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该有所敬畏

王学泰

①就在不远的二三十年前，“无所畏惧”几乎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成了英雄主义的同义语。电影或戏剧中，当创作者写到他心爱的英雄人物时往往要加进一句“我们是无所畏惧的”之类的台词，再配合一些假大空话，以鼓舞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自己，从而使剧中的人物“高大”起来。这种现象是司空见惯的，似乎谁也没有感到它的谬误。然而人们在过分的“无所畏惧”的鼓舞下，仿佛世间真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横冲直撞，而不负任何责任。于是，社会上充斥了一种带有愚昧色彩的虚骄之气。

②四十年前的“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许多人希望靠这股“英雄之气”改天换地、为民造福，结果是“玉皇”“龙王”都没有当成，“天”“地”也越“改”越糟，越“换”越差，对自然界大破坏是实实在在的。直到现在人们还能直接感受到由此造成的后果，如生态失衡、荒漠化等。更令人惊讶的是“无所畏惧”论调的末流竟演变为“我是流氓我怕谁”，真是令人感叹：“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③与凸现于外的“无所畏惧”相对的是存于内心的“敬畏”。这个词在近几十年来几乎成为绝响。有的人认为“敬畏”就是“畏惧”，它大悖“无所畏惧”之道，从而与“谨小慎微”“奴隶主义”结了缘，为热心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所不齿。在这些人看来人们（实际上，这“人们”往往就是主张者自己，从不把他以外的人算进去的）只要活着就是天地间的“老大”，可以为所欲为，无所畏惧。

④“畏惧”与“敬畏”是有根本区别的。它们一是来之于外部的刺激，一是发之于内心的反省；一是有特定的对象，一是由于信仰有别，各有不同的理由。外部自然界高大迅疾的事物、不可抗拒的力量、未知的世界、社会上种种压迫人的势力、生活中的困难都可能成为畏惧的对象，但是它却不能成为敬畏的根源。懂得反省的人们才会有敬畏之情，“敬畏”的本质是人类对自己有限性的清醒的认知，只有心存敬畏，人类才能逐步实现对无限世界的追求。孔孟等儒家的创始者们的忧患意识即与此有关。这种敬畏促成了他们和敬德修业，不断提升自己；增加对社会的责任感、培养悲天悯人的情怀。

⑤有了敬畏才会有自尊、自爱、才会有所守、有所不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也就是守法公民。懂得有所守、有所畏的人们是有责任心的，他们在困难面前也会表现出勇气，所谓“知耻（行有所止）近乎勇”，就是这个意思。

⑥而“无所畏惧”不在一定操守的支持下就会变成无所不为，甚至邻近残忍，这就不是什么“勇”了。《红楼梦》中的王凤姐也曾向“地狱阴司报应”挑战，表现出“无所畏惧”，颇有点“彻底唯物主义”气概。可是当她失去支撑、面临着强大外部力量，很快就会显示出其懦弱的、无所守的本性来。因此“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勇敢分子”与懦弱分子往往是一个人的两面。

⑦柏杨在他的自传中也写过一个故事。1948年淮海战役后，沈阳解放。当时解放军的政策是许可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回关中，而且还发通行证。柏杨也打算回北京，便到火车站买票。火车站的情景令他大吃一惊。平常喧声鼎沸的车站，现在居然鸦雀无声；“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有的像S形转来转去。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第一流国民”，成为懂得遵守纪律、自尊自爱的人。对此，柏杨评论说“这是恐怖下的产物，中国人没有管束自己的能力”。平常好像什么都不怕，“无所畏惧”，那是因为对手的弱小，没有能力阻碍他们为非作歹，他们可以一马平川地冲过去，简直是英姿勃发；一旦眼前出现了强大外力，马上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姿态。此时他们为什么不在火车站大吵大闹，施展自己的蛮横了呢？因为他们打败了，可以进关自谋生路，如果自己节外生枝，闹出些事来，走不成了，会有什么下场？所以他们害怕。这个故事启发我们能想起很多事，虚骄之气支配下的“无所畏惧”，往往有极其可鄙的一面。

⑧柏杨说的中国人不能“管束自己”，正是由于缺少内心自省，这是童年的特征？一个民族只有学会了“管束自己”才是真正的成熟，而敬畏心是人们走向成熟的开端。

⑨人有了敬畏心就会减少虚骄之气、浮躁之气，杜绝狂妄之气，昏暴之气，不仅能少犯错误，大约是人们事业的取得成功初步保障。

（有删节）

①在过去五十年中，全球发生了超过1.1万起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致使200万人丧生，造成经济损失高达3.6万亿美元。气候变化作为一种负外部性因素，无论是渐进性的气候变化，还是突发性的自然灾害，都将对全球的经济增长造成严重损害，也极易带来金融体系的系统性、结构性问题。

②2021年，全球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西欧突发“百年不遇”的强降雨，造成严重洪灾并导致超百人遇难、超千人失踪。与此同时，我国河南省同样遭遇特大暴雨，多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记录的日降雨量已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暴雨之外还有炎热，在6月以来的高温冲击下，北美已有数百人丧生。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在2021年年初表示，就目前观察而言，极端天气已经在不断增加，而近年来屡次出现的超强寒潮、沙尘暴、龙卷风等罕见气象也在印证这一事实。根据主流的科学观点，全球气候变暖是导致极端天气频发的重要原因。

③极端天气以及全球变暖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难以忽视。从直观感受出发，极端天气破坏基础设施、损毁自然资源，必然会造成经济损失，若再考虑极端天气中失去的人与动物，更是情感和劳动力上的双重损失。但实际上，极端天气背后的全球升温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潜在杀手”。根据瑞士再保险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气候变化经济学：不采取行动不是一种选择》，到2050年，在全球气温升高3.2摄氏度的情形下，全球GDP损失将会达到18.1%。经济总量上的潜在损失已经非常瞩目，若关注结构上的问题则更加严峻。区域方面，亚洲经济体将在气温升高下首当其冲，严重情况下GDP将受到26.5%的冲击；行业方面，对气候高度依赖的农林牧渔业将遭遇极大的打击，进而扰乱粮食供应，或许会引发更大的危机，甚至引发战争。

④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逐渐由增长转向安全和公平。经济增长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线性的，而极端事件往往会造成回撤。随着极端天气、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愈发频繁，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回撤风险逐渐增大，各国面临的挑战也逐渐从增长转向了安全和公平。在关乎全人类命运的气候问题上，各国对于碳减排乃至碳中和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博弈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加深合作。自我国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以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持续落地碳中和相关政策，包括《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的正式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等，进一步凝聚了全球主要国家在碳减排上的合力。

⑤金融在促进碳减排、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以下作用：一是绿色金融创新，如发展绿色债券、绿色发展基金等金融产品，可以拓宽能源企业转型的融资渠道；二是发展优惠利率、绿色专项再贷款等支持工具，鼓励金融机构为碳减排提供资金支持，利用资金配置引导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三是建设并做好碳排放权交易场所和相关金融产品的交易，激发我国碳交易市场的活跃度，增强碳定价有效性；四是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绿色低碳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培育，可以通过助力上市、融资、并购重组等支持相关企业做大做强；五是金融机构的ESG投资部门可以开展并做大绿色专项投资，引导社会资本向绿色低碳企业倾斜。

（摘编自《极端天气加剧全球经济回撤风险，金融市场应有所作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大量新媒体微平台和互联网群组的建立，拉开了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序幕。海量微信群和朋友圈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种理论话语上的“去中心化”和对话语霸权的消解。但是，“狂欢式”的批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圈层化”与“分流化”现实。

以趣缘为纽带的同质化个体借助数字技术的东风，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网络文化“群体”，并成为今天人们网络化生存的真实写照。“圈层化”批评成为很多人在网络空间中探寻人类联系的新机制。“隔圈如隔山”“说了你也不懂”“懂了你也不听”“听了你也不做”成为很多网络批评群体“圈层化”的形象表述。当我们将“不懂勿犯”视为网络时代“圈层化”交往的基本礼仪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网络评论经常出现“非黑即白”的对立与争吵了。更重要的是，数字媒介技术不仅改变了社会关系的生态圈，也改变了当前文艺批评的生态场域。在数字“圈层化”背后的生成机制中，商品、资本、消费以及流量等因素其实发挥着比批评话语本身更加重要的作用。

数字技术应用的多元化，使得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交往更加频繁，同时由于个体多重身份的叠加，网络空间中的评论话题更加多样化、程度也日益深化，并呈现出越来越细碎化和“蜂群化”的发展趋势。每个“蜂群”通过划定特定的网络空间进行信息与观点的分享，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吸引更多人加入群体，并形成笼罩整个群体的价值观念。这就是桑斯坦所谓的“信息茧房”效应，即在看似海量的网络信息中，我们往往“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个体会在“茧房”效应的作用下不知不觉地建构起一种信息的自我过滤和自我保护屏障，并在延绵不绝的同质化信息流的轰炸下，形成一种特定的圈层化的认知偏见。

提起“圈层”，公众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饭圈”。如果说粉丝们将大量时间、金钱投入到追星活动中是个人行为的话，那么“饭圈”则是追星模式的团队化和体系化。因此可以将“饭圈”视为粉丝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饭圈”批评从语言上来说，多采用“圈地自萌”和“造梗”的方式，创造独属于自己的行业“黑话”。“饭圈”批评常常由挪用的语言符号构成，借用了很多二次元的语言符号，又夹杂着英文缩写、拼音缩写等形式。“饭圈”批评的圈内话语还带有明显的口语化、情绪化和排他性。“饭圈”批评常常是在固定的贴吧或者线上群体中产生的即时性互动，强调交流的具身化和情境化。与学院派的严谨逻辑相比，“饭圈”批评不仅缺乏必要的学理性，而且很多语言组织都违背了拼写的规则或者语法规范，圈外人很难“解码”。“饭圈”批评中还存在一定的语言暴力和排他性。粉丝们对某些明星偶像往往投入过多的情感，他们的很多批评都具有一定的情绪化特征。“饭圈”的圈层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壁垒，交织着潜在的话语斗争与权力的博弈。粉丝们话语权的大小往往与他们的活跃度、发帖数、贡献值等密切相关。有的“饭圈”内部还出现派系斗争，于是控评、互撕、屠版、人肉甚至直接拉黑某些异见者变成了他们的惯用策略。

（摘自王亚芹《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圈层化”与“破圈”之道》）

材料二：

在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时代，文艺批评的权力主要由学院派批评家掌控，普通受众多处于文艺批评权力结构的底层。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媒介技术的多元融合及其重新赋权，无疑为包括粉丝群体在内的广大普通受众参与文艺批评、发表个人文艺观点创造了机会与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粉丝群体便能够在文艺批评场域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尽管粉丝批评中不乏真知灼见，不过更多的时候，学院派批评家为了维护其专家身份与权威形象，会主动疏离网络社区，并对粉丝批评采取漠视态度，即便有所关注也很难完全认同。粉丝群体则出于对文本单一化解读的反感和对文艺批评权威的反叛，而往往提供各种区别于学院派批评的另类阐释。所以，二者基本处于声音对抗或权力话语博弈的矛盾关系之中。在此关系中，身处弱势地位的粉丝群体，一方面渴望建构一种自由平等的新型文艺批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则通过其独特的文艺批评话语体系竭力抵抗来自学院派批评家的权力压制和趣味规训。

依据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理论，公共领域需要由众多具备主体性、理性精神与批判意识的个体组成，这些个体围绕某些公共事务开展自由交流、平等对话，并且彼此可以被他人“看见”和“听见”。公共领域的真正实现必须以不同个体的“同时在场”且所有个体的差异性能够得到充分保证为前提，差异性及包容精神的缺失便意味着公共领域的消亡。显然，粉丝批评离理想的文艺批评公共领域尚有较远的差距。

（摘编自李雷《粉丝文艺批评的形态、策略与抵抗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