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以文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华儿女广泛接受并尊崇的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流行，主要是贵族和执政者的代称。但孔子在构思和传布自己的儒家学说时，对君子的内涵进行改造，赋予其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如果说，孔子在构思和传扬儒家学说时，思考的轴心问题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那么他苦苦追寻的结果，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伴随《论语》的流传而走入人们的心灵。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如孟子、荀子等，对君子人格张扬申说。与儒家学派有颇多论争的墨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对君子人格也欣赏有加，如《墨子》中的“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韩非子》中的“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等等，都是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肯定。虽然道家学派在诸多思想观念上与儒家学派判然有别，但在看待君子人格上，两者颇为一致。至于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对君子人格赞不绝口，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等哲学家认为这是对君子形象的生动描绘。于是，君子人格受到上至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底层百姓的广泛认同和追从。

从先秦至清末，有关君子和君子文化的描述数不胜数，而且在传统戏剧、民间说唱、民俗礼仪及家教家训中俯拾即是。君子文化及君子形象还渗透和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及器物之中，如中国人自古就有爱玉的传统，实源于“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

君子概念历久弥新，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当今社会发展迅速，观念多变，文化多样，但只要是中国人，都乐于被人看作君子，而决不愿意被人视为小人。君子人格在不同阶层的人群中都有相当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君子风范在今天仍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成人之美”“近君子远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这些至今活在人们口头的君子格言，已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华儿女做人做事的人生信条。

君子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是凸显中华文化“精气神”的典范人格模式，彰显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是烛照中华儿女历经坎坷而跋涉向前的人格力量和心理支撑。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

材料二：

如果说绅士、骑士、牛仔是西方文化人格的表征，那么中华文化人格则体现为“君子”。君子文化，无疑是联系中国人的血脉之根。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子式微，君子不再纯粹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而以道德修养的践行者被儒家推崇，并被赋予新的人文内涵，一举成为济世的高标。由此，君子集智慧与美德于一身。君子形象成为文学家们最为迷恋的书写对象。从《诗经》起，中国文学塑造了一系列卓尔不群的君子形象，有岳飞、关羽等忠烈君子，有赵云等勇毅君子……

当然，做君子不可能没有门槛。因此，君子文化对君子的外在和内在都有质的规定。就外在而言，君子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有标配，如“毋侧听，毋噭应，毋淫视，毋怠荒”。对君子的内在要求则更为恢宏、深远。修身养性是低配，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终极目标。欲实现这样的高标，主要依凭才学，不仅需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还得富有文人雅趣。当君子内外兼修，自然就剔除了权势阶层的倨傲，增加了温良恭俭让等人文内涵，从而成为一种美好的文化精神，流淌在中华大地上。

君子文化是中华文化最具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基因。完成了君子人格塑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审美内涵的“人”。对于普通人来说，虽不能与君子同一，但具有君子意识或君子风范，便值得称道，做个君子，不但预示了人生方向，而且确立了最具终极意义的人生价值追求。君子既是中华文化的普世价值，又是中华文化人格的品牌标识。

弘扬君子人格的正能量，是传播中华优秀君子文化的必由之路。君子一度被矮化为“文弱书生”，这显然是对君子的误解。君子不等于文弱，君子文化不等于腐儒文化，不等于没有血性和勇武。当下，君子文化的式微，缘于精致的利己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以及现代性焦虑和人文精神信仰的断裂。事实上，当下是弘扬君子文化的最好时代，因为大众受教育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摘编自张国龙、凌丽君《中华民族的精魂：君子人格和君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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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刘勰以《烛之武退秦师》为例，认为好的说辞或纵或擒，要看情势的需要。他还说，“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即认为说辞的关键，要对当时有利，意义正确，忠于为君，敏于成事。这些话，对烛之武劝秦穆公退兵，完全是切合的。

烛之武说秦穆公。先退一步，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肯定秦晋围郑一定胜利。然后反过来说，用了四层转折。一层是郑亡以后，秦国得不到郑国，对秦国无利，所谓“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二层是灭亡了郑国有利于晋国，即“亡郑以陪邻”。三层是加强了晋国就削弱了秦国，即“邻之厚，君之薄也”。这三转就说明了灭亡郑国对秦国的不利。四层是放过郑国，对秦国有利，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这些是就当前的情势说的，用的是一纵一擒，一放一收。说到这里好像话已说完了，但烛之武还要进一步说。因为以上讲的灭亡郑国以后，对秦国无利而有害，都是推测，推测的话还没有得到证明，所以还得举出事实来做证，证明这种推测是正确的。

烛之武再引过去的事实做证。说秦穆公曾经帮助晋惠公，送他回国即位。晋惠公愿把焦、瑕两邑送给秦穆公作酬报，可是他早上渡过黄河，晚上就筑防御工事拒绝秦国，说明晋君是背恩的。从而证明秦军帮晋军灭亡郑国以后，晋国也会背恩抛弃秦国，使秦国不利。因此再作进一步推论，晋国占领了郑国，又会向西侵占秦国。说到此，才算把秦穆公说服了。这就是刘勰说的“言资悦怿”“动言中务，顺情入机”。

（摘编自周振甫《〈烛之武退秦师〉赏析》）

材料二：

对于军事斗争来说，光是雄辩的口才并不够，大凡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要想凭外交口才得到是不现实的，主要还是凭实力。然而，郑国没有相当的实力。烛之武面临的艰巨任务是：缺乏实力的后盾，要在谈判中以口才战胜实力。

谈判实际上就是辩论。对立的双方利害关系相反，没有共同语言，必须有一个双方认可的前提，才能把辩论转化为对话。烛之武必须找到一个秦穆公认可的前提。他的杰出在于，抓住了一个关键词“益”，回避了眼前郑国和秦国利害关系相反的难点，以于对方有益作为前提。这就把论题转移了：第一，不是对秦国和郑国有没有益，而是对秦国和晋国有没有益；第二，不是眼下对秦国有没有益，而是未来对秦国有没有益。

为了回避与秦对抗，烛之武坦然放低姿态：退一万步说，“郑既知亡矣”，郑亡如果真对秦国有益（“有益于君”），那就听便。但是，他反过来指出，郑亡实际上并不有益于秦，相反有害于秦。有益转化为无益，条件有二。第一，灭了郑国，郑国成了秦国遥远的边地，可当中隔着晋国，秦国鞭长莫及，要向晋国借道，管理却受制于晋，对秦国有什么益处呢？第二，郑国灭亡，实际上是增加了晋国的疆土，对于晋国有益，那就意味着对秦国是无益的（“邻之厚，君之薄也”）。这是从反面讲。从正面讲，如果不灭亡郑国，把郑国作为东方大道上的朋友（“东道主”），秦国有什么外交使节，郑国可以提供食宿的方便，这对秦国有什么害处呢？

说到这里，从逻辑上来说，是够雄辩的了。但是，烛之武不像先秦的一般游说之士，满足于逻辑的推断，他的厉害之处还在于，进一步用历史的事实来实证。晋国的野心是很难满足的。秦国曾经有恩于晋惠公，武装护送他归国，惠公承诺割让焦、瑕二地，可是很快背约，早上渡过黄河，晚上就在黄河边筑起工事，防备秦国进入黄河以东的焦、瑕二地。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断，晋灭亡了郑国，扩张了东边的领土，再要扩张，也就只能向西，除了攻打秦国，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

本来，秦穆公纠结于眼前战事，烛之武从战略上着眼，以长远眼光彻底唤醒了秦穆公。秦国不但退兵，且与郑国结盟，驻兵于郑，为郑协防。

从这里可以看出，烛之武与先秦游说之士不同。先秦游说之士仅仅是以现场应对的敏捷取胜，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所说，“喻巧理至”“飞文敏以济辞”。以巧言妙喻取胜是暂时的，如《战国策》之《唐雎不辱使命》，唐雎作为外交使者，居然与秦王以在咫尺之间血拼相威胁，这不但是匹夫之勇，而且后患无穷。又如晏子使楚，将楚国这个大国比作狗国，也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外交不讲究实力是空的。烛之武的雄辩，完全着眼于实力在战略上的利害转化：晋长必然导致秦消。

烛之武在策略和战略上有全面的考量。在两路大军压境的危急关头，策略上，第一，不是分兵抵抗，而是谈判；第二，先争取利害关系不太密切的一方，瓦解其同盟关系，另外一方自然退兵。战略上，不但扭转眼前的危局，而且从长远看，化晋秦同盟为郑秦同盟。有了这样着眼于实力转化的大视野，口才、逻辑的胜利才有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孙绍振《〈烛之武退秦师〉和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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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文学创作的中心课题。塑造人物形象的优劣直接决定着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红楼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曹雪芹之所以能创造出如此众多的性格鲜明、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原因就在于他在人物形象创造上，发展了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表现了新的艺术特色。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虽以实有的历史人物为基础，但在人民群众长期的集体性的创造中，却增添了极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人们喜欢并希望有张飞那样粗豪憨厚、嫉恶如仇的英雄，于是便集中地赋予他那样的神勇，长坂桥上一声大喝，竟吓得曹军“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人们喜欢诸葛亮那样智慧绝顶的人物，便把许多机智无比的事件都集中在他身上，使他做出了像“草船借箭”“空城计”那样一些令人惊异神往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水浒传》众多人物身上，也程度不同地体现着广大群众的愿望和理想，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的神力，花荣百步穿杨的神箭，等等。而《红楼梦》却不再去创造具有超人的禀赋和力量的英雄，而是完全面对着现实人生，以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为创造人物形象的源泉和基础，如实地、艺术地再现自己时代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因此，它里面出现的如此众多的人物，都是照现实生活的实际的样子写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完全可能存在的，有着十足的真实性的普通人。然而，《红楼梦》中的这许多有着十足的生活真实性的普通人，又不是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的直观再现；而是作者在丰富的生活知识和深切的体验的基础上，依据着个别反映一般的艺术原则，通过集中、概括、虚构和个性化等艺术创作手段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新红学家”把《红楼梦》贬低为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就是由于他们只知烛幽索隐地乃至牵强附会地考究人物的原型，只抓到了曹雪芹创造人物形象的生活素材，将艺术与生活等同了起来，而完全忽略了，或者有意不承认作家的艺术创造。《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十八回有一则眉批，说：“若真有一事，则不成《石头记》文字矣！”这虽然是就《红楼梦》第二十八回所描写的那一个具体情节而言，但实际上适用于全部作品，是对于把《红楼梦》看成是一部写真人真事的书的人的一个有力反驳。

鲁迅先生曾论道：“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红楼梦》创造人物形象超出了它以前的小说，改变了它以前的小说写人物的方法，其特点就是真实、复杂、深刻。

《红楼梦》中的人物都是十分真实的。它里面的人物都是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撷取来的，在他们身上都真实地反映着那一类人的生活、性格和精神面貌，很难看出有什么任意美化或歪曲生活的虚伪成分。例如，曹雪芹真实地、全无讳饰地创造了贾敬、贾赦、贾政、贾珍、贾琏、贾蓉那么一群封建贵族的形象，从他们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性格，多方面地反映了那个阶级的贪婪、虚伪、腐朽、丑恶；而在一些下层人物身上，却表现若干积极、健康的素质。再如，对于贾母和刘姥姥，通过真实的描写，有哪个读者会喜欢这个能够宽容贾琏的淫乱行为、反而扼杀了宝、黛的纯洁爱情和林黛玉的生命的贵族老太太呢？有哪个读者会厌恶那个为获得一些施舍而故意在贵族太太、小姐们面前出丑的乡下老妇人呢？善于窥测人心、投其所好、甘心受人戏弄的乖巧，固然不值得肯定，但是，她的忠厚、坦率，比起贵族老太太的伪善来，还是高一筹的。

由于作者不任意美化或歪曲生活，因而，《红楼梦》中的人物不再像它以前的小说那样“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其中有不少的人物性格是复杂的。所谓复杂，绝不是说作者描写人物无爱憎的态度，无倾向性，人物无正面、反面之分；也不仅仅是说，在许多人物性格中往往混合着美与丑、积极与消极两种不同的内容，譬如说，在贾宝玉这个正面形象身上，还带有他的阶级地位和生活环境所给予他的坏影响；林黛玉倔强孤傲，自尊心极强，对于她所生活着的那个龌龊的环境说来，她是高洁的，正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强如污淖陷渠沟”，但她卑视刘姥姥，呼她为“母蝗虫”，就不成其为高洁了，等等；而更重要的是说，不能单从人物的表现行为和性格的表面内容来判断其美丑，在评论中简单地给予肯定或否定，需要更深刻地探究其更本质的意义。例如，赵姨娘和探春，一个是歇斯底里地仇视名分正、地位优越的王夫人、王熙凤和贾宝玉，为了保存、发展自己，获得正经主子的地位和偌大的家私，不惜使用最阴险卑鄙的手段，一个却力争摆脱庶出的名分、地位，拼命往王夫人那一方面贴，处处显得识大体，正经大方，毫不徇私。这两种性格，表面上看，前者太丑恶了，令人厌恶，而后者比较正派，令人敬爱，然而，实质上都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嫡庶不平等的关系的产物，反映了处于劣势地位上的人们对现实的两种态度，在前者的卑劣的性格中，含有令人可怜、同情的因素，在后者的正经大方的表现中，含有令人反感、讨厌的成分。其他如鸳鸯、焦大、尤二姐等人物形象，都程度不同的带有这种复杂性。《红楼梦》中的人物的深刻性，也往往是建筑在这种复杂性的基础上。因为，这样的艺术形象，不仅是那一类人的代表，而且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内容，反映了造成那种性格的社会制度的某个本质方面。

可以这样说，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红楼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方法，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并且显示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些新的特点，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