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实地探访聚集了大批陪读家长的毛坦厂镇，探求当地真实的“高考生态”。

陪读妈妈：

黄晓，今年43岁，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她的“任务”除了陪上高二的18岁儿子读书之外，还要照顾好因儿时发烧而失去自理能力的22岁女儿。黄晓租住的房子是两室一厅，一年房租2万。虽说要带着女儿重新适应新环境，但黄晓只要想到每天能和儿子见面，就觉得很幸福。在毛坦厂陪读的日子里，黄晓每天不到6点就要起床给儿子做早饭。黄晓说，自己除了洗衣做饭之外，就是照顾女儿，而做饭一般都是做儿子和女儿喜欢吃的，“晚上11点多放学回来，我还做面给他吃”。黄晓心疼儿子，考试后，从不主动问成绩。“看他脸色就知道他考得好不好。”她说。儿子晚上回家后一般会学习到12点半，而她也会等到儿子睡了之后再休息。

陪读8个孙辈的七旬奶奶：

一间约2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74岁的陪读奶奶李仁珍正坐在床边听收音机，她的孙子徐鹏是毛坦厂中学的高一学生。20多年前，不到50岁的她在老家开始了陪读生活，这是她第二次来到毛坦厂陪读，上一次陪读是在小孙女读高中时。在李仁珍看来，她不愿给晚辈添麻烦，“陪读”孙辈也是为了给子女们减轻压力。她所做的事就是照料孙辈的生活，帮孙辈洗衣、做饭，陪读8个孙辈也并非值得一提的事。除了吃午饭、晚饭时在家里的20分钟外，李仁珍要到徐鹏晚上11点放学后，才有跟孙子独处的机会。她坦言，因为孙辈平时功课多、课余时间少，这些年陪读期间，自己很少主动跟孙辈交流，

“怕打扰他们学习”。

（摘编自澎湃新闻2018年6月2日）

材料二：

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毛坦厂中学，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学子前来备战。

近日，记者来到毛坦厂镇时看到，当地托管中心的代陪读服务预订火热。在毛坦厂镇的一家托管中心，二层的楼房被隔成数个单间，每个单间里都配有床铺桌椅，这里的房间已经被预订过半，有些学生已经将物品搬进了寝室。在开学前，这里将住满学生，托管老师会代替学生的父母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据了解，学生在托管中心一年的费用大概是25000~30000元人民币，价格根据所选房间的大小而定，包含房租、伙食以及洗衣服等服务的费用。

暑期放假，学生们在补习功课，家长们则选择在小镇上做生意或者在服装加工厂打工，利用放假的时间工作赚钱，以此补贴家用。据了解，在服装加工厂通常按件计费，多劳多得，尽管收入不高，但对于陪读家长来说，可以缓解家庭的压力。

在安徽六安毛坦厂镇，每年都有超过一万名学生来此求学，也孕育了小镇上火热的“陪读经济”。

（摘编自《安徽毛坦厂：学生求学催生“陪读经济”》，中国新闻网2018年6月29日）

材料三：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就陪读现象对2003人进行了一项调查，部分结果显示如下：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3月2日）

材料四：

根据陪读的表现形态，陪读大体可分为临时性陪读、阶段性陪读、隐匿性陪读、全程性陪读等几类。多元的陪读现象折射的正是复杂的教育图景，优质教育资源仍不够均衡是“陪读大军”产生的根本原因。尽管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教育均衡的推进，教育资源在学校、城乡、区域间不均衡的状况已经大大改善，但优质教育资源的高位均衡距离公众期待仍有差距。良禽择木而栖，望子成龙的家长自然也会择名校而居。再加上部分家庭对升学与应试的过度追求，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情都该由父母包办的错误教育观和成长观，家长也就被裹挟进陪读队伍。

（摘编自赵婀娜《读懂“陪读大军”背后的教育焦虑》《人民日报》2017年9月7日）

材料一：

2020年新年之夜，各种跨年晚会争相上演，各大卫视纷纷使出看家本领，有的更是提前一个月便陆续公布嘉宾名单以宣传造势。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这场强手如林的“跨年流量大战”中胜出的是bilibili视频网站（B站），其首次举办的跨年晚会便获得如潮好评，网友直言“简直吹爆”“含泪看完”。

在国人对晚会这种节目形式早已审美疲劳的情况下，作为主打“二次元^①”的视频网站——B站，何以突出重围？显然，只有勇于创新才能真正打动观众。

从形式而言，B站跨年晚会真正做到了跨界融合。无论是从“二次元”到“三次元”的跨界，还是B站与主流媒体新华网合作，都让这场晚会收获了不少流量。就内容来看，B站跨年晚会更懂得“年轻人喜欢什么”。新闻主播“段子手”朱广权担任主持人，为晚会增添不少“金句”；虚拟歌手“洛天依”突破次元壁，与琵琶演奏家方锦龙联合演绎歌曲，让观众眼前一亮；青春偶像五月天、周笔畅等加盟助阵，更满足了多数人对晚会的期待；当魔兽、数码宝贝、柯南、哈利波特等主题音乐响起，一波“回忆杀”直击观众。

记忆共通所以共鸣，拥有情怀所以感动。当“第一个20后降生”“第一批90后迎来而立之年”这些话题登上了热搜，仿佛在陈述一个事实：所有人终将老去。但是B站却用一场晚会告诉观众：在这里，我们可以永远年轻。对年轻人欣赏口味的精准把握，对流行文化的深度挖掘，使这场晚会做到了令人耳目一新。

B站跨年晚会的成功值得业者思考。当“一年不如一年”成为晚会的普遍评价，如何不断创新来留住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已成为晚会制作方迫切回答的问题。

（摘编自俱鹤飞《          ▲          》）

材料二：

2019年12月31日晚，各大卫视使出浑身解数角逐跨年之最，何曾想到“半路杀出”的bilibili视频网站（B站）携带着“二零一九最美的夜”跨年晚会，以其精准的目标受众（青年）、厚重的情怀铺垫（追忆）、特有的次元语言以及宏大的场面制作实现了名利双收，在播放量、回放量、弹幕量甚至美股股价等指标上都持续上涨。B站这场“亚文化出圈”的跨年晚会中，除了动漫、游戏、音乐、番剧等“传统的”亚文化元素，还特意添加了两档似乎不合时宜又恰到好处的“主流节目”，分别是抗日影视剧《亮剑》中楚云飞扮演者张光北携手军星爱乐团合唱《中国军魂》和《钢铁洪流进行曲》，以及爱国主义动画片《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第二季片尾曲演唱者南征北战带来的歌曲《不愿回头》和《骄傲的少年》。不难发现，节目输出的内容是以主流文化为导向，但选用的输出中介糅合了青春记忆和青年文化的亚文化特质。

具体而言，为当下青年所热衷的影视形象被挪用至亚文化空间中，衍生出表情包、“鬼畜^②”、剧评、流行语等一系列具有亚特质呈现、本身就以二次元漫画为载体的军迷漫画，而结合Rap、 Funk、Pop、R&B以及摇滚乐等的“非主流”音乐演唱风格，都具备鲜明的亚文化风格。正是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B站跨年晚会中主流节目得以沉淀相当牢固的青年基础，同时也是青年群体不拒绝、不排斥主流文化的先决条件和准入钥匙。它还合理解释了在主流节目中所集中爆发的个人情感，是由零星的碎片记忆作为亚文化创作的情绪引线，结合青年亚文化的星火助燃，在媒介时空和事件征召的穿越过程中，引爆带有青春共鸣的情绪宣泄，是青春的力量，亦是亚文化风格的意义所在。

这场跨年晚会中，只有红色经典是所有青年的共同记忆，也就从客观上取消了由个人喜好所限定的次元壁垒。亚文化不仅可以形成表征自己流通的文化符号，同时也创造传达自身价值观的稳定的文化符号。B站这场跨年晚会的“主流节目”给青年受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像弹幕中的“湖南兔”“江苏兔”等，堪称集体感召下的青年宣言；弹幕中的“云飞兄，别来无恙啊”“358团帮帮场子”等，则是一种“红色补足”。在文化符号闪转腾挪的交互间，文化所兼具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都体现出非常的意蕴表现，即这种文化位置置换后的再确立，也从根本上破除所谓“流动”或“稳定”的框架局限，达到共生共存的理想状态。

B站这场跨年晚会，无论从哪种角度看，都是一次令人振奋的黏合主、亚两种文化的勇敢尝试。亚文化风格节目赢得青年认同往往是意料之中的，而这次B站跨年晚会以亚文化方式表达红色文化所获得的成功却是出乎意料的，这也为红色文化与亚文化的共通共生共存提供了可探索可创新的广阔空间。

（摘编自胡良益《          ▲          》）

材料三：

随着主流用户的变迁、时代流行的转换，传统文化面临着一定的困境。这种困境来自时代，同时也来自自身。如何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科技与艺术的关系，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临界点在哪？很长一段时间，传统文化的变革是颇具争论性的，这条路如何走并没有足够多的方法论。

近年来，通过持续的探索以及试错，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形态，使其在当代的感知度愈发明显，同时也在主流的年轻群体中掀起了传统文化热，他们不仅参与其中、自主传播传统之美，还积极参与到文创中来，其惊人的创造力点燃了新的化学反应。

不久之前，CGTN、腾讯社会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曾军教授团队共同发布的《数字新青年研究报告》以QQ平台用户作为调查样本，就提到“近九成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有兴趣，有八成年轻人通过网络了解传统文化，有近七成的年轻人希望通过游戏动漫等了解传统文化”。

在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的流行元素与符号汇聚在一起，不断碰撞融合产生新的模样。它代表着过去，同时也指向现代，更是未来的积淀。经过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数不胜数，并且诞生了许多可以深度挖掘的潜力IP^③。如今，以科技赋能文化，传统文化生产方式处于剧变中，逐渐搭建起了连接年轻用户情感的桥梁，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宝藏被重塑，甚至重新成为当代的中国流行文化符号，被世界所看见。

（摘编自辛文《          ▲          》）

材料一：

近二十多年来，中小学课外付费补习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其主要任务就是在课余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补差、培优”，以便他们能在升学考试中获得竞争优势。由于优质高中和大学的资源分布不均，供给也相对有限，而学生个体需求和发展水平又是多样化的，一些学生家庭在正规小学、初中或者高中教育难以满足孩子个性化需求时，就借助付费的课外补习教育以求子女能够进入好的中学或大学。在我国，儒家思想中重视教育、积极向学、注重纸笔考试的文化传统，为课外补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毋庸讳言的是，有的学生因为课外补习而在学校课堂上睡觉，还有学生因为提前补习相关课程，导致教师正常教学进度受到影响。由于课外时间大部分用于各种补习，学生的业余时间受到压缩，影响了学生其他方面素质的综合发展。

基于学校学生发展的教育目的和教师职业伦理责任的考虑，目前政府层面已明令禁止正规学校中小学教师从事“有偿家教”。另外，政府可以发挥办学质量较好的课外补习教育机构的作用，通过提供补习券、补习津贴等公共服务方式，帮助农村和低收入家庭子女等弱势群体，接受质量较高的免费或者低费用的课外辅导。这方面国外有成功案例，如韩国实施的“课外教育计划”以及通过卫星电视和广播放送等方式提供补习课程。

某种程度上，课外补习教育可以被看成是正规学校教育办学质量的影子或者镜子，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正规学校教育服务质量的值得改进之处，进而更好发挥学校正规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摘编自刘清华《课外补习：禁与疏、利与弊之辩》《光明日报》2018年2月3日）

材料二：

我国学生家庭参与校外教育情况调查表

表一

表二

表三

（摘编自魏易，刘舒畅《谁在补，补什么》，2018年2月3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黄全愈曾提出“三脚架理论”，这“三个脚”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再由这三个脚支撑起一个“中心”——自我教育，三个支撑点的教育应围绕自我教育来设计、开展。这一提法自有新意：学生作为每一个家庭、每一所学校、每一家校外培训机构重要的存在，他们的重心在于探索未知世界，而不应止步于重复证实已知世界。

一个人的发展需要更丰富的内容，需要更多样的体验。一部分前沿的培训机构正在做这样的事情。比如，从数数开始，打破以往我们对数学的印象，重新建立对数学的理解；从诗歌阅读开始，品味语言的神奇；在《诗经》中漫步……看似无追求，但又何尝不是一种追求？而这正与某些学校的探索不谋而合，何不由此探索公立学校与培训机构更好的互补形式？

这些课程的兴起，正是源自一些家长的教育理念的变化，不再计较分数的起落，更关心孩子的审美、兴趣的引导，回归教育的本义。如此，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从目前专注于学科培训走向真正的兴趣培训，服务于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从强化应试教育的“训练营”成为素质教育的“成长空间”。

（摘编自新晓燕《从“训练营”迈向真正的“成长空间”》《光明日报》2018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