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遍化学书，在炭气、氧气以至于氯气之外，你是看不到俗气的。这是比任何气体更稀淡、更微茫，超出于五官感觉之上的一种气体，只有在文艺里和社交里才能碰见。文艺里和社交里还有许多其它的气也是化学所不谈的，例如寒酸气、泥土气。不过，这许多气都没有俗气那样难捉摸。说到酸气，你立刻联想到山西或镇江的老醋：说起泥土气，你就记忆起夏雨初晴时青草池塘四周围氤氲着的气息。但是俗气呢？不幸得很，“气”已是够空虚的了，“俗”比“气”更抽象!所以，以亚尔特斯·赫胥黎先生之机灵，在《文学中之俗气》那本小册子里，他也不能抓住俗气，像孙行者抓住妖风一般用鼻子来辨别滋味。

赫胥黎先生以为俗气的标准是跟着社会阶级而变换的：下等社会认为美的，中等社会认为俗不可耐；中等社会认为美的，上等社会认为俗不可耐；以此类推。又说：“俗气就是流露出来的一种下劣性”。这上中下阶级想是依照知识程度来分的，每一个阶级又分好多层，上等之上，下等之下。若说根据银行存款的多少来判定阶级，赫胥黎先生断不至于那样势利的。

俗气是跟着社会阶级来变换的，不错!问题是：上等社会批评东西“甲”俗，中等社会批评东西“乙”俗，下等社会批评东西“丙”俗，它们批评为俗的对象虽不同，但它们批评为俗的心理反应或感想是相同的，这个相同是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来自上等、中等、下等社会的代表人物，看见自认为俗的事物时，他们三个人的心理反应或感想一定是相同的。否则决不会同声说：“俗!”这三个不同的事物中有什么相同的品质使这三个不同的人发生相同的感想？对于清洁成癖的人，天下没有一桩东西是不脏的；同样，俗的东西的多少也跟一个人的风雅的程度成为正比例，但是，不管他评为“俗”的东西的数量的多少，这许多东西里一定有一个像算学中的公因数，做他的批评的根据。

赫胥黎先生讨厌坡(EdgarPoe)的诗，说它好比戴满了钻戒的手，俗气逼人。这一个妙喻点醒我们不少。浓抹了胭脂的脸，向上翻的厚嘴唇，福尔斯大夫的大肚子，西哈诺的大鼻子，涕泗交流的感伤主义，柔软到挤得出水的男人，鸳鸯蝴蝶派的才情……都跟戴满钻戒的手一般的俗。这形形色色的事物间有一个公共的成分——量的过度：钻戒戴在手上是极悦目的。但是十指尖尖都戴着钻戒，太多了，就俗了！胭脂擦在脸上是极助娇艳的，但是涂得仿佛火烧一样，太浓了。就俗了！肚子对于人体曲线美是大有贡献的，但假如凸得像挂了布袋，太高了，就俗了！以此类推。同时我们胸中还潜伏一个道德观念：我们不赞成一切夸张和卖弄，一方面因为一切夸张和卖弄总是过量的，上自媒人的花言巧语．下至戏里的丑表功，都是言过其实、表过其里的。另一方面也因为人家的夸大反衬出我们的渺小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认为过当的事物，我们不知不觉地联想到卖弄。不管那桩事物确是在卖弄(像戴满钻戒的手)或是出于不得已(像大肚子)。因此，我们暂时的结论是：当一个人认为一桩东西为俗的时候。这一个东西里一定有这个人认为太过火的成分，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这个成分的本身也许是好的，不过假如这个人认为过多了。包含这个成分的整个东西就要被认为俗气。所以，俗气不是负面的缺陷，是正面的过失。沉默冷静，不会应酬的人，你至多厌他呆板，偏是有说有笑，拍肩拉手的社交家顶容易变俗。雷诺尔慈爵士论罗马宗和威尼斯宗两派绘画的优劣，也是一个佐证：轻描淡绘、注重风韵的画是不会俗的，金碧辉煌、注重色相的画就迹近卖弄，相形之下，有些俗气了。批评家对于他们认为“感伤主义”的作品，同声说“俗”，因为“感伤主义是对一桩事物过量的反映”——这是瑞恰慈先生的话，跟我们的理论不是一拍就合么？换个角度来说，俗的东西就是可以感动“大多数人”的东西——此地所谓“大多数人”带着一种谴责的意味，不仅指数量说，并且指品质说，是卡莱尔所谓“不要崇拜大多数”的“大多数”，是易卜生所谓“大多数永远是错误的”的“大多数”。

(摘编自钱锺书《论俗气》，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①从远古神农氏开始，中华先祖就开始种稻、黍、稷、麦、菽五谷为食，制耒耜劳作工具为耕，种麻纺线成布为衣，磨制器物为家什，完成了从山上狩猎、水中渔猎到定居生活的转变，实现了从蒙昧到文明的过渡，开启了农耕文明之先河，这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深厚的滋养。

②农耕文明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农耕文明集中升华了亿万民众的实践经验，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农耕文明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技术，还包括相应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观念、生活礼俗、民族心理等文化形态。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无一不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鲜明标签和重要表现。

③农耕文明不仅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还间接影响并塑造了中华文化的个性和特质。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华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及其他文化经过不断碰撞融合，形成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家国一体、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和谐向善、诚信包容、尊尊亲亲等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早已渗透进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润物细无声般影响着中国人的生产生活。

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氓黎。”……品味着这些古老的歌谣，我们仿佛看到一幅绵延千年的农耕文明演变图景。在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当代，古老的农耕文明并没有过时，反而愈发彰显出独到的价值和无穷的魅力。农耕文明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成分，也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不可多得的资源宝库。

⑤因此，我们必须将其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下去。一方面，要善待历史的馈赠，切实发掘好、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积极培育乡土文化人才，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运用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去滋养农耕文明，推动农耕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节选自《传承千年余韵，凝聚文明之光——中华农耕文明发展历程速览》）

材料二：

①人的清静性格的形成，离不开农耕文明的熏陶。自然本质是清静的，长期自然清静环境的熏陶，必然有助于清静性格的形成。而清静对社会发展又具有重要意义。老子说：“清静为天下正。”农耕文明也有利于培育一个人的节俭性格。农业的产量较多地取决于自然的特点和规律，而大自然的供给总是有限量的，这对浪费必然是一种约束，会促使人在行为上更崇尚节俭。人性中质朴性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农耕文明的熏陶。大自然的朴实无华和厚重，必然更有利于养成人性的质朴厚道。农耕文明也有利于培育敬畏人格。大自然的神秘性和无私性，也为敬畏人格的形成提供了自然基础。

②留住农耕人和培养农耕人，关键要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为此，要把乡村人才振兴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一是要激活现有本地乡土人才，充分发挥本地乡土人才示范带动作用：二是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要把一些高学历、懂技术、爱农业、在农村能留得住的人才吸引到农村来；三是要发挥好新乡贤作用，激励乡村成功人士致富思源，回报桑梓，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四是要进一步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③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重视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也留住乡愁。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要进一步加大对古镇、古村落、民族村寨、文物古迹、农业遗迹的保护力度。

④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对此，我们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和新风采。

（节选自《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守住农耕文明之魂》）

【材料一】

①园林命名之最高标准，张岱已明言“无有一字入俗”，这也是园林命名同现代的“主题园”的区别。②后者仅仅指出命名是表达景致的某一主题思想，而园林命名的关键却不只在于“主题”，更在于雅俗。③有人认为使用古人典故就是“不俗”了，《红楼梦》第十七回中以两处题名指出了这一观念的问题，在“曲径通幽”，宝玉言之“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这自然是常说的“古雅”了；而在“沁芳桥”，宝玉又不喜欢别人那些“述古”的名字了。④通观全篇，其所涉用典之俗的问题大抵有三：一曰陈旧，二曰犯忌，三曰“不中”。

所谓陈旧，就是用典太过俗滥，了无新意。如众人到了潇湘馆时，论此处匾该题四字。有人说：“淇水遗风。”贾政道：“俗。”又一个道：“睢园遗迹。”贾政道：“也俗。”二者一处用《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典；另一处用睢园，即汉梁孝王“绿竹荫诸”的菟园之典，都同潇湘馆最点景的物“竹”有关，也算应题，为何被政老称“俗”呢？主要在于，这两个典故是文人看到“竹”最容易想到的典故，几乎已经是陈词滥调了，而由自我妙思所感知的此处景致之独特也自然不可见了。

犯忌者，多是同政事人情相悖之意。这看似同雅俗无关，但所“雅”者，乃是寓于此间而得其遗世独立之精神；若不能意会禁忌之“度”，便是同时俗产生了冲突，难得独我之幽趣了。一犯在违制。如“蓼汀花溆”一景，有人拟出“秦人旧舍”，宝玉立即指出“背谬了”，桃花源之典故，本是讲“为避秦乱”而隐居的一村人，他们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无疑暗藏着对政治的不满。二犯在重名，“稻香村”最初有人题名“杏花村”获得众人赞赏，贾政却向众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请名方可。”三犯在“颓丧”。在蘅芜苑一处拟联，有人道：“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众人指出“斜阳”二字不妥，那人便引古诗“蘼芜满院泣斜阳”句，众人皆云：“颓丧，颓丧！”

所谓“不中”，就是本来显然需要提及的点题景物，没有说准或者说满了，或者明明没有的景致，却在匾额和对联中生造出来。前者如怡红院之处，有人提出“蕉鹤”，有人提“崇光泛彩”，宝玉就说“此处蕉棠两植，其意暗蓄‘红’‘绿’二字在内。若只说蕉，则棠无着落，若只说棠，蕉亦无着落”。后者如在蘅芜苑中清客们的“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三程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二联。说“不中”是“俗”，似乎也有些不妥，但是“俗”并不只针对文辞不美，还针对那些华美却不切景的辞藻。真正的“命名”乃是根据“此景”各种幽致深蕴而从生命经验中流露出来，而非为了炫耀自己的文学才华而生搬硬造出来的。

从根本上讲，“不入俗”之难在于不能回到自我观照的世界中来，而只在“外部”的典故、概念和比拟中打转。在这一回中，尤其彰显宝玉才华的，或者说特别表露出“雅”的含义的，是连贾政也比较欣赏的“沁芳”桥之命名以及“蘅芷清芬”的对联。“沁芳”之名拟出后，贾政的态度是“拈须点头不语”，脂评“六字是严父大露悦容也”。宝玉在评价前人时已提出，“雅”虽要切景，但却不能太“实”，而是要“蕴藉含蓄”；而其“含蓄”处，却是一种真正的“实在”。之所以“含蓄”，乃在于命名不能是对眼前景致的一般描述或比拟，而要将自我的生命经验沉浸于作为整体的园中世界，并前追古人之生命，将之也化入此刻自我的生命中来。

所谓“无有一字入俗”，其实就是将自我作为存在者的“主人”去面对真实的世界，面对真实的此刻的显现。然而古今鲜有人可做到极致，又知这一“真实”是极难寻找的。这一回的叙事展现出，对真实的意义的寻找乃是基于对许多“不真”的表达的涤除与反省，在这种反省之后重新回归到本真的存在中来，回归到在此的自我中来，世界的“真”便从被遮蔽的俗套和成见中显露现身了。

（摘编自李溪《以意造园，复以园造意：从<红楼梦>第十七回看文人园林》）

【材料二】

中国古代园林是文人读书治学的场地、修身养性的乐土、结社雅集的处所和文学创作的基地。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学书写种类多样，异彩纷呈。园林中的建筑题名、匾额、对联和刻石等或取材于著名诗文，或出自文人之手。文学史上众多美文意境与文学家的高雅情致，皆成为中国古代园林的造景依据。拙政园来源于陶渊明《归园田居》的“守拙归园田”；沧浪亭的“沧浪”二字取自屈原《渔父》中的典故，园中临水的“观鱼处”得名于《庄子》“观鱼于濠梁之上”；颐和园后山“看云起时”出自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拙政园“留听阁”用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留得枯荷听雨声”的诗意。园林中的对联、刻石对仗工整，寓意深远。留园五峰仙馆题有“雨后静观山意思，风前闲看月精神”，这与李白《独坐敬亭山》中“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有异曲同工之妙。园林散文、题园诗赋是古典文学与园林的另一种结合形式，如《阿房宫赋》《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和曹雪芹笔下“大观园”更是将中国园林的文学书写推向了高潮。

（摘编自袁圆《从<红楼梦>大观园看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学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