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被称为“绝学”的甲骨文与甲骨学，内容丰富，是重建中国上古史，透视三千年前殷商社会生活景致，寻绎中国思想之渊薮、中国精神之缘起、中国古代信仰之源头、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与品格之由来、中国艺术美学之发轫的最真实的素材。

②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古典文献遗产，其时代属于商王朝后期。甲骨文出自3000多年前殷商王朝特殊人群之手，包括商王、贵妇、王室成员、卜官、贵族、各方巫师、地方要员等。这些人群以特有的占卜文例形式（通称甲骨卜辞）或记事文例形式（通称记事刻辞），在龟甲兽骨上写刻下他们的日常生活事象，记下了真实存在的商王室谱系，记下了大量的神名、人名，揭示出王位继承法与婚姻亲属制的特点，王事与臣属活动的政治景观，重大事件中的人物思想情感表现，商王与诸侯方国的关系，官僚机构与职官的职掌，社会生活中权贵与平民、奴仆的阶级结构，经济产业的管理者与手工业劳动者的等级关系，不同族群的宗教意识观念，军事战争中的武官、军队组织、武器装备和攻防行事，丧葬祭祀中人殉人祭者的身份、社会地位及其与墓主的关系等，使商代成为有出土古文字记载可资考察的信史时代，填补了史书的缺载。

③殷墟甲骨文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为研究中国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史和早期国家与人文社会传承形态，提供了独特而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史料。120年来，经海内外学者的共同探索，其中的历史文化奥秘逐渐揭开，甲骨学也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的国际性显学。

④甲骨文发现至今，甲骨文研究主要在文字考释和殷商史料的解析利用方面，而在甲骨学研究领域，持续不断的甲骨文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著录，甲骨残片缀合、甲骨组类区分、甲骨文例语法研究等诸多方面堪成规模，特别是近世整宗性甲骨著录集与大型甲骨文献集成、各种完备工具书的相继问世，无不为甲骨文与甲骨学研究的发展积聚起相当的能量。

⑤相比于过去，如今的甲骨文研究有很多有利条件。近些年来，出土的战国文字较多，特别是许多地下简帛文献的再发现，如清华简、上博简、郭店简、包山简等。简文保留了很多古老字体的写法和用法，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找出其字形变化的源与流，比以往考释甲骨文强调形、音、意分析增加了更多的可参照素材。

⑥同时也应看到，当今甲骨文与甲骨学研究也面临不少问题，如项目设置重复，选题碎片化，一些研究自说自话，等等。因此，在制定甲骨文保护研究的发展规划时应有以下几方面导向和新的拓展领域：加强对甲骨文的敬畏之心，杜绝伪造乱用甲骨文字的不良风气。注重多元化、多路径的甲骨文研究理论与方法，完善甲骨学科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造就良好的甲骨学发展氛围。从国家层面全面推动甲骨文的专业整理与科学研究，推进甲骨文的知识展示与文创利用。加强顶层规划，重视文理结合，加快甲骨文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适当增加甲骨文重大项目、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的设立。注意甲骨文与甲骨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同时兼顾与社会需求接轨，培育一批名副其实的甲骨文科普园地。

⑦要言之，甲骨文研究迎来了新机遇，我们应认准方向，坚守底线，拒绝乱象，把握好甲骨文研究与应用的深化发展趋势，在古文字与古史研究领域不断进取，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努力。

（摘编自光明日报《甲骨文研究的继往开来》，2019年11月）

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流沙河无疑是比较注重幽默风格的一位。尤其是他的中后期诗歌具有明显的幽默风格，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对于中国诗歌而言，幽默是相对而言比较匮乏的，正如1988年《诗刊》卷首语所言“过去我们的抒情诗，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生活的，都少用那种幽默的调子写出，讽刺也过于直露，剑拔弩张，少有喜剧色彩。”在流沙河前期的诗歌中，并没有表现出幽默来。年轻的诗人以理想主义的心态，用天真无邪的眼睛好奇地打量周围的世界，一切让他感觉兴奋、激动，这种创作心理是不大可能产生幽默的风格的。

幽默讽刺艺术风格的生成，必须要有从容不迫的达观态度、超脱心态。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是缺乏幽默意识的。“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的所谓“谑而不虐”的儒家文化让人变得拘谨、恭顺。只有在那些绝圣弃智、看穿一切如老庄之徒的超脱派身上，才可能出现幽默讽刺的人生态度。而流沙河的思想与创作受老庄哲学影响很深，他在庄子哲学方面有很深入的研究，《庄子现代版》就是其研究庄子结出的丰硕果实。庄子的超脱、旷达、幽默给流沙河的影响很深。另外，我们知道，巴蜀是中国道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同时它又是一个远离儒家正统文化权威的“西僻之乡”，这样相对减轻了儒家文化的理性压力，推动着巴蜀人的精神需要向着寻找生活意趣而置礼教规范于不顾的方向发展，典型的表现形态便是广泛存在于四川民间的“摆龙门阵”习俗。流沙河在老家劳动的二十二年间，与工匠们同呼吸共命运，朝夕相处，那些四川粗放汉子们在灾难岁月里的嬉笑怒骂、戏谑嘲弄，以玩笑讽喻聊以自乐或解闷的生活习性，给予了诗人深刻的影响。缘于现实生活的幽默情怀和幽默气质，使得流沙河的诗歌开始充满诙谐、机智、风趣。这是艺术成熟的一种表现。朱光潜在《诗论》中认为，任何成熟的诗歌范型，都有极为娴熟的谐和隐的成分。在经历了苦难的人生，具有了丰富的阅历之后，流沙河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俯瞰社会人生，对生活作出深刻的理解与纯熟的驾驭，以旷达超脱的心态来面对纷繁复杂，其中不乏丑恶的社会生活现象，对其作出深刻的剖析，以笑来迎击生活的沉重。比如《故园九咏•焚书》以一笑一哭的鲜明对比，强化了诗中的诙谐色彩，让人忍俊不禁，也让我们真实地体味到这貌似幽默的情绪里包含的酸辛和苦涩，看到诗人对悲剧制造者的嘲弄和反讽。

在诗歌创作中，流沙河常用意义不同、色彩不同的词进行非逻辑性组接，造成一种有悖常情常理的形象，形成一种画面的变形形态，其中往往表现出一种拟人化倾向，如《家鼠》用轻松奇巧的俏皮话，如《文学讲习所旧址》中一句“疯子来了”既有奇巧逗人的幽默感，又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对往昔时光的深切追恋；有时也用奇特的比喻来造成一种幽默的效果，如《读地球仪》中的诸多比喻，都是奇特而极度夸张的，因而也获得了良好的幽默效果，流沙河诗歌中的幽默往往让人在发出苦涩的笑的同时，也起到一定的鞭挞和醒世的作用。

（摘自孙立志《流沙河诗歌艺术研究》）

说到先秦文献之版本美，就是说它的“文字载体”美。世界上有过各种各样的文字载体：古巴比伦人用泥版，古埃及人用纸草，古印度人用贝叶，古希腊人用羊羔皮，古俄罗斯人用桦树皮……他们都是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没有制作过专用的文字载体。古代中国人也曾利用过天然材料，比如龟甲、牛胛骨之类，还利用过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创造出了“甲骨卜辞”和“金石文本”。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不易复制，不易储藏，不易递运，故很难成“书”，以供跨时空阅读、使用。

到了两三千年之前，我国先民们开始用质地轻柔的缣帛来写字，这很美，但是太贵了；于是人们就剖开竹子，削成轻巧细长的竹片来写书。这竹片非常廉宜，叫做竹简。竹简（或木简）作为专用文字载体，是中国也是世界书籍制度史上的一项重要首创。它廉宜，可以批量复制，可以传输，可以储存，一句话，可以成“书”了。我国周秦两汉魏晋两三千年间，使用的就是这种“简书”。传世至今的上古经典文本，原本都出自“简书”。

西周末年，文字载体和文字录入方式实现了一次空前的变革：时人有文，不再使用甲骨契刻了，也不依靠青铜器皿了，而是改用竹简与缣帛。春秋后期，郑国有位邓析，在子产“铸刑鼎”之后，造出了一部“竹刑”，就是用竹简录写的国家刑典。邓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这也说明早在孔子之前，社会上就已经有了“竹书”。《论语》中有“子轼负版者”的话，说是孔子向背负版籍的人行注目礼，这“版”（木牍）便是政府登录土地人口用的，可以画“土地四至图”和刻制“家族谱系表”。西晋时期，有个叫不（fǒu）准的人，盗掘了汲县的战国魏襄王的坟墓，发现了一批殉葬品，光是竹简就装了十几大车，还被他当火把烧掉了不少。后经人整理，清理出了《古本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好几种书，记载了炎黄舜禹时期的许多重要史事。它的发现，确证了上古就有简书的存在。

《论语》中又有“子张书诸绅”的话，绅是丝织品，在丝织品上录文记事，看来已成为当时的日常活动了。另外，元魏时的《齐民要术》中说：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以丹书帛，置于枕中，以为国宝”。加之考古发现先秦人手抄的帛书《老子》，这又证明那时节确有帛书的流布。神仙家把“帛书”尊为“天降圣书”，不无缘故。

简的出现，使书面作品的批量复制成为可能，这才有了专供“传授知识”的“书”的生产，这才为诸子著作的涌现准备了前提，也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条件，中国南北朝以前的书，基本上都是“简书”，其文化学意义怎么估量也不算高。

（摘编自陈洪彝《闲话“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