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词原本是当时为了配合流行乐曲而填制的歌词，多用于公私宴饮、市井娱乐，即为了“应歌”与“佐欢”，故被称作“艳科”。而诗的表现疆域是无比广阔的，只要是“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等一切外界事物，只要为诗人“耳目之所接”，并且“杂然有触于中”，就都可以“发于咏叹”。苏轼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眷念、儿女情长的樊篱中解救了出来，将其引向更广阔的表现空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写”，政治情怀、报国壮志、民生疾苦、农村生活、朋友情谊等等全部涵盖进去。

苏轼之前，无论是花间词派的“婉丽绮靡”，还是“一冯二主”的亡国之音，其实风格都大同小异，都没有摆脱“香软”“婉约”的限制。严肃的题材和崇高的格调，似乎是苏轼之前，无论是花间词派的“婉丽绮靡”，还是“一冯二主”的亡国之音，其实风格都大同小异，都没有摆脱“香软"、“婉约”的限制。严肃的题材和崇高的格调，似乎是词体所不能承担的。苏轼认为词只有像诗人的诗歌那样雄豪，甚至干脆就是诗人之诗，不过句子尚须保持长短不齐，才不再是“小道”。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将诗中常见的乱石穿空、江水拍岸等广阔壮美的意象写入词中，以一个诗人的敏感，捕捉到一股豪放之气，一洗脂粉俗气。这就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作并无题序。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文本成为有机的统一体。如《水调歌头》的题序，交代了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丰富和深化了词的审美内涵。大量典故入词，使词既可以浓缩性地叙事，也可以曲折深婉地抒情。《江城子·密州出猎》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替代性地概括作者射猎打虎的过程，用冯唐的故事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含着自身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词最初只是用以演唱的“曲子词”，诗的地位要高于词，词要合乐、谐律。苏轼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束缚，把它由一种依赖音乐传播的歌词变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如他的《蝶恋花》，按照词律，这一词牌本为双叠，上下片各四仄韵，字数要相同，节奏要相等。而这首词因为前后感情色彩不同而节奏各异，不能说是词牌本色，一定是受到了移诗律以填词的影响。有人认为苏词“不协音律”，其实苏轼并非不懂音律，当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与音律之间产生冲突时，他会对音律作调整，以适应内容的表达。

(选自《苏轼“以诗为词”的表现》，有删改)

材料二：

从维护词体的独立地位，使其不至于流于诗、合于诗的动机出发，当时便有人反对苏轼这种“以诗为词”的做法，如陈师道指出其“虽极天下之工，而要非本色”，李清照更言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往往不协音律”。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欲采用此种文体进行创作，必先具有一种与此种文体“要眇宜修”的特性相吻合的悱恻幽约的情思，才易于发挥词体的特长功能，才可能创作出本色当行的精美词作。唯有天生具有此种心性与情思，因其心境常与词境相合，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词人。秦少游灵心悱恻，善怀多感，故其词极具倩美神韵，本色当行。而以此种情思为诗，诗亦不免沾染上词的色彩，而招来“女郎诗”、“诗似小词”之讥。与之相反，苏词则被称作“男性的词”，“小词似诗”，盖其所欠缺者，亦即秦观所深具者也。从根本说来，唯有性格情思与一种文体的特性相吻合者，才能成为这种文体本色当行的作家。而苏轼“以诗为词”，不能成为当行本色的词家，其内因正须由此寻出。

晁补之说：“眉山公之词短于情。”所谓“短”者，应即在上述缠绵不解之一种。对于苏轼来说，决定了他缺乏缠绵婉结的情感的，正是他所特具的那种“苏轼式”风韵。何谓“风韵”?就其实质而言，实乃心性品格的外在体现。心性品格，则又为先天素质和后天修养所共同形成。由于苏轼吸收了儒家善处穷通、乐天知命，道家清静恬淡、逍遥齐物和佛家随缘而适、随遇而安的哲学观和人生观，再加上他浸心艺文的愉悦感和博学多识的成就感，以及具有充盈而溢的天分、才气，这便造就了他潇洒超旷的心性气质。苏轼的词中不仅有爱国之情、思乡之情、手足之情，而且同样有夫妻之情和男女之情。但即使在通常说来最容易产生柔婉深微、悱恻缠绵的情感的后两类作品中，他所表现出的仍然无不是那种一以贯之的“流行坎止”的洒脱情怀。这正是由其通脱的性格决定的。人们熟悉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能够证明这一点。他所偏好，所择取者，在那开阔的气象、高远的意境、随意挥洒的笔法、直率透彻的格调。因为唯有这些，才与他那潇洒超旷的性格心境相合，才宜于传达出他的这种潇洒超旷的性格心境。这样，其作品的风貌怎么可能与珠圆玉润、低徊唱叹或婉媚柔融、悱恻绵丽等本色当行一派的词作相一致呢?苏轼“以诗为词”，改变传统词创作固有面目的内部原因同时也是根本原因，的确在于其性情品格与词之文体特性不相符合，势有所不得不然也。

(选自刘石《苏轼“以诗为词”内因说》，有删改)

唐诗的天空，群星灿烂，诗人们写出了诸多优美的作品。作为读者，本当用心读去，致力于成为理想的读者。但是有人在阅读之余，偏要选出桂冠之作，于是引起了不少纷争。

第一个从唐诗中选出独占鳌头之作的当数严羽，“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在他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后，唐诗桂冠便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如明代许学夷认为崔颢的《雁门胡人歌》比《黄鹤楼》更合律，“实当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何景明推举沈佺期的《独不见》为第一；陆时雍则以沈佺期《龙池篇》为第一。李东阳认为唐人七言律诗非杜甫《登高》莫属；胡应麟则认为《登高》一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沈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古人，后无来学”，推崇这首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清代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则以张说《幽州新岁作》为第一。

在这些评价中，第一都是唯一的。但对于唐诗的评价，也有多元第一的观点。对于唐代律诗，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认为崔颢的《黄鹤楼》和沈佺期的《独不见》难分优劣，故而把两者并举，认为它们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诗法上，“崔诗赋体多，沈诗比兴多。”王世贞认为杜甫“‘风急天高’一章，结亦微弱；‘玉露凋伤’‘老去悲秋’，首尾匀称，而斤两不足。”虽不尽善尽美，但也足以堪称第一。明代周珽虽然承认“音响厚薄，气格高下，难有确论”，但还是热衷于标新立异，指出唐诗“冠冕壮丽，无如嘉州《早朝》；淡雅幽寂，莫过右丞《积雨》。”即认为岑参《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和王维《积雨辋川庄作》乃是唐诗的桂冠。

以上被推举的作品固然各擅胜场，明代胡应麟却不认同永恒第一的观点，他又提出了分期的冠军之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第一不是恒定的，而是流动的。清代文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指出：“凡诗对境当情，即堪压卷。”在他看来，没有固定的第一，只有流动的第一。意指堪称第一的诗歌，乃是对境当情、情与境会的产物，评论者在不同时空中的境与情自是不同，因而认定为鳌头独占的诗歌作品也不相同。

无疑，要想成为一个时代的桂冠诗作，在艺术质量上无疑要求很高。王世贞不认同取沈佺期《独不见》和崔颢《黄鹤楼》为第一，理由是“沈末句是齐梁乐府语，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语。如织官锦间一尺绣，锦则锦矣，如全幅何？”即沈佺期《独不见》最后一句和崔颢《黄鹤楼》第一句都欠佳，正如锦中间绣，有损于全篇的整体美，所以不配取为第一。今人孙绍振认为沈佺期《独不见》一诗，从主旨上考察，“完全是传统思妇母题的承继，并无独特情志的突破”，因而在“唐代律诗中无疑属于中下水平”。崔颢《黄鹤楼》“比沈氏之作不只高了一个档次”，但是第二联“平仄对仗并不拘泥规范”。也就是说这两首诗在艺术上都存在着缺点，被推为第一显得欠妥当。

其实，但凡好诗都可以予人以艺术的享受和启迪，所以我们在接受唐诗时，大可不必在意哪首诗堪称第一，哪首诗可谓压卷，能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理想的读者便足够了。

（摘编自朱美禄《哪首诗是唐诗压卷之作》）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现代达尔文主义（或称现代综合进化论）是现代进化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实际上它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与新达尔文主义遗传理论和群体遗传学的有机结合。孟德尔颗粒遗传理论的问世，是对融合遗传假说的根本否定，为自然选择的原料——变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这原本应该顺理成章地导致学界对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认同和进一步支持，然而结果竟然阴差阳错，偏偏造成了两者在很大程度上的背离，甚至使许多人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孟德尔遗传学的诞生，便宣告了达尔文学说的死刑。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或误导，是学科分离造成的恶果。的确，历史常喜欢给人们开玩笑，甚至恶作剧：本该进到这个房间的，却鬼使神差似地被送进另一个房间去了。那就是人们常说的20世纪早期出现的达尔文主义的“日蚀”年代。

1936—1947年间产生的现代综合进化论，与其说是产生于新的知识和新的发现，还不如说产生于新的概念和学术观点。由于进化是涉及生物的全方位协同变化的过程，其中有地理的，也有历史的；有表现型的，更有基因型的；有个体现象，更有群体的综合机理。因而进化论研究应尽量避免学科间的分离和对立，力求各学科的有机统一和内在融合。由于物种演化是种内的群体行为，而同一物种基因库内基因的自由交流告诉我们，必须以群体为单位来研究物种的演化。过去无论是拉马克学说、达尔文学说，还是新达尔文主义，都是从个体变异入手探讨物种演化，那实际上很难准确揭示出变异的真实过程及其进化效应。因而，现代综合论使遗传学、系统分类学和古生物学携手联合，贡献出了一种“现代达尔文主义”，它使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与遗传学的事实协调一致起来。

对这个当代进化论，主流学派做出的重要贡献有：1908年英国数学家哈迪和德国医生温伯格首次分别证明的“哈迪-温伯格定理”，从而创立了群体遗传学理论，后来又经英国学者费希尔、霍尔丹和美国学者赖特充分发展。费希尔在《自然选择的遗传理论》和霍尔丹在《进化的原因》中都充分阐述了自然选择下基因频率变化的数学理论，而且都证明了即使是轻微的选择差异，也都会产生出进化性变化。无疑，当时最有影响的著作要数俄裔美国学者杜布赞斯基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1937年），在这里，理论群体遗传学的基本原理与遗传变异的大量资料和物种差异的遗传学，得到了巧妙的综合。此后，许多从系统分类学、古生物学、地理变异等方面讨论生物进化的重要著作都沿用了杜布赞斯基阐发的遗传学原理。这些著作主要有：迈尔的《系统分类学与物种起源》（1942年），该书详细论述了地理变异的性质及物种的形成；辛普生的《进化的节奏与模式》（1944年）及《进化的主要特征》（1953年），论证了古生物学资料也完全适用于新达尔文主义；当年曾力挺达尔文的T·赫胥黎的孙子J·赫胥黎的《进化：现代的综合》（1942年），则是一部最为全面的综合遗传学和系统分类学的著作；斯特宾斯的《植物中的变异和进化》（1950年），综合了植物遗传学和系统分类，指出新达尔文主义的遗传学原理不仅可以说明物种的起源，而且也同样能够解释高阶元单位（如属、科、目、纲等）的起源。

现代综合论的要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张共享一个基因库的群体（或称居群、种群）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因而进化机制研究应属于群体遗传学的范围。所以综合理论在进化论研究方法上明显有别于所有以个体为演变单位的进化学说，其中数理统计方法的应用十分重要。二是主张物种形成和生物进化的机制应包括基因突变、自然选择和隔离三个方面。突变是进化的原料，必不可少，它通过自然选择保留并积累那些适应性变异，再通过空间性的地理隔离或遗传性的生殖隔离，阻止各群体间的基因交流，最终形成了新物种。

从达尔文《物种起源》进化理论到“新达尔文主义”，再到“现代综合论”，这三个阶段的进化理论尽管在其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和理论体系上各不相同，但它们皆偏重于“理论论证”和“哲学思辨”，而且都以“渐变论”为基调。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进化论从“理论论证”开始向可检验的“实证科学”转型，并逐步发展成为内容宽泛的进化生物学。进化论的这次研究转型，我们称之为达尔文进化论的第三次大修正、大发展。这次大修正的浩繁工程刚刚离开起点不远，它试图通过揭示生命的分子层次的微观演化轨迹和真实的化石记录来间接和直接地重建地球生命演进的客观历史（即生命之树的形成、历史演化和发展）及其规律，以对传统理论进行检测、修正和补充。这应该是达尔文当年最为期盼的，或者说是进化生物学“功德圆满”的终极大事。

（摘编自舒德干《达尔文学说问世以来生物进化论的发展概况及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