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魏晋以来，随着儒学的式微和佛道的兴盛，人们逐渐普遍形成了不愿为师、不愿学习儒学的心态，及至韩愈、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期，社会上竟然出现了以向老师学习为耻的现象。何以如此?除去儒学式微和佛、道兴盛的影响，大概与中唐社会的官学多为科举之附庸息息相关。韩愈针对“自汉氏以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业传经者，及于今则无闻矣”的现象，沿循先秦两汉儒家由学而知、学而从师的教育传统，力倡要学有所得就必须向老师求教。为此，韩愈结合自身的教育实践经验写出了著名的《师说》,旗帜鲜明地从理论上阐明从师求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柳宗元十分赞同韩愈的意见，也主张从师求学，认为如果不从师学习，就很难增进自己的才识和完善自我的德性，他以其切身的感受指出自学者虽有学习的主动性，但单靠个人的努力，缺乏良师的指教，往往只能悟得一鳞半爪，而不能得其要领。可以说，韩愈与柳宗元都强调从师求学。

但对于是否愿意为师，并敢为人师，韩愈与柳宗元的态度及做法有明显的不同。作为一位虔诚的孔孟信徒，韩愈为了恢复和弘扬儒学的道统，不但热切关注教育事业，而且敢为人师，乐为人师，热心奖掖后进。依韩愈之见，只要后学前来请教，做教师的就应该热心加以指导，勇于承担起教育的责任。尽管韩愈因“独有接后辈之名”而招致“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但他仍不改初衷。相形于韩愈，柳宗元则不愿任师，不愿与向他讨教的人公开建立师生关系，柳宗元明确表示自己的才能和勇气不如韩愈，所以始终都不肯接受别人请他为师的要求。但需要指出的是，柳宗元不愿任师，并不意味推卸教育后学的责任。事实上，柳宗元把师道看得非常神圣，他所拒绝的仅仅是表面上的师生关系，绝非要把真正虚心讨教的求学者拒于千里，柳宗元以为不用老师的名义，只要实际上能起到老师的作用则足矣。史籍记载：“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

韩愈生活在佛、道兴盛的年代，儒家学说受到佛、道严重的挑战。为了光大儒学学说，使之居于主导地位，韩愈张扬排佛挤老的旗帜，积极进行反对佛、道的思想斗争。他为了阻止佛教的流传，仿照佛教的传法世系，也替儒家制造了一个“道统”。韩愈认定自己的使命是接续孟子，由自己来把中断了近千年的儒学道统继承起来。与韩愈一样，柳宗元也提倡学习儒家经典。柳宗元认为为师之道的目的在于培养既能“明道”又能“行道”的人才，即造就能对现实社会进行大胆改革、用仁政来治国安邦的人才。然而柳宗元所提倡的“道”并不纯粹局限在儒家经典的范围，它还涵括老、庄、杨、墨、申等学说，乃至佛教学说的思想成分。柳宗元提倡博览群书，并非不讲先后主次。就读书次第而言，柳宗元强调先读六经，次读《论语》《孟子》,而后再读其他诸子百家之书及历史爱情。

美于为师的标准，韩愈与柳宗元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把能够“传道”或“明道”作为教师的首要素质。韩愈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从而提出了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整个教育活动中，必须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在教育育活动中不能起到主导作用，不仅学生个体在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疑惑得不到圆满解答，而且全社会也终将见不到德才兼备的人才，韩愈认为为社会培养人才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向国家举荐人才也是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柳宗元的为师之道，虽然鼓励求学者从师学习，但极力主张把师生关系变成师友关系，充分肯定在学校教育之外所形成的师生关系，强调不论何种形式的教育活动都要视学生为主体，顺应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教师的教学方法要适应学习主体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助其发展，教师唯有充分把握学生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才能收到最佳的教育效果。

(摘编自黄明喜《韩愈与柳宗元师道观之比较》）

材料二：

韩愈不仅亲自授徒讲学，还通过通信、交游、个别辅导等形式指导后学，他总结出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经验，留给后人的有《师说》《进学解》《符读书城南》等影响深远的专门论述教育的诗文。《师说》是中国教育史上首篇专门论述教师的名作，韩愈在此文中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

韩愈在《师说》中论述了道与业的关系。韩愈所谓的道，指儒家之道；所谓业，指《诗》《书》等儒家的六艺经传与古文。道是儒家的基本思想，业是儒家经书。道与业二者之中，道为重，业为次，道比业更重要，而业是为道服务的。传道和授业是教师最主要的任务，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还有许多疑惑之处需要教师去解释，解惑就是教师的第三个任务，解惑是解释道和业中的惑，并不是脱离道和业去解其他无关的惑。

韩愈还认为师与生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说明学生不一定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师生之间存在着“道”的双向交流，这一师道观包含着师生平等和教育民主的进步因素，这在公元8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确是难能可责的。

韩愈师道观的提出有其个人的、历史的原因。韩愈认为，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先觉传后觉、先知传后知的过程，教师闻道、受道在先，并在教学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学生如果要学习体认仁义之道，就必须尊师重道。再者，他提倡师道的深层原因是当时唐朝国势和教育的衰败，佛、道宗教势力的膨胀，儒家的师道观日趋淡化，韩愈力挽狂澜于既倒，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就是力图通过提倡尊师重道，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重振儒家道统。

直至今天，韩愈的师道观思想仍有切实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做的就是“法古而不泥古”,批判地继承传统教育思想，构筑我们现代的教育理念，培育具有现代思想的一代新人。

(摘编自王风银《从<师说)看韩愈的师道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历史研究应以客观事实而非价值观为基础，这是中西方史学家长久以来共同追求的核心守则，实事才能求是。理解或诠释，当然是史学研究的魅力所在，但发现与考订史实不仅是历史理解的基础，更是验证历史理解以及实现历史理论更新演进的关键所在。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历史学的求真能够完整还原历史，真实是有限度的；但无论是扎实地历史还原，还是借助学术想象力的历史再现或认识，都必须在客观的原则下，借由史料的分析来开展。

今日的史学者普遍相信，受可掌握材料和研究者视野的限制，研究者无法简单地复原全部历史——研究者所展示的历史，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以至于当代中国史学专业大学生的官方教材里都非常明确地指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和“史家纂写的历史”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史学家们同样明白，这不仅不可以被理解为史料无用，或者史学研究可以放弃史料，仅依靠想象价值观或任何预设的规律进行研究；反而是进一步告诫历史学家要更审慎更谦卑地对待史料，更全面更深入地掌握史料，更科学更合理地利用史料——无论是建构新的历史解说，还是打破旧有陈论，都必须从旧史料新解或新史料发现出发。

因此，尽管文史哲都是人文学科，彼此间也确实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以求真为目的、为标准才使得历史学既不会是哲学，也不会是文学，反而在精神与方法上更接近科学。史景迁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曾经写过一部研究清初山东农村基层妇女生活状况的名著《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尽管这是一部非常前沿且有趣的新文化史、微观史著作，但由于地方志等史料中缺乏基层妇女的生活材料，史氏一方面使用了《聊斋志异》等纯文学材料；另一方面又发挥文学想象，对王氏这位具体女性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诸多细致的细节联想。显然，这部作品“不是妇人王氏的‘信史’”，它或可代表一种历史书写的方式，但不宜被看成历史研究的范本。正如周振鹤指出的，兼具科学和人文两重属性的历史学，“往前进一步是哲学，往后退一步是演义（即文学）”。也就是说，如果历史学不强调客观性，不以求真为标准，不坚持历史解释、理论或背后所代表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都必须建立在以史料考订、史料分析为基础的“真实”之上，那么，历史学在人文领域的学科属性就会被消解，失去存在的必要。

求真是史学的标准，先实事再求是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规范与逻辑。从“实”到“识”再到“是”，研究过程的递进伴随着主观性的增强，但客观性基础并不能动摇。章学诚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即器以明道”，道不离器，如影不离形，这就是历史学先求实再求是的过程。历史学的人性，就是以求真来说理的人性，没有了求真，就没有了历史学的人性，这也就是促使科学、规范地考订史料和分析史料成为史学研究工作的核心并独立于人文学科的关键所在。

（节选自梁晨、李中清《从求实到求是：数字史学的价值与追求》，有删改）

材料二

当前主流的历史学家已经承认通过文献考订是无法复原史实的。如果我们承认无法复原史实，那么如何判断我们通过“科学”方法挖掘、考订更多文献的研究方式是接近还是远离了史实？因此，从这一层意义上，所有文献和考据方面的努力所能达到的只是让我们的研究更具有说服力而已，但“具有说服力”并不等于“史实”，如果套用法律术语，就是这样的研究能达成的只是证据真实，而不是事实真实。如果认为历史学作为学科与众不同的力量在于“真实”的话，那么这种认知应当更正为历史学的力量在于“让其他人、或者其所针对的对象或者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真实”，由此注定历史学不可能成为一门通常意义的科学。

但无论是获得真相，还是“让其他人、或者其所针对的对象或者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真实”都属于历史学的力量，而不是历史学的目的。要界定历史学的目的，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界定历史的作用。人类几乎所有的决定，上至国家层面的政策的制定、决议的形成，下至个人的在早市上选择购买的蔬菜，从本质上都是在对“历史”的研究（或通俗的说就是“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影响未来“历史”的决策，即在“让其他人、或者其所针对的对象或者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真实”的基础上形成“历史认知”，由此来预测和影响未来。在目前史学界，认为“历史认知”可以绝对“客观”以及能做到“客观”的人应该是不多的，我们不得不说任何“历史认知”都是主观的，由此通过人类的主观认知，使得过往的历史与未来建立起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节选自成一农《抛弃人性的历史学没有存在价值》，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宗法伦理成为现代基层治理的柔和剂。中国传统礼治模式是基于血缘宗法关系网的组织架构，甚至封建王朝统治者一度需要依靠地方豪门、宗族的社会动员力量推行有效的军政举措。进入现代社会，地方宗族作为组织化的整体力量虽然不复存在，但在乡镇农村地区，却以血缘宗亲圈层化的“熟人社会”新形式，直接影响到现代社会治理进程。甚至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认为，在宗族型村落的村治实践中，宗族的实际作用并没有随着现代化演进而消失，相反在乡村治理中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毋庸置疑，传统宗法社会的制度、文化、习俗等是礼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以距统治者血缘关系远近而圈层式推衍的“封诸侯，建同姓”，以“长幼”“名分”“内外”加以区分和辨认的关系网络，在古代礼治模式中发挥着国家治理的地方组织架构作用。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几千年宗法文化培育之下的“熟人社会”，在贯彻国家治理大政方针、开展社会动员和执行基层治理时,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街道、居委会等基层工作的深入开展，可以借鉴宗法血缘圈层文化所特有的情感协调功能，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增强现代国家治理的组织文化软实力。当然，宗法血缘圈层文化也有其固有的文化劣根性残余，比如其内含的“家天下”“家长制”“一言堂”等，尤其需要在现代行政组织体系中去粗取精，避免可能出现的人身依附、山头作风、权力监管真空等沉疴疾死灰复燃。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起源时，提出了基于血缘、地缘、精神文化的三种类型的共同体，其中血缘共同体是最为“本质的统一体”，因为“由于出生，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相互的‘植物性生命’的关联”。以宗法血缘圈层文化认同为基础构建的宗法伦理共同体，兼具血缘、地缘、精神文化等多重意涵，实际上成为地域性、多样性、牢固性的基层治理单元，确保了社会稳定。

当前，对于宗法伦理共同体的现代运用，需要从组织结构、制度体系、个体认知等多个角度加以深入研究，确保全面综合、审慎有序、良性推进。

（摘编自周瑞春《传统礼治模式的现代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