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非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

打一个譬喻来说明：在我们比赛足球时，裁判官吹了哨子，说哪个人犯规，哪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球员对于规则要谙熟，技艺要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的程度，他需要长期的训练。如果发生有意犯规的举动，就可以说是训练不良，也是指导员的耻辱。

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某甲已上了年纪，抽大烟。长子为了全家的经济，很反对他父亲有这嗜好，但也不便干涉。次子不务正业，偷偷抽大烟，时常怂恿老父亲抽大烟，他可以分润一些。有一次给长子看见了，就痛打他的弟弟，这弟弟赖在老父身上。长子一时火起，骂了父亲。家里大闹起来，被人拉到乡公所来评理。那位乡绅，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接着动用了整个伦理原则，小儿子是败类，最不好，应当赶出村子。大儿子骂了父亲，该罚。老父亲不知道管教儿子，还要抽大烟，受了一顿教训。这样，大家认了罚回家。那位乡绅回头和我发了一阵牢骚：一代不如一代，真是世风日下。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当时体会到了孔子说这话时的神气了。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

材料二：

嘉兴11月4日电“39”“25”“11”——在浙江嘉兴平湖市新埭镇星光村，村书记许强自豪地向记者举出三个数字：2017年星光村在平湖市法院涉诉纠纷39起，2018年下降到25起，2019年至今只有11起。

星光村涉诉纠纷走起了“下坡路”，靠的正是平湖近年来探索推广的“无讼”工作——调和息讼，就地化解矛盾。这一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子不仅从源头上有效减少矛盾纠纷产生，更推动了传统无讼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融合。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浙江平湖“息事无讼”：擦亮基层社会治理“无讼”品牌》）

材料三：

今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人们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各类利益关系相互交织，各种社会纠纷也大量增加，诉讼案件数量逐年增长。然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司法机关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强调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价值。这一模式与传统的“无讼”理念有许多相通之处。

当然，我们对“无讼”理念的借鉴，不能简单照搬历史上的某些做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纠纷的内容及复杂程度远异于前，而司法与其他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的配合已有较好的制度基础和现实条件。我国正在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发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非诉解纷手段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努力使大量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

与此同时，要强化司法对于社会纠纷解决的引导作用，特别是通过司法案例明确司法对于各种社会行为的判断，引导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结果形成合理预期，为非诉化解纠纷提供示范。通过这些具体措施，推动人们对诉讼形成理性认识，正确对待和行使自己的权利，自觉抑制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让“无讼”文化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顾培东《认识传统社会“无讼”理念》）

汉字是世界上起源最早的文字之一，传承数千年，从未中断，为世界各国文化源流所仅见，见证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以汉字的独特性为基础，在儒释道思想的浸润下，中国书法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含量的独特艺术形式。与中国画相比，书法以汉字为基础，其思想性、抽象性都让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为紧密、直接的关系。哲学家、艺术家熊秉明认为，实际上中国书法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于哲学，而要使哲学精神的抽象落到现实生活，书法正起了桥梁的作用。书法家沈鹏则强调书法的艺术性，他认为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在本质上不给人输送知识，因此它在文化中无法担当核心的重负。书法是纯形式的艺术，形式即其内容。历史地看，书法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书法风格的发展史。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进入，挤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汉字、书法中的文化精神不断消减，很多书法工作者丧失了对文化传承的兴趣和能力，这是书法传承和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书法既是艺术，更是文化，它是一种真正地对人、社会、国家、民族和整个人类有滋养作用的艺术。这滋养的力量正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共同涵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源流的儒释道思想给书法的传承与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儒家给了书法中正平和，道家则让书法飘逸超迈，佛家赋予它空灵玄远。

无论是书写工具，还是艺术形式，抑或是文化内涵，书法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要健康有序地发展，继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处理好的问题。

传承至极是经典，经典至极才是创新。失去传统的参照，创新只能是造作概念，闭门造车。针对文化传统缺失和盲目创新之风盛行的现实状况，书法当下最切实的做法应该而且必然是回归传统——回归它文化的传统，艺术的传统。

书法回归文化传统，回到儒释道的文化根源是要获得思想的滋养。如果书法本身没有文化精神的内蕴，书法工作者不了解它的文化传统，它就会丧失文化上的独特性。书法承载着道，同儒释道的原典一样，书法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而其中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是完成这一切的根本。

书法回归艺术传统是为了艺术审美的纯化，这就要在书写性和艺术性上下功夫。既要对历史的技法层面诸如笔法、墨法、结体和章法等基本要素有全面体会和熟练掌握，具有扎实的基本功，也要在审美上以古代经典文论、法帖为理想，通过研习、临摹和吸纳，体现对于经典艺术品格的追求。无论帖学与碑学，它们都在长期的操作实践中确立了书法创作的基本范畴和审美规范。书法是用其极简略的笔墨、精粹的线条去表现对万物的情思，用线条的起伏、粗细、曲直、干湿、轻柔、光润的不同变化去传达作者的精神人格。这种审美的纯化有利于书法作者感情的凝结和表达，塑造自己的风格特色。没有情感的注入，书法只会沦为冰冷的技术，不管是王羲之的《兰亭序》，还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抑或苏东坡的《寒食帖》，里面无不灌注了浓烈的情感，当然也就形成了光耀书法史的个人风格。

（摘编自《科学对待中国书法的文化传统》）

电影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它是在上世纪初直接植入中国的。本土电影前后经历了模仿、复制、嫁接和融合的不同历史时期，经过不断地整合和扬弃，逐步形成了中国电影的民族风貌。回顾中国电影本土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的戏剧观念和审美追求对本土电影的形成发挥着深刻、持久的影响。

电影剧作家夏衍说：“实现电影本体与中国本土的完美结合，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必由之路。”许多理论家都指出，中国人的审美情趣、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仅仅通过模仿和复制欧美电影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需要通过自身的民族艺术形式去完成。以郑正秋、蔡楚生、费穆和谢晋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电影人，正是以这种“文化自觉精神”推动着电影民族化的发展。西方电影刚进入中国时，影片放映常与戏曲、说唱以及文明戏演出穿插在一起，人们称电影为“西洋影戏”“电光影戏”“美国影戏”等，“影戏”成为中国人早年对电影的通用名称，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将电影艺术视为一种光影的“戏剧”。

20世纪20年代，张石川初创的明星公司，模仿美国滑稽短片的风格，连拍《滑稽大王游华记》等四部怪诞滑稽的影片，观众不感兴趣，公司濒临倒闭。张石川听取郑正秋的建议，拍摄了由郑正秋编剧的家庭伦理片《孤儿救祖记》，该片讲述血缘亲情和“善恶到头终有报”的故事，影片大获成功，挽救了明星公司。《孤儿救祖记》开创了传统戏套路的中国式“影戏”，它成为电影民族化的开端。受到《孤儿救祖记》成功的鼓励，中国电影迎来了第一个大飙升时期，史称“国产电影运动”。

20世纪30年代，在现实主义创作的大背景下，电影编导者一方面学习好莱坞影片和苏联蒙太奇语吉，一方面又服膺“影戏”观念，从传统戏曲、古典诗词、绘画和园林、建筑等方面，汲取文化营养，形成日益鲜明的民族化风格。出现了郑君里、蔡楚生、袁牧之等一批杰出的电影导演，产生了一批经典影片，如《桃李劫》、《风云儿女》等。

战后40年代，中国电影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影戏”在吸收融汇了西方电影语言后，叙事技法日渐娴熟，其主流电影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具有鲜明“影戏”风格的史诗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

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当代电影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虽然在电影语言、风格手法和体裁等方面有着广泛的探索，但是“影戏”叙事传统仍然发挥着主导性的影响，由此形成了电影民族化的基本特征。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十七年，产生了“生旦并行”的《翠岗红旗》，具有诗词意蕴的《林家铺子》以及乡土史诗《红旗谱》等。在“文革”后二十年中，产生了传奇风格的《天云山传奇》、《霸王别姬》等一大批本土化的史诗影片。

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再到谢晋，中国近现代电影有着一个长久不变的、潜在的基本主题，这就是家庭伦理。许多电影都描述了家庭在战争和社会动乱中的破碎，传统美德的价值被践踏，以及伦理秩序的修补和道德良俗的重建。中国现众的审美是与道德的善结合在一起的，它是由稳固的传统“文化一心理”结构所决定的。

（摘编白杨健《拉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