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愉快时，面呈笑容，哀痛时放出悲声，这种内心情感也能在中国书法里表现出来，像在诗歌音乐里那样。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中国的书法何以会有这种特点？

唐代韩愈在他的《送高闲上人序》里说：“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张旭的书法不但抒写自己的情感，也表达出自然界各种变动的形象。但这些形象是通过他的情感所体会的，是“可喜可愕”的；他在表达自己的情感中同时反映出或暗示着自然界的各种形象。或借着这些形象的概括来暗示着他自己对这些形象的情感。这些形象在他的书法里不是事物的刻画，而是情景交融的“意境”，像中国画，更像音乐，像舞蹈，像优美的建筑。

后汉大书家蔡邕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象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元代赵子昂写“子”字时，先习画鸟飞之形，使“子”字有鸟飞形象的暗示。他写“为”字时，习画鼠形数种，穷极它的变化，他从“为”字得到“鼠”形的暗示，因而积极地观察鼠的生动形象，吸取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使“为”字更有生气、更有意味、内容更丰富。这字已不仅是一个表达概念的符号，而是一个表现生命的单位，书家用字的结构来表达物象的结构和生气勃勃的动作了。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有生命的躯体是由骨、肉、筋、血构成的。中国古代的书家要想使“字”也表现生命，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就须用他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字里表现出一个生命体的骨、筋、肉、血的感觉来。但在这里不是完全像绘画，直接模示客观形体，而是通过较抽象的点、线、笔画，使我们从情感和想象里体会到客体形象里的骨、筋、肉、血，就像音乐和建筑也能通过诉之于我们情感及身体直感的形象来启示人类的生活内容和意义。

另外，中国字的起始是象形的。许慎《说文》序解释文字的定义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和字是对等的。单体的字，像水木，是“文”，复体的字，像江河杞柳，是“字”，是由“形声相益，孽乳而浸多”来的。写字在古代正确的称呼是“书”。书者如也，书的任务是如，写出来的字要“如”我们心中对于物象的把握和理解。用抽象的点画表出“物象之本”，这也就是说物象中的“文”，就是交织在一个物象里或物象和物象的相互关系里的条理：长短、大小、疏密、朝揖、应接、向背、穿插等等的规律和结构。而这个被把握到的“文”，同时又反映着人对它们的情感反应。这种“因情生文，因文见情”的字就升华到艺术境界，具有艺术价值而成为美学的对象了。

还有，在古代，中国人书写的笔是毛笔。殷朝人就有了笔，这个特殊的工具才使中国人的书法有可能成为一种世界独特的艺术，也使中国画有了独特的风格。它铺毫抽锋，极富弹性，所以巨细收纵，变化无穷。用笔有中锋、侧锋、藏锋、出锋，方笔，圆笔、轻重、疾徐等等区别，皆所以运用单纯的点画而成其变化，来表现丰富的内心情感和世界诸形相。

——摘编自宗白华《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 》

材料二：

学习书法艺术，实则学习形式与韵律的理论，由此可见书法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以基本的美学，中国人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比方说，中国的建筑，不管是牌楼、亭子还是庙宇，没有任何一种建筑的和谐感与形式美，不是导源于某种中国书法的风格。

中国书法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实在是十分独特的。毛笔使用起来比钢笔更为精妙，更为敏感。由于毛笔的使用，书法便获得了与绘画平起平坐的真正的艺术地位。中国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把绘画和书法视为姐妹艺术，合称为“书画”，几乎构成一个单独的概念，总是被人们相提并论。

在我看来，书法代表了韵律和构造最为抽象的原则。欣赏中国书法，是全然不顾其字面含义的，人们仅仅欣赏它的线条和构造。在这绝对自由的天地里，各种各样的韵律都得到了尝试，各种各样的结构都得到了探索。正是中国的毛笔使每一种韵律的表达成为可能。而中国字，尽管在理论上是方方正正的，实际上却是由最为奇特的笔划构成的，这就使得书法家不得不去设法解决那些千变万化的结构问题。于是通过书法，中国的学者训练了自己对各种美质的欣赏力，如线条上的刚劲、流畅、蕴蓄、精微、迅捷、优雅、雄壮、粗犷、谨严或洒脱，形式上的和谐、匀称、对比、平衡、长短、紧密，有时甚至是懒懒散散或参差不齐的美。这样，书法艺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整套术语，我们可以把这些术语所代表的观念看作中华民族美学观念的基础。

——摘编自林语堂《书法是中国美学的基础》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什么是意境？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的层次不同，可有五种境界：①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②因人群共存互爱的关系，而有伦理境界；③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④因穷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界；⑤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但介乎后二者的中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

所以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瑞士思想家阿米尔说：“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中国大画家石涛也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

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

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王安石有一首诗：“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相见江南。《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其一）》”前三句全是写景，江南的艳丽的阳春，但看了末一句，全部景象遂笼罩上、渗透进，一层无边的惆怅，回忆的愁思，和重逢的欣慰，情景交织，成了一首绝美的“诗”。

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晶莹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正如恽南田所说“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这是我的所谓“意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唐代画家张璪这两句训示，是这意境创现的基本条件。

（摘编自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材料二：

什么是意境？意境就是“情”“景”交融，其实这种解释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的“意境”或“境界”，他的解释就是情景交融。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都应该情景交融，而意境则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的。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意境的内涵大于意象，意境的外延小于意象。那么意境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呢？唐代刘禹锡有句话：“境生于象外。”“境”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象”的突破，只有这种象外之“境”才能体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西方古代艺术家，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再现一个具体的物象，所以他们，比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美”，就把人体刻画得非常逼真、非常完美。而中国艺术家不是局限于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把这个有限的对象刻画得很逼真、很完美。相反，他们追求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国园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也是有意境。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楼、台、亭、阁，它们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这些建筑本身，而是如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在于可使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意味的世界。陶渊明有两句诗说得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艺术就是要去寻找、发现、体验生活中的这种意味。有意境的作品和一般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意味，而且超越了具体的事物和事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所以，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也不是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深远的意境。清代王夫之就比较过杜甫的诗和王维的诗。他认为杜甫诗的特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有人写诗就是怕写不逼真，杜甫则太逼真了。而王维诗则能取之象外，所以他说杜甫是“工”，王维是“妙”。

中国艺术的这种意境，它给人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康德曾经说过，有一种美的东西，人们接触到它的时候，往往感到一种惆怅。意境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当然这不等于说西方艺术没有意境，西方艺术中也有这样的作品，例如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它不仅唱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而且唱出了人类共同的苦难，所以它引起了全世界听众的共鸣。

（摘编自叶期《说意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如果说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回答“为何译”的问题，那么，国家翻译能力建设过程中，同样需要思考“译什么”“为谁译”“谁来译”“怎么译”“如何传”等问题。

译什么？要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主题的选择上可更加开放。既回应国外精英群体通过四书五经了解中国古代智慧的诉求，也满足普通民众对流行文化的偏爱；既有国家政治话语的宏大叙事，也有平凡却感人至深的小故事。可政府倡导，可民间推送，还可响应对象国的主动索求。

为谁译？要重视对需求市场的预先调研和目标读者阅读特点的提前认知。同一个原文本，可以瞄准专业人士为其提供学术化翻译，也可针对普通人士进行大众化翻译，而一个毫无对象感的译本，可能在两种读者群体中都知音难觅，最终躺在异国图书馆无人问津。

谁来译？母语者或双语者的翻译通常能获得更佳传播效果。霍克斯译《红楼梦》，闵福德译《鹿鼎记》，蓝诗玲译鲁迅，刘宇昆译《三体》，大凡进入他国主流或大众阅读领域的成功译著莫不如是。对于涉及国情国策等政治文本、新闻话语的外译，中外合作是更好的模式：中国译者把握内容不被曲解，同时给予母语译者在叙事和表达方式上的充分自由。当然，出色的汉学家及母语译者数量毕竟有限，大量译作由中国译者完成也是现实。培养包括中国译者和未来汉学家在内的高端中译外人才、加强国家中译外能力建设，是解决“谁来译”问题的长远之策。

怎么译？在国外民众对中国文化尚存较大“认知差”的时候，归化翻译应成为培养读者阅读兴趣的主要策略。在确保中国核心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不被曲解的前提下，采用目的语读者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不失为有效的选择。虽然庞德“翻译”的唐诗不乏误译或创作，但却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唐诗热。辜鸿铭在自己的译作里大量使用意译和归化策略，以消除英语读者的阅读障碍。我们应当给予认知差弥合过程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更要给予优秀译者的专业判断更多尊重与信任。

如何传？翻译作品最终要经由有效传播才能实现其应有价值。应多与目的语国家出版发行销售机构合作，他们深谙本国传播渠道和宣传策略。对大多数译作来说，印刷媒体依然是主要传播媒介。商业成功的译作可及时改编成影视作品，并辅之以周边产品，在市场及社交媒体上广泛宣传，形成组合效应。

翻译是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了解世界，用他者的语言表征自己，与世界对话、相处和共存的方式。再经典的文本、再精彩的故事，也要经由翻译才能在他国的文化土壤里获得“后起的生命”。惟有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加强国家中译外能力建设，有效促进文化影响力提升，才能真正体味季美林先生的由衷感叹：“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摘编自任文《不断加强中译外能力建设》）

材料二

传统文学经典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创造的结晶，也是文学译介倍受瞩目的内容之一。由于文学经典的文化内涵深厚，对翻译要求极高，同时，读者对译本的接受也有一个动态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接受需求，凸显不同时代的精神诉求与审美期待。因此，文学经典的翻译往往不是一“本”定音，而要经过不同译本的持续推进，以不同的侧重来丰富和完善对原作的转化。

以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为例，目前最著名的是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和英国人霍克斯的译本。如果根据印刷数目、再版数目、被引用率这些指标来看，霍克斯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和影响要远胜于前者。究其原因，霍译本立足英语读者的认知与审美观念，考量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在翻译中挪用了英语文学文化中丰厚的典故、风俗与语言特征去替代汉语原文中特有的修辞、文化与审美意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萍踪浪迹”，在霍译本中成了“滚石无苔”，“凤翥龙翔”的中华传统意象也被译成更具西方文化特色的“神鸟在天”。某种程度上说，霍克斯通过向目的语靠拢的归化式翻译方法重构了《红楼梦》。

相比之下，杨戴译本则以原著为中心，立足于原著的汉语文化传统、审美习惯和修辞特色，试图让西方读者尽量靠近原著所呈现的文化世界。因此不难预料，外国读者会在杨戴译本阅读过程中遇到理解困难，接受效果自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然而，从动态的历史文化观来看，这两部译著并无优与劣的差别，而是互为补充。霍译充分考虑到跨文化接受的问题，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减少阅读障碍，增强作品可读性，起到吸引受众、打开市场的作用；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了解日渐深入，海外读者对杨戴译本的接受程度也随之提升。如今，杨戴译本的优势日渐凸显出来：它从内容到文体风格更为忠实完整地呈现原著，较好地保留并传递出汉语文化独有的文学魅力、审美理念和艺术价值，展示文学和文化的本真面貌和深刻意义。

《红楼梦》两个译本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经历，让我们领会到文学对外翻译与传播的多重意义。在主题、故事的再现之外，译本还要传递思想与文化内涵，传达文学和美学上的特质。

（摘编自许钧《深耕文学翻译增进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