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各题。

材料一

刘宗周《<论语>学案》中说：“‘学’字是孔门第一义。”认为对“学而时习之”中“学”的理解是理解本章乃至整个孔子儒学思想的基础。那么，如何理解“学”呢？

至少在东汉之前，对“学”通行的解释是“觉”。皇侃认为：“学，觉也，悟也。”这个理解不无道理。但皇侃进一步解释：“言用先王之道，导人情性，使自觉悟。”强调以“先王之道”来对人的性情进行引导；这一过程不是“自觉悟”，而是学习外在的知识，服从外在的训导。这种以“导”为前提的“觉”明显是不彻底的，要达到“自觉悟”，还需要从自身切近处入手，“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来获取对人生、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子夏说“君子学以致其道”，在儒家那里，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而“天道远，人道迩”，因此，在学习中，对日常人事的体验是达到“自觉”的相对容易的途径。

对“学”的另一种较为常见的解释是“效”，有“效法”之义。“效”的基本方法是诵读记载先贤言行的著作，即“读书”。“学谓读书”是宋明理学著述中常见的观点，不过将“效”只是理解为效法先贤，甚至进一步引申为读书，并将其作为“学”的全部意义，则显得偏狭。因此，有许多学者对以读圣贤书为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激烈的如李贽、颜元自不待说，连一些理学的服膺者也不赞同将学与读书等同起来，明代的郝敬说：“或问：学是诵读否？曰：不废诵读，不倚诵读。”可谓是一种较为中肯的见解。

“学”的过程是“说（悦）”的。中国自古就有“十年寒窗苦”“学海无涯苦作舟”等说法，愉悦何来呢？通过前文对“学”字的分析可知，孔子所谓“学”，并非后世科举等功利的目的驱动之下的皓首穷经之“学”，而是将“学”作为完善自身人格、不断实现人生超越的途径。如果将功名利禄当作“学”的目的，并以外在最终结果的获得为幸福，那么作为达到这一幸福结果的代价的“学”的过程，往往是苦的。而如果超越外在的功利目的，将“学”作为自身完善的必由之路，那么“学”一分，便能够自得一分。从目标上说、学无止境；从过程上说，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结果。快乐便会伴随着对自身每一个细微进步的体会油然而生，至于别人知与不知、都不会影响自己的情绪。

（取材于赵清文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的“时”字，历来有不同的阐发。

宋代理学家谢良佐在解释“时”的意义时说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从学习做人之道的角度来说，谢氏的说法说明了做人的道理存在于“百姓日用之间”，可以说“道不远人”。要想达到“无终食之间违仁”，就要时时刻刻谨记做人之道，正如曾子的“日三省吾身”。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学”在“时”的规范下，内化成一种心性品质，自然可以达到“三月不违仁”，并进一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近代的程树德则指出“时”有三种蕴义：“凡学有三时：一就人身中为时，二就年中为时，三就日中为时也。”

一就人身中为时者，即注意教育的阶段性。人的身心发展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现代西方心理学家皮亚杰、埃里克森等都对其做了经典的研究。我国先哲的理念虽然没有准确的心理学实验支撑，他们的直觉经验使他们提出了教育的顺序性原则，注重抓住学习过程中的关键期，对不同时期的儿童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学记》中的“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就年中为时者，即根据一年中时令的不同调节学习内容。《王制》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这种学习观反映了我国先民“天人合一”的特殊思维，古人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过程中，发现了天地人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外界自然变化能够引起人体内在情感变化。在这种“外象内感”的思维方式影响下，古人不但强调学习要把握年龄的时机，还要注意学习活动与外界环境的感应关系，把握季节时机。

三就日中为时者，就是每一天的学习也要“适时”。上午大脑功能活跃，要安排逻辑性较强的课程；中午学生大脑活动减弱，人开始昏昏欲睡，要安排午休；科学证明傍晚最适合锻炼身体，要安排体育锻炼。

（取材于陈祥龙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通常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学问是要大家随时练习它，不也高兴吗？”（南怀瑾《<论语>别裁》）“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杨伯峻《<论语>译注》）这些理解从字面上看是确切的，但再细加思考，则似嫌简单，“学”并不仅仅指需要温习、练习的学问，而“习”也并不只是温习、练习的意思。

要理解孔子之学，必须了解“学”的内涵。孔子认为学习内容相当广泛。孔子从小就曾从事多种工作，驾得一手好车，弹得一手好琴，还管理过仓库、畜牧，孔子对入门弟子的教育即是从技能开始，内容是“六艺”（御、射、书、数、礼、乐）。孔子一生对《诗》《书》《礼》《乐》《春秋》《易》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整理和研究，并以它们为教材。孔子很重视思想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提出了“仁”这一儒学核心思想。孔子还十分关心社会政治现实，指导学生如何从政。

“习”与“学”息息相关，有“实习、实践”的意思。孔子十分重视实践，以是否见于行动，来确定其是否为“学”或“好学”。技能需要练习，而思想伦理与政治理念则非实习、实践不可。孔子教导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强调的就是实践、躬行。把“习”理解为“温习”，是从书本知识的教学方面分析；把“习”理解为“练习”，是从知识、技能的可操作性上解释；把“习”理解为“实习、实践”，乃是从孔子教育观、政治思想观着眼，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是“行”孔子之“道”，这一理解，应该较为契合孔子学说。

学之习之，知之行之，这一学习理论也开了中国教育史知行论之先河。目前，教育注重书本知识、技能的掌握，而对贴近社会生活的道德礼义的规范和实践不够重视，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先学做人，再学文章，强调学而习、知后行，是孔子教学的成功之处，提示我们在政治思想教育中必须联系生活实际，切忌空谈。

（取材于朱依群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李梦阳的边塞诗记录了西北乃至整个北方的边政、生活和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他在西北生活多年，多次参与处理边务，他的边塞诗作表达了他对边务的观点和对边民的深切同情，具有较为鲜明的“诗史”特征。

明中期边患日重，而自明初以来建立的军事制度日益败坏，将官贪腐横行、军纪涣散，这又使得边疆形势进一步恶化。有感于此，李梦阳在诗作中对边政的积弊多有揭露。《诸将八首》就集中对将官的问题一一指摘。《其一》指出明军将领指挥呆板，“胶柱谈兵”，徒有武勇，终至丧师辱国。《其五》指出军爵世袭之病。诗人认为世袭制度下，将领虽众，但多是靠祖荫得官的纨绔之辈。《其七》讥刺了伪造军功致使奸佞之人升官晋爵的现象。

李梦阳对边务弊政的揭露，归根结底是为了安定边疆。除扫除积弊外，安边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派遣良将守边，因此，李梦阳在边塞诗中也借名将之典，积极建言，如《秋怀·其二》先对故乡庆阳的悠久历史和壮美山川表达了赞美，尾联却笔锋一转，指出西北边患严重，期盼有郭子仪一般的良将来守边。李梦阳希望明廷能知人善任，对才华出众的将领，能够效法前朝，不循常规，大胆起用。《其六》借东汉末年白马将军公孙瓒之典，盼望有良将早日破敌，扫灭寇氛。另外，他在《秋望》《李广》等诗作中也反复表达了这一愿望。

同时，李梦阳也深知单靠武力难以彻底平定边患，因此，他还提出要师法前人，善用和议之策。如《诸将八首·其八》云：“安得即时寻魏绛，务农休甲报皇天。”李梦阳借用典故，希望明廷能借鉴历史，并期盼出现有能力主持和戎政策的将领，使边民脱离征战之苦。与此相对，他对边将错误执行和戎政策带来严重后果的行为也给予了批评，《秋怀·其五》诗云：“胡奴本意慕华风，将校和戎反剧戎。”

因为具备史家的品格，李梦阳在一些边疆事务上也表现出高于一般士大夫的眼光。如对明武宗亲征一事，大臣多视之为鲁莽举动并反复劝止，而李梦阳通过《圣节闻驾出塞（二首）》，在一定程度上对明武宗的亲征表达了支持。《其一》描写了满朝文武和外国使臣在京城翘首期盼武宗回朝的情形。诗中借周穆王西征犬戎之典而反其义，表达了对武宗早日奏捷归来的期盼之情。《其二》诗云：“万乘时巡万寿临，銮舆漠漠碛沙深。非忘殿阙呼嵩日，应系单于款塞心。”既表达了对皇舆亲履险地的担忧，也对武宗的亲征表示理解。“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明史·鞑靼传》），也用事实证明武宗亲征的重要意义。

可以说，在戍边生活的描写方面，李梦阳的一些诗作不让盛唐名家。这固然是由于他出众的诗才，但更重要的是诗笔中所饱含的深情。多年在西北的生活经历，使李梦阳对边地人民悲苦的生活状况非常了解，而他在用诗歌记录、反映这些生活时，除了真实地描述之外，还在字里行间渗入了深切的同情，从而让他的边塞诗具有了动人的力量。这也说明李梦阳的边塞诗不仅是从诗歌的题材、手法上向杜诗及其他盛唐诗作学习，更是在内蕴上继承了杜诗悲悯、忧民的精神。

（摘编自李锋《李梦阳边塞诗的“诗史”特征》）

材料二

唐代边塞诗在中国诗歌史上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峰。边塞诗内容丰富，边疆雄奇壮阔的景色、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慷慨从军的英雄气概、传奇色彩的军旅生活、立志保卫边疆的历史变化等，构成了唐代边塞诗的雄奇壮美。唐代边塞诗以丰富的思想内容、多样的艺术手法，展现出唐代边塞战争、边塞生活、边塞风光和边地风情，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和睦友好的民族关系，雄浑奇异的风物民情，将边塞诗的创作推向了高峰，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唐王朝建立之初，北方的突厥、西方的吐蕃经常侵入、骚扰边疆。杨炯的《从军行》体现的以挽救国家危难为己任的报国理想和不惜牺牲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代表初唐边塞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少年行》四首，刻画了一位甘赴国难、武艺高强、舍生忘死，充满爱国情与英雄气的游侠少年的形象。卢照邻在《上之回》中主张立足于民族和睦，停止边境上的民族战争，化干戈为玉帛，让边塞上的各族人民能分享和平欢乐的太平盛世。在李益的《过五原胡饮马泉》诗中，边疆奇风异物，壮伟奇丽的风光景色，多民族聚居的风俗民情都给诗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总之，爱国主义豪情是唐代的边塞诗的基调，围绕这一基本主题，又有多方面的开拓，赞美边疆雄奇瑰丽的风光，描写边塞多民族聚居地的民俗风情，讴歌各民族间和睦友好的生活，以高昂乐观的时代精神，积极进取的豪迈气概，谱写出唐代诗坛最辉煌壮丽的诗篇。这些震撼古今、吟诵不绝的沙场名篇，闪烁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和矢志不渝的报国情怀，对于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有着极大的鞭策力和凝聚力。

（摘编自王晶晶《唐代边塞诗的雄奇壮美》）

材料一：

“五四”以来的文化研究中，曾出现一种认为“世界文化本一体，中西文化的差异纯粹是时代性”的观点，可称为“有古今无中外论”。这种论调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乃至抹杀人类社会以民族的形式存在这一历史事实。既然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以民族的形式存在，那么，人类文化也一定要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存在。共同的民族文化不仅可以把一定数量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也可以把这些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人类社会以民族为基本形式这一事实还告诉我们，具体的文化总是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而一般的人类文化只能存在于这些具体的民族文化之中。离开了各种各样具体的民族文化，所谓一般的人类文化只是一种虚构。因此，文化“有古今无中外论”既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一般能通过特殊而存在的辩证法。

文化差异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首先，地理的隔绝机制是民族差异形成的基本条件。因为地域的辽阔、山海的阻碍等因素，各个民族各自独立地生存，文化上差异的产生也不可避免。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民族差异最重要的自然根源。例如，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就分别产生了农业部族、畜牧业部族及少数以工商为主的部族。

其次，不同文化发展成果对人类自身的不同改造是民族差异的最高表现。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文化发展的成果又不断地反作用于人本身。各民族在创造不同风格的音乐、美术的同时，也发展了不同的审美趣味。各民族不同的审美偏好，正是文化成果长期作用于人本身的结果。审美趣味如此，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也莫不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不仅表现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而且创造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这种文化成果与人自身的身心变化的相互作用，是民族差异的放大器、加速器和稳定器。

其三，一定范围内自由创造的可能性是民族差异形成的重要机制。种族、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是人们从事文化创造的基础，同时也是对文化创造的限制，而自由创造只是在这一定范围内的发挥。因而，文化的发展既非绝对必然的，也非完全自由的，而是自由和必然的统一。

（摘编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

材料二：

文化差异性是始终存在的。历史上对待这种差异性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是对凡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人，一概作为异端，必征服之，同化之，以至绝灭之而后快。当年白种人占领南、北美洲，对当地土著文化就是持这种态度。

第二种是承认其价值，但只是作为珍稀的收藏、猎奇的点缀或某种可供研究的历史遗迹，实际上是排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抽空其生命，崇拜其空壳。如果我们混同了已成遗迹的、定型了的“传统文化”和今天仍然活着的并主宰着亿万中国人民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的，受过现代文化洗礼的“文化传统”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复旧充新生，抵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那么，中国文化的发展将陷入困境。

第三种态度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这是将事物放到其自身的文化语境内去进行观照的一种方式。它赞赏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反对用产生于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去评判另一文化体系，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而应受到尊重。

这种态度当然远比前两种态度来得宽容合理，但再进一步追问：千差万别的文化有没有普遍认同的东西呢？人类有没有可能超越民族中心主义？这些都是文化相对主义所面临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无论如何，文化差异总是现阶段普遍存在的事实。正是这些差异赋予了人类文化以多样性。我们固然不必保留辫子或者“三寸金莲”以供猎奇者玩赏，但中国文化自有其无法“欧化”的特殊的魅力，中国文化的更新也自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所谓的文化相互同化、融合而导致的“世界文化一体化”，只能带来人类文化的单调和没落。事实上，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自己，将异国作为帮助自己发现自己的“他者”，从另一种文化的陌生角度来观察自己，看到许多从内部无法看到的东西。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将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文化之间的误读难以避免，无论是主体文化从客体文化中发现新义还是反观自己，都很难不包含误读的成分。而从历史来看，这种误读又常是促进双方文化发展的契机，因为恒守同一的解读，其结果必然是僵化和封闭。

（摘编自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