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对中华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充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我们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

（摘自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材料二：

中华文明起源时间早、延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精神源泉。如何认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深刻阐释中华文明的广泛影响力？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对于这些问题，可以从比较研究的视角进行探究和解答。比较研究的视角古已有之。中国历代史家都重视记载外来信息，并且随着中国对外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对于外来信息的描述越来越精确，也越来越丰富，文明比较研究逐渐展开。在西方史学传统中，比较视角也广泛体现在各种各样的文献记录、史学著作中。历史上，各种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和融合，留下了丰富的文字、图像记录，也体现在世界各地的考古遗址和遗存中。

在中国史学界，当世界史正式成为史学门类的一个学科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者就已经在不同领域开展了文明交流互鉴研究。比如，史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五朵金花”讨论中，就有比较研究视角的切入。近年来，中国古史研究者也注重中国与其他古代文明和国家发展进程的比较研究，如对东西方器物和技术的交流研究等，这类研究在资料选择、议题视角、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极大拓展了文明比较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古代文明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资料来源学术性不足，综合性研究著作中的资料和证据大多为二手资料、三手资料，有些论据来自学术普及读物。再如，术语翻译来源不准确，直接导致术语使用不当，等等。这些问题需要注意并加以解决。

我们要深入开展古代文明比较研究。一方面，要注意比较对象的对等性。中国史前时期的比较对象应该是世界各主要文明区域的史前时代，不一定拘泥于年代的绝对一致，但是发展阶段应当大致相当，如希腊古典时代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演进形态的比较。另一方面，要明确研究对象的范畴。比如，研究对象要包括世界主要古代文明，如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印度等早期文明起源区域的原生文明，也要包括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等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次生文明，以及古代非洲、古代美洲等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明，还应包括受核心文明影响的周边区域次生文明，如古代西亚文明圈、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圈、中华文明圈等。通过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比较研究，明确文明发展的基本内容和脉络，探寻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此外，还要注重突出重点。比如，应侧重对文明的起源、结构、模式、发展和变迁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对文明的传承、交流、互鉴与断裂进行系统的研究，对文明的制度与社会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

（摘编自刘健《从比较视角深化古代文明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有国内外经验可供参考。要使乡村振兴战略获得成功，必须了解国外乡村振兴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历次“三农”政策实施的效果与原因，在发展思路和具体措施上进行实质性的创新。

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振兴农村产业。没有产业的振兴，其他方面的振兴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产业发展指的是农业和非农业的发展与融合。农业的发展主要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吸引多元化的发展主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需要创新制度，探索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的政策措施。

新时期需要有高起点，尤其是要避免过去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中有时出现的产业雷同、档次不高、无序竞争等现象。近期，需要在选准特色主导产业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重组产业链，并适当调整空间布局，促进企业联盟和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逐步将传统的农业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现代创新集群。未来，则需要在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发展，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其不但在农业产业链中发挥影响，同时也在科技产业链与价值链中显示出应有的作用。

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乡村宜居。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都是为了实现乡村宜居，而这些必须依靠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进程的推进，无论是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方式，还是社会管理问题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越来越多的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渴望参与农村社区建设，这势必会影响原来的管理格局。随着地方政府的放权以及村民自治意识的增强，管理方式必然要求发生转变。因此，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农村社区发展程度确定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要追求“以人为本”，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平台和利益诉求渠道，通过全民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只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程度，才能减少决策的偏误和实施的阻力，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因此，只有构建有效的民间参与机制，才能有效保障农民利益，减少各种社会冲突，确保乡村振兴具体项目的顺利推进。

(摘编自高启杰《乡村振兴需要实质性创新》)

材料一：

世界已经习惯于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这是欧洲主导时代遗留下来的重大成果之一，一系列基于民族认同、以民族为行为主体的主权国家建立起来；没有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急切渴望步入这一行列。作为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的单位和行为体，民族国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中国只是在19世纪末由于实力的差距不得不加入由西方霸权主导的世界体系，因而才被迫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此后的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将自己描述为民族国家而非文明国家，尽管其首要的身份和主要特征明显如此。现在，中国的身份同时具有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双重属性。从历史和建构的角度来看，中国无疑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作为积贫积弱的后果，它又被迫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或者，正如白鲁恂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帝国。”然而，未来这两种身份将如何演进、互动乃至冲突，至今仍无定论。

中国学者金观涛说：“（中国）存在的唯一模式就是从历史中重生；除了从历史传统中寻求启迪和力量之外，在中国文化中找不到任何一种可以令中国人接受的机制与现实抗争。”中国学者黄平写道：“中国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几乎今天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与历史密切相连，如果没有历史背景，我们就无法解释它。不仅仅是学者，公务员、企业家和老百姓都有着强烈的历史感……而不管受教育程度如何，他们都活在历史中，承载着历史，为历史代言。”杜维明评论道：“当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谈论杜甫的诗歌、司马迁的《史记》、孔子的《论语》时，他们言谈中透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人们将杜甫、司马迁、儒家学说与现实生活融合在了一起，表明传统思想将永远存在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文明国家这一概念对于中国而言至关重要。其不仅是理解中国的基础，更是在很多不同的方面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中国的身份认同基本上就是从文化因素，如语言、家庭规范、社会关系结构等衍生而来的，而非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物。其次，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国政治毋庸置疑的第一要务。第三，维护、保持这种文明的统一性，被视为国家的神圣职责，因此国家被赋予了远超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威和合法性。第四，尽管鲜为人知，但中国作为一个大陆性的文明国家，接受了并且需要一种基于地区多样性的多元化。第五，文明国家这一特征对中国的影响绝非仅限于近现代，而是至少有两千年之久。这的确令人称奇。历史一直在对当下产生重要的影响，成为当下行事的指南和标尺。“文明”一词通常情况下指的就是遥远、间接的影响和消极、被动的存在。然而，在中国，历史和文明均是鲜活地持续至今：中华文明这一理念，并非一个静止的、毫无生气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鲜活的、动态的有机体，为中国人界定国家和自我认知提供了最主要的认同与认知背景。

摘自英国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

材料二：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一个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要心怀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它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简陋的西方话语所说的所谓“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种过分简约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远为丰富。凡是能够持续数千年而不断的存在，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乃至伟大的智慧，我们切忌简单地拿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标准来随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对待一切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地呵护，理性地分析，看看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成就与辉煌，看看它还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中很多内容可以通过继承发扬和推陈出新而成为我们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资源。

“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是“百国之和”。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在中国模式的引导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人口、土地、历史、文化四大“超级因素”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中国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反之，如果中国放弃中国模式，转而照搬西方模式，中国自己“文明型国家”的优势恐怕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也可能会变成自己的最大劣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中国崛起对中国自身，对整个人类，对整个世界的伟大意义。

摘自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