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伟大的转折》用镜头寻觅红军战士的闪光足迹，用艺术丈量惊心动魄的血色距离，力图通过一幕幕以少胜多的浴血搏战、一场场殊死战役的惨烈与凶险，叩问如今的人们：我们当年为什么出发可还记得清？红军在长征路上书写的壮烈史诗可还读得懂？

《伟大的转折》植根史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尽量对长征的真实状态做历史和艺术的还原——艰难的抉择、艰苦的跋涉、艰窘的生活和浴血的战斗。作品描写的是红军长征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即湘江战役后，转战黔、滇、川等地的5个月。应当说，这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是我党带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胜利与复兴的伟大转折。

经过80多年的岁月淘沥、时空化合，长征精神已不仅仅属于一个军队、一个政党、一片地域，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表现出人类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伟大的转折》真实地再现历史，艺术地揭示历史经验，这是为了坚守和传承留存在历史中的高贵英雄主义精神，以期其成为今天的思想烛照和精神钙质。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部剧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制作不够精良、特型演员的形似与神似拿捏得不够到位等。长征有着说不尽的深厚历史内涵、思想内涵、人文内涵，虽然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远去，但艺术创作的长征依旧任重道远。

（摘编自李树声《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之钙》，《光明日报》2019年11月5日）

材料二：

80多年前，长征的胜利鼓舞了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这直接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80多年后的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新的长征。长征精神没有丢，不能丢，更不会丢，因为它具有更多新的时代意义。

长征途中，“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革命战士为何有如此英雄气概，答案是他们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追求，正所谓“心有所信，才能行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这些年，又何尝不是一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伟大长征？80多年前的长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自信与文化自信，这种“走自己的路”的自信正逐渐沉淀升华为中华民族前进的强大定力和深厚历史底蕴。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只有高扬理想信念的风帆，保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摸索中、自省中、挫折中、成功中获得自信，才能从容应对各种考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前进。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当年的红军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永葆斗志和毅力，既勇于直面困难，又敢于接受挑战。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不常有，长征亦常态。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应明确关键时期还会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金沙江”“大渡河”需要征服。绝不能看到困难就畏首畏尾、喊苦喊累，提条件讲难度，向挫折和压力妥协，否则，任何工作都只能受困于“泥沼”，寸步难行。

在长征前，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向群众宣传，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和地方党组织。长征途中，红军用实际行动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在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可以说，长征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是红军的胜利之本。

80多年前的长征有终点，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长征没有终点。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美梦不会自动成真。只有把党的战略目标变成群众的自觉实践，不忘密切联系群众，不断调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聚合众力、融合众智，以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季琳欢《新时期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

材料三：

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令人感叹的是，长征其实也是“一群年轻人的进发”。因为在这支一往无前的队伍里，大约54%的人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江西信丰，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只有25岁；在湖南道县，死守湘江阵地的陈树湘也不到30岁……就是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在这条淬火成钢的道路上舍生忘死、抛洒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怎么看待来时的路，往往决定了能否走好未来的路。让人欣慰的是，不断有年轻人回到长征路上，用脚步与先辈对话，切身感受这一传奇史诗。一名20多岁的网络主播，用直播的形式挖掘红军艰苦卓绝的英雄故事，观察长征路上变化与发展中的今日中国；一名95后大学生在重走长征路时，为过去不了解红军的艰辛而流泪。精神是可以传承的，这条地球红飘带所孕育的英雄的基因，感染与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曲折而顽强的道路上努力奔跑、奋力前进，探寻走向胜利的密码。

有人曾提出疑问，今天的年轻人还用“长征”、还能“长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长征除了是脚步的丈量，更是精神的洗礼、思想的升华。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摘编自盛玉雷《激扬新长征的青春力量》，《人民日报》2019年6月24日）

材料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相继采用“培育”“铸牢”“打牢”等具有人工构设内涵的词汇，持续性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种通过政治主体有计划、有目的地优化和完善政治社会秩序，建构集体认同的观念和行为，是中国系统探索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现代化情境、历史传统与国内外约束下的现代性认同建构，包含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重意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重大的现代化事业。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而言，始终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政治理性化建制与社会规模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与建设理论，对内推翻阶级压迫和剥削，对外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赋予了领土主权、人民性国民身份与大众性民族认同的政治内涵，从而实现了传统中国历史文化认同向现代国家认同的转化，这是中国在“站起来”阶段的一项重大现代化成就。在中国走向“强起来”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与巩固，对内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制度效能，对外则关系到全球治理的参与限度，因而具有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重意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内治理意蕴。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一种有机的关联，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理解三者的关系，成为解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密码，也是认识中国国家治理特定内涵的关键。首先，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家民族，不是简单的历史演化与民族交融的自然结果，需要现代国家治理制度的坚实支撑。其次，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国民共同体，而且还是一个多民族的民族聚合体，中华民族的双重属性决定了现代化建设必须直面社会规模的内在约束。最后，与西方通过“民族”整合国民的单一路径不同，中国以“五个认同”为价值核心，形成了领土整合、国民整合、制度整合等多元化的系统性整合机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球治理意蕴。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或者族裔共同体意识的凸显，来自两个方面的动因：一方面是全球化放大了个体对于本体安全的基本需求，各种族裔、文化或者地区认同争相复兴，从而侵蚀了国家认同意识；另一方面，全球大变局导致国际竞争、对抗的因素趋于明显，突显了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紧张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国际秩序环境的影响与约束，中国也必将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互联共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回应了全球化时代个体对于本体安全与理性发展的诉求。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以及文明古国的历史涵养，决定了国内政治秩序的建构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塑造具有融通性和关联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导性政治力量与社会大众相互动，建构政治社会秩序和集体认同的实践，也就具有了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重意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超越了以民族关系协调为主要内容的狭义民族事务治理范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进行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时代命题，将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之中。

（摘编自朱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治理意蕴》）

材料二：

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我们的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我们应科学认识文化符号的源生过程，还原民族文化发生发展之境，解析民族文化心理场，探索民族文化认同机制，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涵养文化认同。文化符号深刻体现在各民族语言符号、物质符号和行为符号之中，各民族的文化符号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应尊重和保护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保护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另一方面，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推动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书写历史。

巩固文化心理。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就是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应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研究各民族思维方式、各地区历史文化结构，充分发掘涵养民族团结的文化基因，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总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文化的滋养。要充分重视文化符号和文化心理的作用，在实践中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意识和观念，进而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摘编自张健《文化符号、文化心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材料一：

我国冰雪运动历史悠久，内涵深厚，为办好北京冬奥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我国北方地区生活的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开展了各项与冰雪共生共存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在历史发展和变迁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文化。

据考古发现，我国新疆阿勒泰市发现的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岩画中，出现了“脚踏滑雪板，手持单杆滑雪人”图像，并伴有一些动物形象线条，这是人类发现最早的反映滑雪运动的考古资料，新疆阿勒泰地区被学者认为是现代滑雪运动的发源地。隋唐时期雪上活动在文献中的记录更为清晰，对“滑雪板”的材质、形制有详细的说明。滑雪板的材质发生了明显变化，有的民族“以木为马，雪上逐鹿”。宋代以后的滑雪运动更增添了竞技娱乐色彩，出现了拖冰凌（雪车）、堆雪人雪狮等休闲雪上活动。延续至今，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重要组成内容，如满族的雪地走、木马滑雪，鄂伦春族滑雪、皮爬犁，朝鲜族坐雪爬犁等项目，目前都发展成为少数民族传统的雪上竞技运动项目。明代以后，冰上运动发展更为专业化、多样化，满族的“靰鞡滑子”（简易冰刀鞋）大大增加了冰上活动的技术。据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625年举办了多个冰上比赛项目，当时的贵族、将士争相竞赛，开展了冰上射箭、冰上武术、冰上舞蹈等活动，成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冰上运动会”。清朝是冰上运动的黄金时期，随着满族入关，“冰嬉”“冰床”等活动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民间掀起了冰上活动的大潮，冰上活动的竞技性、娱乐性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我国传统的冰雪文化运动，与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留下了各类古籍文献、文化遗迹、珍贵文物等遗产，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是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具象化表达。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到来，以冰雪运动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与奥林匹克运动相互促进、互为融合，在国际文化交流、世界文明互鉴中迸发出新的时代风采。让我们从传统冰雪文化中汲取力量，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向世界交出一份冬季奥运会的中国答卷。

（摘编自覃琛《从中华传统冰雪文化中汲取力量》）

材料二：

冰雪运动，特别是大众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开展，当然离不开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但纵观目前各地冰雪文化活动中的展演形式，一些冰雪体验的建筑、庙会和礼堂等，或是民俗风情、生活起居等文化内容，大多都停留在表象的展示阶段，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对冰雪文化的深度发掘和个性化展示还远远不够。

对于我国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建设来说，就是要将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中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等内容做实，活化为涵盖思想文化、哲学价值、历史传承、文创开发、遗产保护等在内的新内涵。“活化”不是简单的“回归”和“复旧”，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增强传统文化基因的反应活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首先，要唤醒地域传统冰雪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知。传统冰雪文化通常是由身体演绎的，很少有单纯性的文字记载，当地民众对传统文化基因的记忆，能够通过实践还原冰雪场景，以最大限度保持冰雪文化的原始性。同时，要吸纳与其冰雪相关联、与其文化相融合的多方主体参与，形成治理联盟，站在大国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角度，宣传传统冰雪文化的时代价值，提升保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自觉性。

其次，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地域冰雪文化是以传统的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以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为联结的文化形态，是村落乡土文化的优质资源。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泥土是乡人的生命，乡愁对中国人来说，是延绵一生的文化记忆。因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开展能有效勾起村落内居民乡愁追思。传统冰雪项目的开展更多地依附于传统的节庆，对此，可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因地制宜建设乡土冰雪文化平台、冰雪陈列馆、冰雪大讲堂、冰雪民俗馆等，打造村落居民的精神家园。

最后，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与管理政策，打造冰雪产业。村落的传统冰雪文化与居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相关联，通常借助庙宇、祠堂、村落、建筑、生产器具等来表达文化生成的价值理念，我们应把保护、开发结合起来，地方政府要根据文物保护法制定冰雪遗产文物保护实施方案等细则，既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政策，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铁民《活化传统，赋予冰雪文化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