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世界各地人们都有自己熟知的天象和星辰，通过观测，获得对于天时和季节的把握。古埃及人特别重视天狼星，玛雅人对金星研究较深，爱斯基摩人最关心地大约是关系极昼极夜变化的太阳运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北天极一带的北斗七星曾是最受注目的星辰之一。生活在北纬三十五度左右的中国古人，夜晚向北眺望，北极周围有一带永不下沉的圆形旋转天区，这个区域，现代天文学叫“恒显圈”，中国古天文学称其边界为“上规”。其中随天旋行有几颗璀璨的星辰，名为北斗。经过长期的观察与研究，中国古人已渐渐掌握了观测北斗以确定多种时间的技巧，使北斗星成为一个永悬天际的巨大时钟。

北斗共有七颗星，因此常被称为北斗七星。北斗星之得名，源于它像古代的斗，七星的排列形状似商周时期青铜古斗，故《诗·小雅·大东》曰:“虽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北斗星分为斗柄与斗首两部分。高诱注《淮南子·天文训》曰:“斗第一星至第四星为魁，第五星至第七星为杓。”即以斗首为魁，将斗柄称杓。

中国古代天文观测是以网络天地的方法进行计算的。对于大地的网络方法是方格计里法，这在古代地图中已经得到证明。而对于天文的网络方法，也早已经出现。我国至少战国时代已经建立了近似于天经天纬的框架，并以之测定星辰的天文坐标。就网络而论，渔猎所用之网，上有一可以提控全网的总绳索，其名为“纲”。而处于北天极一带的北斗就是控制天文网络中的纲，被称为“天纲”，或书作“天罡”。有纲则必有网，古人称“纲举目张”，目就是网眼，故北斗在天空旋转也有旋天纲之说。由于地球环绕太阳公转，形成了太阳在黄道上移动的现象，这使北斗也在一年中与太阳间产生了不同角度的变化，古人因此而生出以斗定时之法。

黄昏时刻，观测北斗星柄的指向可以断定当时的季节。这种观测法被《鹖冠子》记载了下来:“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淮南子·天文训》曰:“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返其所。正月初昏，斗柄指寅;二月初昏，斗柄指卯;……十二月初昏，斗柄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这样，通过初昏观察斗柄指向，即可定出月份。

北斗还被古人用来指二十四节气。《淮南子·天文训》中讲到其法:“斗指子则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这种斗柄所指的循环，历经二十四向，与中国古代的二十四节气相应。

北斗星在北天旋转，是因地球自转形成的星辰绕极周日视运动，一日一夜即“跑完”一周。所以，观测北斗指向在一天之中的变化位置，就可定出时辰。

中国历史上有多种天文观测体系，如日的影长、月之盈缺、太阳的黄道运动、恒星的中天测时、岁星纪年以及辰星正四时等，北斗斡旋运动也是其中之一。明珠般的北斗七星，在我们先辈的眼中，就是一座举首可见的巨型天文钟。

(摘编自秦建明《北斗七星与斗建考》)

材料二:

“北斗”是党中央亲自决策实施的国家重大科技工程，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服务性能最高、与百姓生活关联最紧密的巨型复杂航天系统。在北斗系统研制建设过程中，工程全线克服种种困难，探索出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有源到无源、从区域到全球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凭着追求卓越的精神实现了“弯道超车”。

同样是建设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美、俄和欧盟选择搞“一步建全球”。我国起步晚、底子薄，明智选择分步走。北斗首任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组织研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2000年建成北斗一号试验系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2012年建成北斗二号区域系统，为亚太地区提供服务。2020年建成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实现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全球梦”。

与其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所采用的轨道星座构型相比，北斗系统独树一帜。北斗一号建设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提供导航定位服务。北斗二号系统充分继承北斗一号用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实现区域导航定位覆盖的成功经验，在国际上首创以地球静止轨道和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为骨干，兼有中圆轨道卫星的混合星座构型。北斗三号系统将“混合星座构型”发扬光大，建成拥有24颗中圆轨道卫星、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3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组成的全球系统，为建设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提供了全新范式。

在功能服务上，北斗系统也有自己的特点。除提供全球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外，还能进行短报文通信，开创了通信导航一体化的独特服务模式，是名副其实的“多面手”。如今，北斗三号在全面兼容北斗二号系统短报文通信服务的基础上，区域短报文发送能力一次提高近 10倍，支持用户数量从50万提高到1200万，而且能实现 40个汉字的全球短报文通信。此外，北斗三号全球系统还可以提供星基增强、国际搜救、精密单点定位、地基增强等多样化服务，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

抚今追昔，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来之不易。从北斗一号工程立项开始，几代北斗人接续奋斗、数十万建设者聚力托举，在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一次又一次刷新“中国速度”、展现“中国精度”、彰显“中国气度”。

“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有了“北斗”，中国人问天、巡地的底气就更足了。

(摘编自《人民日报·中国北斗，全球梦圆》2020年8月1日)

材料一：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经济能源、文化科技、制度体系的绿色供给，绿色发展，是一种以人本自然观为基础的新理念，从内涵看，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要以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去杠杆、去库存等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为中心，从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入手，推进与绿色发展直接相关的去产能、降成本和补短板等任务落到实处，赢得这场输不起的绿色战争。

（节选自2016年5月《经济日报》，有删减）

材料二：

国家统计局发布《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

材料三：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一些发达国家以邻为壑，将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倾销到发展中国家，将高消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牺牲他国绿色、拒不承担减排责任来维护自我利益。

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严峻挑战，中国奉行绿色发展理念，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不断做出新贡献。低碳省市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稳步推进，成为世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2017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约46%，提前3年实现对外承诺的到2020年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节选自 2019年2月《人民日报》，有删减）

材料四：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报告2018》，浙江绿色发展指数位居全国第一，成为美丽中国的先行者和示范者，开辟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地方实践的新境界。

绿色发展必须坚持整体施策，形成全方位全地域持续推进机制。浙江在绿色发展实践中，紧密结合生态环境实际问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现实需要，打出绿色发展组合拳，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制度是理念方针得以贯彻和实施的保障，浙江在具体实践中，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强化绿色发展制度建设。

一是提高企业进驻的环境门槛，将高污染、重污染企业、拒之门外，实现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的转变。

二是坚持完善信息公开披露机制，及时发布河流水质、空气质量、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排放情况等信息。建立企业环保信用信息“黑名单”，加大环保失信信息的曝光力度。

三是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对未达到区域环境保护目标、污染减排目标、环境质量目标的相关责任人进行生态危害问责，实现绿色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据统计，浙江现有民间环保组织75家，总体上数量较多、机构较为健全、市场化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社会影响力较大。浙江各级政府在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积极调动民间环保组织和志愿者的生态参与意识，促进公众更好地参与环保、监督环保，将公众的意愿、热情、智慧转化成生态治理的具体行动。

（节选自2019年2月《浙江日报》，有删减）

孙子认为，“百战百胜”并非用兵打仗的上乘境界，表面风光无限，其实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高明的战略家应该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通过高明的谋略算计敌人，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不经过直接的战场交锋而使对手屈膝投降，从而实现战略上的“全胜”。在孙子看来，推行全胜战略势所必然，因为这样做对己方来说代价最小；对敌方来说，反抗最小；对普通百姓来说遭受的灾难最小；对天下来说所获利益最大，后患最少。这无疑是最佳选择。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影响深远，为后世兵家所推崇。如《六韬》就一再宣扬“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其他像《淮南子·兵略训》《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百战奇法》等典籍在这方面也有大同小异的说法。

从战史上看，那种“上战无与战”的现象也是存在过的。墨子与鲁班先生一番沙盘攻守推演，逼得楚国国君不得不打消攻打宋国的念头；郑国烛之武夜见秦穆公，劝退秦师，一举挫败秦晋联军灭亡郑国的企图；韩信采纳李左车的建议，派遣使者传威慑，不动干戈而顺利平定燕地等事例脍炙人口。由此可见，在一定条件之下，开展正确有力的政治、外交斗争，仍有可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不过，因此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尊奉为孙子整个学说的精髓，又完全是郢书燕说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难免是荆棘丛生，困难重重。“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实属偶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孙子更注重从实际出发，立足于高明的作战指导，通过战场上一刀一枪去争取胜利。当然，出发点是完全建立在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略利益认识的基础上，即所谓“以破求全”。这显然是孙子“全胜”战略思想的第二个层次，与前一个层次相比，它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孙子站在“全胜”立场上，特别强调战略方案选择上的多样性。必须有上、中、下三策，必须有各种预案，立足最坏的情况，争取最佳的结果。最好的选择，无疑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主要手段为“上兵伐谋”，用谋略摆平对手。然而，这毕竟是小概率情况，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退而求其次，“其次伐交”，耀武扬威，用强大的军容震慑住对手，使对手知难而退。如果用威慑的方法无法让对手屈服，那么只好再退而求其次：“其次伐兵”，通过野战克敌制胜。这成本当然更大。但孙子眼中，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在野战中未能全歼敌人，部分敌人成了漏网之鱼，逃入城中，负隅顽抗，而城池必须攻克，这时候，就只好做出最后也是最差的选择：“其下攻城。”在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一种伤亡最大、最不经济的打法，按孙子的观点，虽然“攻城”是最差的选择，但毕竟还是一种选择，比没有选择要好。

孙子使他的“全胜”战略思想系统化和具体化了，一方面确立了崇高的、理想的追求与目标，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另一方面又规范了付诸军事斗争实践的可操作性，两者互为弥补，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必以全争于天下”这个基本宗旨。孙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到了最好的平衡点与结合点：既志存高远，不甘于庸碌无为，又平心静气，不存异想天开之念。

（摘编自黄朴民《<孙子兵法·谋攻篇>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