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有着几千年悠久的文本发展史，并具有多元化丰富的文本解读传统，它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土壤之中。《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主张，诗歌的解读不能断章取义，曲解作品的原意，要在对诗歌全篇内容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去分析诗人写诗的主观意图。逆，解释为迎、求的意思。志为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认为：以意逆志是“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这就是说，应该就作者的作品论作品，以作品的实际内容为依据去分析探求作者的思想。这种方法对于探求原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十分正确的，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文本的现实功能来讲，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实际上，任何一种阅读，都是具有当代性、功利性的阅读。读者都从现实的时代需求，去“断章取义”，开掘文本中有用的信息，加入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和创造，并以此增加和累积作品的价值。《孟子·万章上》：“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就是说，要真正了解一个作品，就必须“知其人”和“论其世”，既要了解作者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思想感情、审美趣味、道德品质，又要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现实。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也有解释：“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其实，一个文本一旦完成，就开始具有独立的意义，而不再受作者主观解释以及他所处时代的影响。历史文本的解读，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解读者个人的文化背景和现实需求，以及解读者所处时代提供的思维方式和认识工具。文艺学上常讲的作品（可供解读的文本话语和生发想象的各种意象）大于思想（作者的主观意图）就是这个道理。

（摘编自金振邦《多元视角中的文本解读》）

建构文学文本解读理念的关键在于，必须认识到文学文本解读无效或者低效，是由于读者的心理预期状态的平面化，以表层的一望而知为满足。其实文学文本是一种立体结构，它至少由三个层次组成。一是表层的意象群落，包括五官可感的过程、景观、行为和感性的语言等，它是显性的。在表层的意象中渗透着情感价值，这就构成了审美意象。正如克罗齐所说：“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开意象，或是意象离开情趣，都不能独立。”需要说明的是，意象中的情趣并不限于情感，更完整地说应是情志，趣味中包含智趣。表层的意象是一望而知的，但其潜在的情志往往被忽略。如柳宗元的《江雪》，如果把“钓雪”解读为“钓鱼”，就是被显性的感知遮蔽，把意象当成细节，消解了隐性的审美情志。其实，意象不仅是对客体的描绘，而且也是主体的表现，是主体的情志为之定性，甚至使之发生变异的。此诗表层的形而下的钓鱼，为深层的形而上的精神境界所改变。前两句是对生命绝灭和外界严寒的超越，后两句是对内心欲望的消解。

意象不是孤立的而是群落式的有机组合，其间有隐约相连的情志脉络，这是文学文本的第二个层次，可称之为意脉。其特点为：第一，意脉以情志深化表层的意象；第二，在形态和性质上对表层的整体意象加以同化；第三，意脉所遵循的不是实用理性逻辑，而是超越实用理性的情感逻辑。这在中国古典诗话叫做“无理而妙”，其具体表现为情感的朦胧性，不遵循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排中律，情感的主观独特性更使它超越充足理由律：情感强烈时，往往是无缘故的。情感逻辑有时还以片面性与辩证法的全面性相对立：不管是爱是恨，都是非理性和片面的。遵循逻辑规律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实用理性准则是唯一的；而超越逻辑规律则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情感的可能性是无限的。第四，在具体的作品中，不管是小型的绝句，还是大型的长篇小说，意脉都以“变”和“动”为特点。在长篇小说中，事变前后大起大落的精神曲折和变异，乃是意脉的精彩所在。在绝句中，最动人处往往就是意脉的瞬间转换。意脉是潜在的，可意会而难言传。要把这种意味传达出来，需要具体分析具有原创性的话语。

保证审美价值最大限度升值的是文学的规范形式，这是文学文本结构的第三层次。深层的规范形式对于文学文本解读学极其关键，但学术界大都囿于黑格尔的“内容决定形式”说，把形式的审美功能排除在学术视野外。历代美学家出于哲学思维的惯性，总在主观和客观里兜圈子。睿智者如朱光潜、李泽厚、高尔泰等，都未能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未能意识到主观情感特征和客观对象特征的猝然遇合只是胚胎，没有形式就不能化胎成形，更不能达到审美的艺术层次。未经形式规范的情感，哪怕是真情实感，也可能是“死胎”。作家的观察、想象、感受及语言表达，都要受到特殊形式感的制约和分化，主观和客观并非直接发生关系，而是同时与形式发生关系。只有当形式、情感和对象统一为有机结构后才具备形象的功能。

（选编自孙绍振《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

材料一：

端午节，吃粽子只是其中内容之一，它更是除秽驱病的卫生节，也是诗人节，运动节，女儿节，除了吃粽子，还要挂菖蒲，赛龙舟，祭屈原。传统中，在端午这天女儿回娘家探亲，家人喝雄黄酒，备艾叶。菖蒲和大蒜，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戴香囊……祛病消灾，祭祀祈福、回家团圆，强身健体。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从这些美好的生活愿望出发，为端午节创造出许多美丽动人的习俗，这是应该继承的文化财富。

端午节民俗起源说法众多，但屈原无疑是端午节最醒目的文化符号。他的爱国情怀，高洁志向，执着刚毅仍然在现代人心中激起巨大回响，文化是端午节的灵魂，在这一天，正可以重温历史的厚重，文化的韵味，筑牢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

节日的真意，常常需要依托于生活的体验来领悟。“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包分两帮，艾束著危冠”，这些细节，让日常生活有了更多仪式感，也因此让端午节增添了更多雅趣，让人体会到其中天人和谐的态度与美感。

从历史深处深情回望，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一直都在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本身也是传统文化随着时间在不断生长，并在现代社会获得了“新生”。不论过节方式怎么变化，只要传统文化的根和魂还在，我们的传统节日就会不断接续传承，联通一代代人的心，为人们提供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慰藉。

（改编自李思辉《在端午品味文化的芳香》）

材料二：

20世纪，整个人类进入了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农耕时代形成的文化传统开始瓦解。尤其是我国，在近百年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节日文化——特别是城市的节日文化受到现代文明与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传统节日渐行渐远，日趋淡薄，并为此产生忧虑。……

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从生活愿望出发，为每一个节日创造出许多动人的习俗。人们用烟花爆竹，惊骇邪恶，迎接新年；把天上的明月化为手中的月饼，象征人间的团圆；在严寒刚刚消退，万物复苏的早春，赶到野外去打扫墓地，告慰亡灵，表达心中的缅怀，同时戴花插柳，踏青春游，亲切地拥抱大地山川……这些诗意化的节日习俗，使我们一代代人的心灵获得了多么美好的安慰与宁静！

当然，习俗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我们民族的传统精神是不变的。这传统就是对美好生活不懈的追求，对大自然的感恩与敬畏，对家庭团圆与世间和谐永恒的企望。

（摘自冯骥才《我们为什么要过节》）

材料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传统的节日仪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节日的文化内涵渐渐不被人重视。今天，在物质生活已经比较富足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注重在感情上相互倾诉，回应彼此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追求节日所带来的幸福感，愉悦感。一些喜欢过西方节日的人，往往只是想在欢快，温馨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美好的情感。这就启示我们，要充分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中的“情感”元素，让人们在节日的氛围里心存敬畏、体验传统，享受亲情、告慰祖先，在感受舒心与祥和的同时，寄托美好的希望与祝福。

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思想，智慧存在于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中，传统节日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代表。因此，要重视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的挖掘、整理，让传统节日逐渐融进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使之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否则，节日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洞符号，不可能行之久远，世代相传。

中国传统节日有着丰富的文化符号、载体及仪式。文化符号与载体是节日内涵的重要内容，文化是依靠具体载体来传承的，文化载体让文化变得生动可感，能够给予人们视觉、听觉、触觉的多元享受。如春节流行的对联，年画、龙灯、窗花，舞龙等；元宵节的逛灯会、猜灯谜；重阳节的爬山，赏菊，登高望远等，都是传统节日符号、载体与仪式感的体现。这些节日载体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有利于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自信和国际竞争力。

中国是礼仪之邦，仪式表达着中国人对事物重要性，价值性的认同，没有仪式感的节日难以让人们对节日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和依从，而仪式本身又是让人参与进来的重要方式。一系列依次展开的程序，代表着节日文化内涵的逐层展示，也是让心灵参与其中审美的过程。在这样一套看似繁琐的仪式里，人们的情感得到表达和宣泄，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也得到彰显和传承。

（摘编自范如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那些很容易被铭记的诗作，大都是有韵律的。以现当代诗为例，那些广为流传的“名句”，其实大都在使用重复、对称这些最基本的韵律原则，比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还有一些名句的韵律方式则近似于古典诗歌的韵律原则，比如海子那句广为人知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仅有叠韵，而且讲究平仄，诗句读起来抑扬顿挫，与传统的律诗的声律非常相似，无怪乎这个诗句甚至成了很多房地产广告的标语。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种讲究重复、对称等韵律原则的写法在当代中国诗歌创作中并不受欢迎，很多诗人避之唯恐不及，当代诗歌的可铭记性因此而不强。

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韵律原则的兴起与流行往往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认知密切相关，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集体记忆的化身。古典诗歌的创作与阅读群体——“士”，即知识者与官僚群体——天然就是这样一个同质性的文化群体，所以在他们之中逐渐形成一些公共的韵律规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机构和教育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而且诗歌本身也被边缘化，过去诗人与读者之间那种同质性的文化群体已不复存在，诗歌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私人性、个人化的写作行为，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共性的诗歌成规的消失。

在不同文化中，韵律都有两个基本作用：一是便于沟通，二是便于记忆。而“沟通”不仅仅是一个“雅俗共赏”的问题，也涉及诗人与诗人、诗人与读者之间如何建立一个公共的渠道，以便于在这个渠道中磨练某些精妙的技艺，传达种种微妙的体验的问题。韵律的重心与其说是关于“如何写/评价一首好诗”，不如说是关于诗人与读者、诗人与诗人之间是如何“交流”的。

无论古今，有韵律或者韵律感强的作品从来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杰作（反之亦然），韵律更多是关于诗歌给读者传达的东西究竟在哪些方面是公共性的或者可以共享的，它在不同的诗人之间也建立了一个可以相互比较和传承的共同通道。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诗歌而言或许更为迫切，因为“韵”之离散的背后是诗歌“交流”的公共渠道的消失，这是自由诗面临的最本质的文体问题，而可诵读性与可记忆性的削弱只是这个大趋势的两个表征。

（摘编自李章斌《“韵”之离散：关于当代中国诗歌韵律的一种观察》）

材料二：

中国当代诗效法国外诗歌的更多。因国外诗歌注重诗本身的存在而大多无韵，无韵也渐渐成了中国当代诗的主流，《诗刊》《星星》等诗歌杂志几乎看不到有韵的诗歌，这个态势还会长久发展下去。

当代诗人，觉得再写有韵的东西，简直是一老土。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相对个体化、多元化的社会，过去那种大一统的世界意识与言说形态已然崩散，与此几乎同时崩散的是语言中的“韵”（韵律意识和韵律密度）。当代诗人多少有着一种反抗公共规则（包括韵律规则）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整齐对称的诗句，他们不愿意去写，也不推崇。在他们看来，诗歌重要的不是视觉上的整饬和听觉上的旋律感、节奏感，决定诗之能否为诗的重要依据是诗歌对生命深层世界提示和呈现的能量之强弱。他们在写作时不仅不太倾向于取悦大众读者，甚至连一般的知识群体也不怎么顾及。这也导致传统的阅读者，尤其受传统诗歌影响较深的阅读者越来越郁闷，对新诗深感不适，甚至不屑一顾了。在他们眼里，形式产生内容，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诗词大家，不也是在五言、七律、七绝和词牌的限制中成就了大名吗？

当代诗歌虽无韵，但还有顿。所谓弃韵而就顿，“顿”就是诗的节奏感，有“行顿”和“句顿”，有“匀顿”和“变顿”，有“大顿”和“小顿”，有“跨行”与“断行”，追求的也还是诗的一种旋律美。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就认为“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诗的本质是显示而非说教。艾青说：“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诗之无韵，告诉我们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诗还可以写得不像诗。近些年，主张口语入诗的“第三代诗”反传统、反意象、反崇高、反理想、反假激情，甚至诗歌形式也反其道而行，加剧了诗歌形式的混乱，纯美流畅的诗歌很难再见到了，可是我们反传统，反的应该是那些因袭的碍于发展的东西，绝不是偏激地反对一切。

（摘编自王霁良《对当代诗无韵的一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