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这些年，大批作家积极投身历史剧的创作实践，虽然有“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的“三无牌”历史剧，但也创作了不少佳作力作。《大秦帝国》《于成龙》等作品与此前的《东周列国》《康熙王朝》等上百部巨作一起，组成了一道古代历史剧的文化景观，被称为中国文艺用电视艺术呈现的中国通史。这些作品不仅帮助观众学习历史知识，也帮助观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五千年中国社会演变和文明发展中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从而鉴古知今，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激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

“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文艺家要用手中之笔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用文艺形式来反映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切实发挥文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功能。只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审美方式艺术地呈现“讲仁爱、重民本、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我们的文艺才能真正具有时代精神，受到人民的喜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如果抛弃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摘编自《坚定文化自信，体现时代精神——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启示》）

材料二：

长期以来，受历史虚无主义和进步论的影响，国内外一些理论家、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抱有否定的态度。要么轻易否定我们很多关于历史的文学作品，要么肆意歪曲中国历史，或将中国历史庸俗化，或随意编造以迎合某种意识形态。即便是正面介绍中国历史的文艺作品，也经常因为受西方观念的框架约束，要么对其真正价值认识不足，要么用西方之尺削足适履。整个中国历史在西方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就像是一个无处申辩的倒霉蛋。

但我在《长安十二时辰》的一系列介绍和评论中，感受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对于本国历史的“温情和敬意”。该剧原著作者有在国外留学及在外企工作的经历。这种经历符合我对当今中国年轻人的期待和评价：只有真正接触和了解西方，才能避免书本对于西方的美化和误导，由此也就更容易摆脱西方的观念条框，对中国历史抱有真正的“温情和敬意”。尤其是当今中国正处于国力不断上升的阶段，我们提出文化自信，对于自身历史的“温情和敬意”是绝对不可少的。也许，对于中国历史的态度契合当今无数年轻人的心态，正是该剧受追捧的重要原因。毕竟，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发现，否定中国历史，把中国历史等同于钩心斗角的宫廷诡计，是经不起细看和推敲的。

当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态度，会对很多看似绝对的西方定论产生理所应当的质疑。例如，《长安十二时辰》中讲到唐朝时的一种“职业”被称为“不良人”，这是当时负责社会治安管理的小吏，类似于今天的刑事警察。笔者曾翻检多本国内警察院校的教科书，都认定警察诞生于英国。事实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学术定论。现代警察的几个特征是：非军队、非民众、职业化。按此标准，唐代的“不良人”至少已经具备两个半特征。而早期的英国“警察”或称治安官，最多具备上述一个特征，即非军队。隋唐开始，中国有了正式的科举制度，它所选拔的是“官”，在官之外，行政工作还需要很多“吏”，“吏”是民众里面较为富裕的人群为政府的“服役”。这项政策实施长了便出现很多弊病。这一现象的改变是通过北宋王安石的变法实现的。其方法是富户不用出人承担“吏”的无偿服役，改为出钱，政府再用这笔钱雇用合格的专业人员，而不再是无偿服役，从而避免“不良人”的腐败。这是继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之后，用公平方式雇用“小吏”的创举，基本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的源头。

笔者这番带有学术性的分析，在剧中未必有深入的阐述。但我希望它能让更多人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古代制度。只要摆脱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就会有全新的理解，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有更多的自信。

（摘编自刘仰《历史剧对历史要有温情和敬意》）

材料三：

历史真实不可再现，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只能无限企及。但可以把生命体验和感受融入历史，并以此逼近历史真实，传达出历史的神韵。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都认可“文史互证”的说法。钱锺书曾说过，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未吐露的心理……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历史本身就具有文学性，这就给历史剧创作提供了借鉴意义和遐想空间。所谓的“传历史之神”，其实就是努力抵达历史深处，准确窥测历史人物内心，沟通古人与今人的心灵，让历史的回声与今人共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历史剧的园圃里躬耕的剧作家，谁没有这样的情怀和抱负？

（摘编自贾璐《对待历史的态度决定历史剧的高度》）

材料一：

现在一些年轻人，和戏曲有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的形成，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近百年来，社会上一度存在轻视民族戏曲的现象，影响过几代人，现在这种心态淡化多了，但仍未彻底消失。现实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外来的与内生的新文娱形式实在太多，挤压了戏曲的生存空间。

戏曲曾经是我们民族的时尚艺术，远的不说，近的如京剧，曾被称为“时尚黄腔”。到了当代，戏曲界仍然在努力。其实，越是传统的，就越是时尚的。令大家折服的一个好例子，就是历来很边缘、被誉为“古南戏活化石”的梨园戏，因为创作出《董生与李氏》这部佳作，不少远方的年轻人乘飞机去观赏，竟成一种时尚。

虽然任何一种艺术都很难得到所有人的喜欢，但能拥有一部分观众，尤其是比现在更多些的年轻观众，依然是戏曲的目标。当务之急，是要充分发挥国家的政策利好，创造多种机会，让年轻人与民族戏曲亲密接触，让他们感受和领略，戏曲何以能在世界戏剧之林独树一帜，其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理由究竟何在。只要戏曲界认真对待这件紧要工作，而不是敷衍了事，就有可能改变一部分年轻人对戏曲的疏离现状，培养出更多“粉丝”，甚至将来在他们中还会产生新的戏曲工作者，为戏曲的繁荣发展建功立业。

同时，我们不应把青年的欣赏趣味作单向化、狭隘化理解，认为他们“喜新厌旧”或“喜旧厌新”。趣味不能划一，总的来说，古典美与现代美他们都需要。所谓新与旧是相对而言，实质上都是当代艺术家在戏曲深厚传统基础上的新创造。比如《曹操与杨修》是从无到有，再如《牡丹亭》的文本剪裁、音乐伴奏、表演与导演、服饰与灯光，都融入了当代艺术家的心血，是一种追求古典韵味的隐形化现代处理。有了古典美，还有现代美，戏曲的道路才宽广。

一要美，有戏曲的、剧种的、声腔的、演员个人的独特之美；二要真与善，在陶冶情性的艺术欣赏中，感受到生活的历史的时代的某种真实感，有利于观众的心灵建设。戏曲能做到真善美的有机结合，一定可以征服偏见或成见，赢得年轻人，也赢得更美好的未来。

（摘编自周飞亚、王瑉《戏曲艺术与年轻观众》，《人民日报》2020年7月16 日）

材料二：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将推动艺术和文学向着更加开阔和自由的世界拓展，并在作家作品中形成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之间的代际感。

在艺术回归的时代，全媒体是技术、是背景、是视角，也是价值观和审美观，但它不是内涵和内容。它的内涵和内容仍然是人的身体、声音、情感，以及其所依附的乡土和家国，这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全媒体背景下的极其珍贵的个别性、独特性。我们可以拥有一万台相同的电脑，但透过屏幕却能映射出一万张不同的面庞。这一万张不同的面庞因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宗教而构成不同的表情。如果一万台电脑映射出的是同一张面孔、同一个表情、同一副眼神，那么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就是人类文明的灾难。

人类在进入新世纪、新时代方才意识到，我们一直所追求的现代化、国际化，为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负面资产——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正日益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2001年的5月18日，坐落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方略。美国是致力推进现代化的急先锋，可就是在美国，人们已经意识到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危机。于是，在全媒体时代的文化风气当中，就有一种非常自觉的对传统文化回归的趋向。各民族、各地域在任何时代都不像在21世纪已经过去的这19年中，对本土文化予以如此高度的重视。再以舞台艺术为例，2016年在美国首演的音乐剧《汉密尔顿》，它所使用的音乐元素既非欧美的古典音乐，也非美国当下的流行音乐，而是古老的非洲乡土音乐，甚至于乡土歌谣。而恰恰是这种地域的、民间的歌谣和说唱艺术，构成了今天最为时尚的嘻哈音乐。音乐剧的发展也已逾百年，现在的百老汇，最好的剧场、最优秀的音乐剧演员，使用的表演元素大都是最传统的，而这个最传统的表演元素显示出来的品质却是最现代的。

正像在中国一样，最古老的艺术、最古老的戏曲剧种，恰恰焕发出最现代的魅力，比如昆曲、梨园戏等。因此，在全媒体时代，我们应该更加正视人的内心世界，更加正视不同文化背景的独特传统和独特表达。从某种意义上看，回归就是创新，传播也是传承。创新需要内容的支撑，这个内容就是要在标准化、统一化的共同模式中展示个别性的传统。而传播本身的意义，即是在更大的范围内用更现代的科技手段有选择性地传播你所要传承的文化内容。因而，传播本身就变成了传承。所以，当我们迎接全媒体时代到来之时，我们恰恰所要唤醒的就是向传统、向内心的回归，更加自觉地在全媒体的背景下展示出各自的独特，这也是中国戏曲生命力的传承。

（摘编自罗怀臻《传统戏曲的全媒体生命力》，《光明日报》2020年3月1日）

史前中国的文化基因

陈胜前

①何为文化基因？其概念比较模糊。它是文化与生物长期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一个民族与其他群体间不可完全通约的东西。尼古拉斯·韦德《天生的烦恼：基因、种族与人类历史》一书中指出：人类当下的存在是过去所有时间在内不断进化的产物，其进化单位可以是人类整体，也可以是稳定的社会群体。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基因会产生变化，最终影响到当下的存在。

②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史前时代温带区域，具有农业起源条件的地方并不多，中国则同时拥有南北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农业是靠天吃饭，在农民的心中，最重要的是勤快，唯有勤快才可能有好的收成。跟狩猎相比，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民族志中可知，农民往往瞧不上狩猎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狩猎者是真正靠天吃饭的群体，他们不会种植，很少储备，日子过得似乎很是自由潇洒，但少有保障。狩猎者之所以不愿意从事农业，多因为农业太辛苦，工作单调、繁重，需要长时间等待才有收获。中国人的吃苦耐劳是写在基因里的，这一点也是世界对在外打拼的中国人的印象，这背后无疑有千百年来吃苦耐劳生活历练的影响。

③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一部不同文化、不同族群融合的历史，非常幸运的是，中国完成了这一过程。相比而言，欧洲错过了融合的最好时机。历史上的中国统一局面远多于分裂，这其中文化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无疑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冲突，最终都为文化包容所化解。当代世界上许多地方还在为宗教矛盾相对立，中国早在上千年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包容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化基因在这个分化对立严重的世界上显得非常珍贵，设若这个世界多一些包容，何至于有那么多的冲突，那么多的流血。

④中国人思考问题的习惯总是先整体而后局部，比如中国人对“战略”一词的定义，就认为它是整体性、全局性的问题。而西方对“战略”的定义就是如何去战胜对手的、非战术的策略。整体性思维赋予我们在思考问题时有较好的宏观把握能力，而在微观、中观上较为忽视。考察西方当代社会科学，就会发现他们在中层的理论方法方面做得非常好，很值得我们学习。整体性思维的根源就是中国漫长的农业生活史，农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文化生态系统，它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生产与自然节律一致，与动植物的习性一致，与人本身的需求一致，整体性是生存的保证。相比而言，西方农业不是自给自足的，谷物农业与畜牧经济存在固有的矛盾，还需要通过远距离贸易才能满足生活需要，由此更偏向对抗与外求。

⑤上万年的农业生活，强烈的家乡、宗族观念形成一个个关系密切的群体，不合群的人是难以把基因传递下去的。也正因为合群，中国人也就成了世界上最难被同化的族群之一。文化是社会性的存在，因为有社群存在，种族文化彼此区别，各有共性，各自发展。不过，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个人经济能力与地位的提高，个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合群性弱了许多。

⑥罗素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有一种旁观者的清明，他注意到一个我们几乎忘记了的中国特性，那就是雅致！琴棋书画诗酒花，中国人的生活已经为近万年农业社会的历史所积淀的文化意义所渗透。中国人可以欣赏素墙上梅花的阴影；可以在阴翳中沉醉于若有若无的画像；写诗追求典雅、精致、含蓄、传神；书法若是没有上溯古代碑刻名帖，笔墨之间看不出联系来，纵然工整也不会有人欣赏。这也可以追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先民对玉石的爱好上，玉的美就是含蓄的，含蓄也成了中国审美的特征。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绵延不绝，我想不可能有积淀深厚的文化意义，也就不可能有如此悠长的回味。因为经历多了，中国文化不屑于那种没有余地、赤裸裸的表述。

⑦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源在此，向史前时代的追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过去数千年中，大部分时候这些文化基因是有利的，近现代则饱受诟病。正当我们即将要将其抛弃的时候，它似乎完成了调整，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当代社会的发展找到了契合点。

（选自《读书》2020年第7期，有删改）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