50余年经历后，告诫子孙体国恤民，“莫爱财无厌征收，毋图安乐逸豫，毋恃势力而作威，毋得罪于群臣百姓”。《遗训》将维护国家统一、使百姓免受干戈之苦的谆谆嘱托、民为邦本的意识和浓浓的家国情怀融入家训之中。三是广德钱氏前清举人钱文选辑录的《钱氏家训》。在继承家训的基础上，总结钱氏各族家庭教育实践经验，采辑历代先贤治家教子处世的格言警语修订而成，保留了《八训》和《遗训》的基本教化理念，是留给钱氏家族子孙的重要精神遗产，成为钱氏后人的人生行为指南。

从钱武肃王的家训中，可见其家德文化优良。《八训》列举了江西钟氏养子不训、亡败其家，河中王氏、幽州刘氏兄弟自相鱼肉、构讼破家、子孙皆绝等家族的沉痛教训，告诫子孙“兄弟如手足”“兄弟相同上下和睦”。钱文选辑《钱氏家训》之“家庭”篇更强调“内外门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该家族《埃山钱氏宗谱》中“治家”条也有云，“处家之道，当恩义兼至”“兄弟乃一体所分，全要休戚相关”等等。这种家德文化对子孙的成人成才起着重要作用。

家风，是一个家族或家庭世代繁衍生息过程中形成的风气、风尚、风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良好家风一旦形成，就能使家人耳濡目染，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约束和激励子弟在家庭生活中继承父祖的优良品德和传统。钱氏世家尤其重视家风培育，武肃王《八训》和《遗训》中都强调，“绍续家风、宣明礼教，子孙若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破吾家门”，“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

我国的家文化特别注重积累、传承，家学渊源使得子弟较早接受文化的开蒙教育，精湛的器物文化、艺术创作技能依靠家庭的代代相传，学术研究及其思想理论成果在家族后代子孙的传承中发扬光大。班彪与儿子班固、女儿班昭都是史学大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都是书法大家，苏洵与苏轼、苏辙父子都是文学大家。钱氏世家亦然，其家学传承的成功是家族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

今天的中国，家庭虽然小型化了，但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依然是人们的生活场所和社会基本单位，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情感归宿。唐朝名相张九龄云：“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全面梳理、汲取钱氏世家文化的积极成分，有利于促进家庭建设和家风培育。

（摘自陈延斌《吴越钱氏世家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材料二：家风是一个家庭的风气，犹如无处不在的空气，弥漫在家庭的每个角落；犹如绵绵细雨，滋润着家庭的每个成员。家风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从个人和家庭层面说，家风影响着每个家庭、每个成员的生活，浸润着家庭成员的精神和心灵，对家庭中每个人的文化修养、道德品质、生活方式等都有深刻影响；从社会和国家层面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是国风的基础。

什么样的家风才算好家风？如果说100个家庭有100个家风，那么也可以说100个好家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引领家庭成员向上向善。好家风就是要“积善”并且要谨防“积不善”，这是判断好家风的标准。

好家风由家庭文化、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很多要素构成。向上向善的家庭具有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团结等良好美德与行为，向上向善的家庭会主动拒绝不良行为。有人认为家风是自家的事，“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但家风也要有家国情怀，要把个人发展、家庭发展和国家发展结合起来，要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因此，好家风还要处理好“虚”与“实”、“小家”与“大家”这两对关系，这才是好家风的模样。

行为是家风的外部呈现，当我们描述某个家庭的家风时，常常会说一些具体行为，如“他们家爱运动，一家人经常去跑步”“他们家很友善，见面总是主动打招呼”“他们家挺懒，家门口从不打扫”……这些呈现出来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不同的家风，家风的内核是价值观，家风的外显是行为，价值观通过行为呈现出来，固定为习惯并传承下来，最终成为家风。

建设良好家风要落到具体行动上，要先构建好和谐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要重视沟通，还要形成好的学习氛围，要更重视规则和习惯。

（摘自孙宏艳《好家风要“有模有样”》）

材料一

当前的中国正在经历社会转型，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与传统的农村相比也出现了很多方面的变化。由于人口的向外流动，传统的世代同居、子孙满堂的充满乡土气息的大家族已经消失，一种特殊的家庭形式——隔代家庭出现了。很多家庭或是儿子进城，或是儿子儿媳一起进城。一个家庭的中坚力量流失，留在农村的只有老人和孩子，这又产生了两类新的社会群体——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农村老年“空巢家庭”达117.9万户，占老年“空巢家庭”总数的71.58%，农村“空巢家庭”老人1632.9万人，占空巢老人总数的69.79%。农村老人与子女分离生活的已经不在少数，这些老人缺乏关怀和照顾。然而，子女由于要为老人提供生计所需，更需要去城市打工，成了恶性循环。同空巢老人一样，留守儿童问题同样不容忽视。由于城市教育成本较高，儿童无法随同父母进城读书，而留在农村由老人照顾又无法使他们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

（摘选自付立政《从<乡土中国>看当代中国农村变迁》，《农村经济与科技》2015年11期，有删改）

材料二：

从2000年开始延续至今，农村社会变迁的特点是各地城郊农村城市化步伐加快，并且迅速向周边地区拓展。由于长期经济的高速增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积累，这使它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给非本地的劳动力。这就为中西部地区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大量流入提供了可能。而随着大量劳动力流入大城市，那里的家庭显著的变化表现为“留守家庭”的大量出现。留守家庭的一大特点是其部分家庭功能被弱化，甚至缺损。

但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打工，在改变了家庭成员的职业结构的同时也使农村家庭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非农业收入构成了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从而使农村家庭的非农化进程不可逆转。由于打工的收入首先是以个人收入的方式进入家庭的，这样，像发达地区农村一样，家庭的“当家人”的权力就被削弱了，而家庭成员的独立性则增加了。显然，这是对父系父权家庭制度的基础的侵蚀。因此，由于非农化进程的加速，中西部农村地区其实也开始了它家庭制度变迁的过程，这样的变迁与东部发达地区农村有着殊途同归的意味。

（摘编自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家庭三十年——一个社会学的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有删改）

材料三：

材料四：

家庭化流动一般包括同代流动和二代流动两种形式。同代流动即夫妻二人共同外出，二代流动即夫妻二人携带子女同时外出。

从笔者所调查的几个村庄来看，农民工家庭化流动的比例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数。家庭化流动进一步缩减了农村传统家庭人口规模，降低了农村家庭老年人的养老质量和水平，导致老年人养老过程中的贴身照料和情感关怀缺失，对于那些丧偶老人来说更甚。同时，那些同代流动或二代流动，且有留守儿童的家庭，儿童看护和照料，以及房屋照看和家务劳动等任务由青年人向老年人的转移，也极大增加了老年人身体和心理负担。有些老人甚至还承担起外出务工子女留在农村的土地经营和农作物种植任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导致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从青壮年人口向老年人口转移。这些处于养老年龄的农村老年人，普遍表示压力较大，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了严重考验。同时，部分留守老人还承担了对孙辈的看护和照顾任务。不过，“也正是由于隔代抚养容易导致留守儿童产生心理、行为、情感等偏差问题”，外出务工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容易出现紧张化与矛盾冲突。

（摘编自谷玉良《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养老困境》，《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