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在塑造偶像时，热衷于塑造能够带来娱乐效应和经济效益的娱乐化偶像，如影视歌星、体育明星等，使本应多元化的偶像塑造，呈现出单一的、片面的、娱乐化的景象。于是，青少年崇拜的偶像也以娱乐偶像为主。

如今，几乎每家电视台，每个频道，每家纸质媒体，每家网站，都开设了常规性的娱乐栏目、娱乐版块和娱乐网页，对娱乐明星感情生活、日常出行、演艺工作、时尚消费等等事无巨细地跟踪报道，甚至连易中天这样的文化精英，也被塑造成堪比演艺明星的偶像巨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早在2003年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对2710名大中学生进行“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专题调查。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50％的人承认有过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经历；有34.5％的人承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明星”。学生们崇拜的偶像中，99％以上是影视界和体育界“明星”。大部分青少年认为偶像崇拜是一种娱乐活动，他们的崇拜行为主要集中于模仿偶像行为、参加“粉丝”团活动、纵情谈论维护偶像等方面。许多青少年可能对记英语单词一筹莫展，但对娱乐偶像的血型、星座、爱好、绯闻逸事却能如数家珍。而20世纪以来因疯狂崇拜娱乐偶像而发生的悲剧也数不胜数，如杨丽娟追星事件、温州某中学生没见到赵薇而自杀事件、香港某女生因张国荣离世而跳海等等。

选自《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教育策略》有删改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传播渠道不同、审美标准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区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选自杨洪涛《文艺界需要真正的优质偶像》，《光明日报）2018年8月30日，有删改）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选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解放军报）2018年10月4日有删改）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许多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绪，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与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超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值得忧思。

（选自潘涌《美育为何难落实》，《光明日报》2017年1月17日，有删改）

材料一

近日下发的《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指出,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求中小学校通过有关课程和活动开展书法教育。

书法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乃至世俗生活中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电脑、手机的普及,人们的交流方式以及学习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有所削弱,书法教育的状况堪忧。首先,中小学学生书写不规范、不工整、不美观,字迹潦草;其次,“双姿”不规范的比例很大,坐姿和握笔姿势不正确;再次,学生普遍缺乏写好字的心态和习惯,多数不在意字写得不好;最后,“提笔忘字”现象日益严重。

1988年成立的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在过去的20多年里,积累了丰富的书法教育的经验,各地应借着“书法进课堂”的东风,扩大书法特色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25日)

材料二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书法教师队伍建设。要逐步形成以语文教师为主体、专兼职相结合的书法教师队伍。”目前,广东省中小学书法教师队伍的基本情况如何呢?现有的教师是否能够胜任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需要?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一次面向广东省中小学语文教师和美术教师的问卷调查。

接受问卷调查教师所在的学校中,配备有专职书法教师的占18.77%,由语文教师兼任书法教师的占27.18%,由美术教师兼任书法教师的占25.60%,没有配备书法教师的占28.45%。缺乏能胜任书法课教学的教师这一现实也在另一项统计结果中反映出来,高达48.35%的教师认为目前学校开展书法教育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可胜任的书法教师”。

要解决书法教育师资队伍不足的问题,建议加强现有教师队伍的培训,还要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学校聘请有书法专长的校外人员(尤其是当地少年宫和文化站的书法教师),经过适当的教学培训后担任学校书法教师。

(摘编自冯善亮、周凤甫《广东省中小学书法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5年1月)

材料三

当前教育部稳步推进书法教育进课堂工作成绩显著。近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对“识文断字”基本功提出新的要求,总体目标是打造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的示范标杆,培养学生的“一种能力、两种意识”。

但在继续推进中小学书法教育工作的落实中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江西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对全省35所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86%的学校因没有书法师资、教材等问题,开设的书法课走过场,形同虚设。

如何把书法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理事卢中南接受了我们的专访。他建议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对开设书法课的情况全面调查,建立相应的督导机制,提高书法学科的学科地位,将书法作为推进中小学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书法学科评价机制,并明确列入教育督导和评价中;重视并定期检查书法教学实施情况;成立专业的书法教育监管小组,每学期、学年到校巡管,检查开课的真实情况,重在监督落实。对书法学科获得成果的奖励制度要等同于其他考试科目。要设立书法教师资格证,有明确的书法专职教师的“入职名额编制”,使书法教师专职化。 除提高书法教师地位、保证书法教师专职教书法外,还必须对全体教师进行汉字书写培训,尤其是语文教师。尽快制订师范生的书写技能训练目标,尤其是师范院校文科学生必须有相对严格的书法课程。

卢中南说,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再到家庭,合力形成严密的书法教育管理机制,才能把书法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摘编自《中国艺术报》2017年3月6日)

材料一

12月26日，国家统计局网站首次公布了2016年度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和公众满意程度。专家认为这对于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引导各地区各部门树立正确发展观和政绩观意义重大。

绿色发展指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测量仪”。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如何，需要“一把尺子”来衡量。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明确我国将对各省、区、市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核机制，以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绿色发展指数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示器”。纷繁的数据背后，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指向清晰可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更平衡。“排名靠前的省份有各自存在的‘短板’，靠后的省份也有部分领先的指标，需要扬长补短。”李晓西说，指数的比较研究能够正确指出绿色发展的着力点，为决策者评价政策效果提供参考依据，这是“从让我干到我会干”的一个重要指南。

推进环境治理打好持久战。专家分析，治理指数重点反映地方政府在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方面开展的工作；而质量指数重点反映大气、水、土壤和海洋的环境质量状况，既与当地的环境治理工作进展情况有关，也与当地的气候、自然条件、产业结构等因素有关。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获得感”。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绿色发展指数和公众满意程度排名的落差较大。例如，北京、上海分别为绿色发展指数排名第一和第四，其公众满意程度排名为例数第二和倒数第九。

(摘编自《人民政协报》《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大排名》

材料二

2016年度17市绿色发展总指数及分类指数

(摘编自《大众日报》

材料三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是促进绿色发展政策措施的一项重大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可积极促进能源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高效的能源经济体系，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中国宏观经济中长期发展始终面临的重大命题。完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使能源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治理成本，有利于促进能源外部成本内部化，纠正能源负外部性，更好地平衡协调“清洁低碳、可靠供应、价格可承受”三方面关系。

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可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我国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相对稀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污水、雾霾、垃圾等突出环境问题，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障碍。恰当的经济政策应当是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将负的外部性内部化，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使生产者、消费者为能源资源消耗、污染排放“付费”。

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可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引导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生活改善，更多的是结构变化。全面实现绿色发展，最重要的是改善结构，提高低碳、清洁、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比重，压低高碳、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生活方式比重。

价格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在实施过程中还会与其他政策发生冲突与矛盾。只有加强价格机制创新与推动绿色发展的其他机制的协调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总体效应。

(摘编自《经济日报》，《绿色发展价格机制：促进绿色发展政策措施的重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