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古代书院，承担着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英才的重任，通常由富商、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千余年来，作为我国独特的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书院在历经辉煌、困顿和沉寂中发展着，至今仍然“活着的书院”——岳麓书院就是其中的典范。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湘江西岸秀丽的岳麓山下，湖南大学校园之中，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它自北宋创始，历宋、元、明、清各代，兴学不变。随着清末改革学制，废书院，办学堂，辛亥革命后改高等学校直至湖南大学，均因旧址扩建，千余年来都是湖南高等学府所在，反映了祖国文教事业的悠久历史，是十分可贵的文物史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岳麓书院经由湖南大学管理和修复以来，书院延续其千百年来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功能，成为全国书院中承继其传统功能的典型代表，被外界誉为“千年学府”。

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千百年来始终坚持成就人才、传道济民的教育理想，高扬爱国务实、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倡导实事求是、学贵力行的治学精神，秉持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姿态，培养和熏陶了大批人才。以近代中国为例，先后涌现了以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世改革派，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运动领导者，以谭嗣同、熊希龄等为代表的维新变法志士，以黄兴、蔡锷等为代表的民主革命者，以杨昌济、范源濂等为代表的教育家，以何叔衡、蔡和森、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

目前，岳麓书院已经形成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努力推动岳麓书院的全面现代复兴，将其建设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文化地标。

当下，尽管书院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上可以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尽管岳麓书院已是湖南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很多书院正在被新建或复修，但它俨然不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渠道或重要组成部分，不是也不能取代义务教育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现在的书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院，而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载体，应有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这是发展理念上应该明晰的。

（摘编自范玉刚《书院的文化传承及精神蕴蓄》，岳麓书院网站）

材料二：

书院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机构，是古代东亚教育制度有别于官学的一种独立的教育系统。书院历史非常悠久，其间之形制、规矩多有变化，所以要综括地谈它的精神并不容易。

传统书院有讲会，讲会有高度的仪式性。不是一上来就开始演讲，演讲前要焚香，要击云板，要歌诗。歌诗非常重要，因为儒家的教育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还有祭祀，每次讲会前，主持人都要先到孔子像前上香，上香后才开始讲会。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讲会的仪式性。其次还有会约，极细密。如白鹿洞书院的《白鹿洞规约》一类。每个书院在具体运营过程中，还有非常多、非常细的规范，包括怎样吃饭，怎么缴费，每个月聚几次，是朔望集，还是每个月初三初七聚会，每次聚会多少时辰等。这些规定非常详细，否则群体生活便难以进行。

书院精神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质疑、问难、辩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学术上本来有的传统，书院继承和发扬了它。那么，这个传统从哪儿来的呢？从汉代的讲经来！当然先秦诸子不用说了，儒家的师弟子之间也是互相辩论的。但汉人讲经学时，把这种辩论的精神制度化了，演讲时规定要安排一位质疑者。这个传统在南北朝期间又扩大了。皇帝也常出来讲经，由大臣问难。到了宋代，这种风气在书院中也得到了体现。所以书院讲会在制度上要设一名质疑者，目的就是用跟你相反的道理和你辩论，以追求真理。

讲会之外，书院山长（院长）还要讲学。这跟讲会不太一样，主要是本门内部的讲习，讲自己的学问。书院山长大概一两个月讲一次，平常并不讲，那么平常书院是怎么学习的呢？是自学！就是你自己学习。书院有个方向，告诉学生应该遵从什么，有个精神上的导引，这些都由山长提点。自己学、自己下功夫，学到某个地步，老师才给个指引或做个印证。书院基本上不考试，你做学问是为自己做的，你学问好不好你自己清楚，我考你干什么呢？你为了考试来蒙混我，有这必要吗？而且也没有年限，你要读几年就读几年，所以有些人一辈子都在书院。自学自律，为己之学，这种精神贯穿于书院中。

另外，还应注意书院的社会性。书院对外另有宣讲，属于社会性的讲学。这种面对社会的讲学，旨在教化，目的是要让社会风俗更为淳美。古代书院的山长们在这方面颇有表现，有很多故事。如清代诗人施闰章（愚山）主持一个书院，有天来了两兄弟，写了状子到书院告状，要争祖产。愚山说：“我这里是书院，是讲学的地方，不是衙门，你们要告状，需到衙门去，但既然来了，那我们也不妨聊聊。”就让两兄弟坐下来，跟他们谈兄弟友爱之道，结果讲得这两兄弟相拥痛哭，当场就把状子烧了，回家去了。

最重要的，贯穿在书院内部的是一种礼的精神或敬的精神。礼的外在是一种典礼、仪式，内在是一种敬的精神。这礼或敬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表现在祭祀上。书院必有祭祀，祭祀是书院非常重要的功能。这种功能在今天的大学里荡然无存。没有祭祀就是没有学术传统，没有学术的传承。我们很多大学只纪念政治人物，立了一堆铜像塑像，但是大学自己学术本身的师承，什么时候祭祀了？其次是斋。书院有斋，我们平时讲心斋、吃斋。斋是什么？是用行动来表现一种对事物恭敬的态度。像祭祀时要斋戒沐浴，要斋心。所以，斋舍不只是回去睡觉的地方，你主要的学习、主要的实践功夫都是在你的斋房、你的书斋里体现的。你大部分的时间并不是到讲堂上听讲，仍是在书斋里自己用功。还有敬师。现在很多学校，老师进教室讲课，学生起来敬礼都不会；下课，学生一哄而散，也不懂得要跟老师敬礼，没有任何仪式。没有礼的精神灌输其中，想要学生守规约，必然引起反弹。

书院属于私学，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但它是整个社会共同的事业，其功效也影响于整个社会。

（摘编自龚鹏程《书院何为·书院精神》）

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颁新火、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到，“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成为时尚，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在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已由射门比准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精神，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

宋代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代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的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梁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代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炊饼深受汴梁城民众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读《水浒》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国际传播是指由大众传播媒介所进行的具有特定经济、政治、文化目的的跨越国境的传播活动。“中国内容国际表达”是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的主要特点。所谓“中国内容”，是指中国国际传播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教、军事、体育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不断增加中外交流以及与中国有关的国际事务的内容。在具体报道中更加注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国内外事务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所谓“国际表达”，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指根据国外受众的思维方式、接受习惯、信息需求等，有针对性地设计传播形式；二是尽可能地通过国际人士、传播对象、国家人士的视角表达和解读中国内容；三是借用国际惯例和规则等对中国事务和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媒体在向世界介绍中国、展示中国良好形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和展会上，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突发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务的报道中，中国媒体也能很好地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发出中国声音。

当然也要看到，目前中国国际传播还存在不少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比如，在内容上仍是着重向世界介绍中国事务与立场、在表达上有时难免陷入以西方为主的思维范式。为了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确认识、消除偏见和误解，一些媒体在向世界介绍中国的过程中过分迁就和迎合西方价值标准，过于强调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等，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中国国际传播的主体地位。在国际舆论格局仍然是“西强我弱”的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需要更好地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努力改变国际传播中存在的碎片化、浅表化、边缘化现象，在突出中国立场和观点的基础上推动国际传播向更高层次发展。

当前，国际传播的主战场已由国内转移到海外。如何在传播中国事务之外，在对全球各类事务的传播中体现中国价值，就成为中国国际传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目前，中国国际传播竞争力和影响力不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际舆论话语权严重缺失，而争夺国际舆论话语权的关键因素是核心价值。中国国际传播要在国际舆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突出中国价值。

在新形势下，中国国际传播的内容不应限于中国事务，而应强调“全球内容、中国价值”，进一步放眼全球，用中国价值来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对全球事务的报道传递中国价值。传播理念既体现中国立场，又体现世界眼光，强调全球利益共享与合作，更好地让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传播视野强调开放与包容，通过更高层面的议程设置与角度选择，将中国立场寓于客观报道之中，润物无声地传递中国价值，体现中国影响。

一个国家走向强盛，既取决于强大的硬实力，也取决于强大的软实力。中国要走向强盛，不仅体现在世界各地的人们愿意接受来自中国的产品，更体现在世界各地的人们愿意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认同并推崇中国价值。

（摘编自《人民日报》王庚年《中国国际传播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材料二：

讲好中国故事的最大挑战就在于，在多数国家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可能对社会主义存在较深误解的世界上，怎样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故事，让其听得进听得懂，可接受能认同。

一是在落实“真实立体全面”上创新理念实践。党的十九大对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项具体要求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真实立体全面”作为一个辩证的概念隐含着新的时代内涵。在“自塑”与“他塑”的关系层面，这首先是针对西方舆论场中“镜像中国”与立于东方大地上的“真实中国”之间的偏差和反差。更充分地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就是把中华民族昂扬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崭新姿态完整地呈现在世界面前。同时，相对于“没有发展起来”的过去，在“做好了中国事情”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更具坚持实事求是的底气。“真实立体全面”的多维空间里包含着中国发展独有的高度复杂性。这个“复杂性”正是“中国故事”的“戏剧性”所在。

二是在讲好“制度故事”上下功夫见实效。“中国故事”是一个快速发展、迅速崛起，有着最悠久的历史文明传统而走在一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上的国家和民族的故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中国奇迹”概括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是中国故事的主体，而对世界来说，关注点在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几十年的历史经验显示，直到最近，西方关于中国的舆论轨迹基本表现为“垮台论”与“威胁论”的交替循环。但过去他们讲“垮台”很大程度是当真的，就是真认为中国会垮台；讲“威胁”比较牵强，心里未必真有多害怕。现在不同了，讲“垮台”讲不起来的，但讲“威胁”很焦虑。这可以理解为是对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和有效性的一种默认。这样的背景，为我们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提供了一种新的机遇。我们既要讲清楚中国制度与中国奇迹的关系，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源于政治制度的成功，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竞争力集中地体现在制度优势和制度竞争力上；又要讲清楚中国制度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也就是“中国特色”与“世界价值”的关系。

（摘编自《对外传播》周树春《自觉把握新时代国际传播的特征规律》）

附：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成立于2004年，致力于增进中外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推动国际青年领域的务实合作，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环保、创新等领域，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青年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