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对总量的贡献上，更重要的是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表现为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另一方面表现为数字技术不断催生新产业。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通常也被称为产业数字化，即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行业的业务进行升级，进而提升生产数量和效率。从生产流程角度看，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对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分析，将程序性业务交给计算机处理，从而降低操作失误率。同时，企业通过数据分析，能够对业务流程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监督，及时发现经营过程中的异常和隐患，大大降低风险。从制订产品策略角度看，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准确地收集和处理来自消费端的数据，从而更好地洞察消费需求以指导生产，大大降低企业因产品策略失误而失败的可能性。而且，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既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也能为企业带来新的机遇。

数字技术催生新产业，则通常被称为数字产业化，即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市场化应用，将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转化为生产要素，推动数字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重组现有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匹配供给和需求，从而推动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网上订餐和外卖服务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如果说外卖、共享单车等新业态仍属于新旧结合，那么由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融合发展催生的新服务，则属于全新业态。参与其中的企业以数据为生产要素，拥有数据处理、挖掘和分析能力，可以为其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助力。数字经济时代，这些新业态将成为至关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摘编自张金林《激发数字经济“牵引力”》）

材料二：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技术不仅在城镇扎根生长，也正与农业农村实现着深度融合，农业新产业新业态竞相涌现，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数字农业作为战略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构筑新一轮产业革命新优势。从国内看，随着我国农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农业农村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发展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为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数字化提供广阔的空间。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指出，当前及“十四五”时期是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顺应时代趋势，把握发展机遇，加快数字技术推广应用，大力提升数字化生产力，抢占数字农业农村制高点，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让广大农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从产业数字化到治理数字化，《规划》为数字乡村建设描绘出未来图景。从技术创新到资金投入，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多元主体参与。

“各地要加大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投入力度，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贷款贴息等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引导工商资本、金融资本投入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二级巡视员罗东说，要优先安排数字农业农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地，对符合条件的数字农业专用设备和农业物联网设备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补贴。推进农业农村领域“放管服”改革，优化管理服务流程，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积极支持和培育壮大农业农村数字产业化主体。

为建设数字农业农村服务体系，《规划》提出，引导各类社会主体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开展市场信息、农资供应、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机作业、农产品初加工、农业气象“私人定制”等领域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促进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便民化。

建设数字乡村，离不开社会参与，更离不开人才和科技支撑。“要协同发挥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各方作用，培养造就一批数字农业农村领域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管理团队。加强数字农业农村业务培训，开展数字农业农村领域人才下乡活动，普及数字农业农村相关知识，提高‘三农’干部、新型经营主体、高素质农民的数字技术应用和管理水平。”罗东说。

（摘编自李慧《数字为乡村振兴赋能》）

A．

B．

C．

D．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摘自《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材料二：

不少评论家、诗人和诗歌读者都感觉到当代新诗创作与理论进入了一种停滞不前、缺乏生命力的状态。由于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与汉语都不可能向西方文化和语言转化，而西方诗歌文化与语言又不可能被缺乏本民族传统意识的诗歌作者与理论家自然吸收，食洋不化的积食病就明显地出现在诗歌创作和理论中。

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他文化”吸收力的强弱与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强弱成正比。唐代之所以能广泛吸取西域民族、北方民族及佛教的文化，正因为它拥有一个秦汉以来建立的强大的中华文化传统，这传统如一个消化力极强的胃，吸收了四方异域的文化，借以繁荣本民族文化。当代新诗不但丢失了本民族的诗歌传统，而且也失去了对那个传统的记忆和感情，而中华文化又不同于其他以拉丁语为先祖的各种西方文化，可以自然地相互吸收，所以必然会发生这种食洋不化的病症，这病症是当代诗歌失去读者的重要原因。当代诗歌由于时代内容的发展，已无法退回到新诗运动初期的状态。当代社会让世界村的居民们多少都进入了一个更复杂的感性与知性世界，中国诗歌也相应地在寻找与之相当的艺术形式，主要是诗歌语言、内在结构、外在形态。这些必须是有本民族实质性的和具有现代性的，单靠移植西方是绝对不行的。

我们认为，21世纪中国新诗能否存活，就看我们能否意识到自身传统的复活并进入现代，同吸收外来因素之间的主次关系。没有传统何谈创新？没有传统作为立身之地，创新很可能变为全盘西化。所以，中国当代新诗一个首要的、关系到自身存亡的任务就是重新寻找自己的诗歌传统，激活它的心跳，挖掘出它久被尘封的泉眼。读古典文史哲及诗词、诗论，想现代问题，使一息尚存的古典诗论进入当代的空间，贡献出它的智慧，协同解决新诗面对的问题。据我的学习经验，历代中国文论中存在着大量对我们今日所思考的诗歌理论仍有意义的撰述，而我们却只习惯于引用西方理论，无暇回顾一下自身传统中这些理论，师洋师古应当成为回顾与前瞻的两扇窗户，同时拉开窗帏，扩大视野，恢复自己传统的活力才能吸收外来的营养。

中国古典诗论在研究方法上与西方文论也有很大不同。西方文论强调逻辑剖析，优点是落在文本实处和清晰的抽象概括，但其弊病是容易刻板、枯燥、概念化、解剖刀往往伤及神经，概念也有失去生命的变幻色彩的毛病。而中国古典诗论体系虽不十分清晰，却能以富有内涵和想象力的诗样的语言传递给读者审美的智慧和哲理，不至于有水涸石露的窘境，而其中人文的情致、暖意、活力，丝毫没有实验室处理后的褪色失鲜之感。读古典诗论后可以意识到西方的科学分析、逻辑推理、抽象名词杜撰等虽不失为一家之法，却并非唯一的方法。而中国古典诗论的风格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灵活、深邃、玄远相匹配。对于诗歌这样内涵深、变幻多的文学品种，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有其突出的优点。   

（摘编自《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

材料一：

民间说唱文艺基于民间大众的生活、心理与想象，运用口语来说唱故事、塑造形象、反映民间社会生活，其内涵相当丰富。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仅从文学角度看问题，还需要一种自觉的跨学科研究意识，这样才能较好地阐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存在价值。

对说唱文艺进行跨学科研究，常见的研究路径是，立足于说唱文艺，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来观照、阐释说唱文艺的生成与演变、演出与接受、内涵与价值等。例如，民间说唱与民俗文化关系至为密切，诸如岁时节令、人生礼仪、教化娱乐等在很多说唱文艺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清代鼓词《封神榜》在说唱哪吒的故事中就穿插、敷衍了京城庙会盛况；扬州评话《武松》讲武大郎过年，则渲染了扬州人的过年习俗；广州木鱼书《七夕赞花》也描绘了广府人的乞巧民俗……这样便赋予了说唱内容以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保存了丰富的民间文化记忆。对此，有必要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等角度阐释其文化内涵与认识价值。

除了基于民间说唱文艺本体开展跨学科研究外，也可以立足于某一学科，从说唱文艺中获取丰富的研究资料，拓新该学科的研究领域，丰富其研究内容，创新其学术观点。例如：在音乐方面，由于说唱文艺多半是说唱兼施、配乐表演，某些说唱文艺体裁，单就文本形式看，并无什么差别，其区别主要在于不同的音乐唱腔与伴奏乐器，因而说唱文艺自然成为民间俗乐研究赖以取资的重要宝库，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就对说唱音乐如诸宫调、货郎儿、陶真、弹词、鼓词、牌子曲、秧歌等多有涉猎；在语言方面，说唱文艺是使用特定时代和地区的口头白话、方言俚语（包括俗话、谚语、歇后语、市语行话等）来说唱故事的，因此要调查一个时代的语言风貌，自然应从说唱文艺中汲取丰富的语料。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学逐渐在中国兴起。民间流行的说唱文艺成为其研究民间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料。有学者指出，今天流行的文化史，其研究重心完全偏向“民间文化”方面，演义小说、杂剧、地方戏、善书、宝卷、弹词等都在民间文化的视角下获得新一代史学家的重新检讨。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民间说唱文艺在形之于书面文本的过程中，往往经过了一些文人的整理和改编。例如，从石玉昆说唱的《包公案》，到俞樾修订的《七侠五义》，这其间就经历了多个文人的整理与加工，渗透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与审美趣味。又如根据民间艺人说唱成果记录、整理的一些说唱作品，由于整理者受时代影响，根据其思想意识与艺术标准对之做了不少删改、加工，导致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失却了本来面目。就拿陈士和讲说的评书《聊斋志异》来说，当时记录、整理其说书成果的文人，就把那些他们自认为思想落后、趣味低级、语言粗俗的内容全部删去了，只保留不到三成的内容。因此，当我们借助这样的说唱文本来研究民间文化时，我们所看到的民间大众及其日常生活就或多或少渗透了整理者与改编者的思想意识与审美趣味。怎样辨析、利用这样的说唱文字资料，就成为研究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摘编自纪德君《学科交叉中的说唱文艺研究》）

材料二：

俗文学文献和传统雅文学文献大不相同，其中说唱文献更加具有民间性和零散性，这就意味着研究者不能仅靠泡图书馆就能解决问题，而要多角度、全方位搜集资料，拓展资料搜集的渠道与范围，着力打通说唱文学与其他雅俗文学、文化之间的文体、学科壁垒。

由于说唱文艺曲种繁多，地域性强，涉及面广，语言多样，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在搜集、辨析、整理说唱文献资料时，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与理论。在个人知识、力量受限的情况下，上述很多工作都有赖于地域协作、学科协作、民族协作、中外协作。比如朱万曙《董永故事的汉、彝说唱文本》一文就是很好的例子。此文通过同一题材不同民族说唱文本的比较，获得了新发现，而这是依靠彝族学者的翻译协助才得以实现的。事实上，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文学艺术影响交融的例子还有很多。蒙古族说唱胡仁·乌力格尔中，有很多故事来自明清小说，不过说唱文本多是蒙文，口头文本也是蒙语录音。不懂蒙语的汉族研究者在没有协助的情况下，是难以进行利用和研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少数民族代表性说唱作品的翻译整理，无疑值得关注。

此外，加强团队意识也很重要。说唱文艺文献整理工作难度大、时间长，令一些年轻学人望而却步。如果一些学者能够凝聚力量、组建团队，通过辛勤耕耘，奉献出高质量成果，将会产生很好的示范效应，从而起到引领、带动作用。总之，要实现文献整理的体系化、规模化，组织人员进行团队研究，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途径。

（摘编自王丽娟《说唱文艺文献整理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