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衣食住行”以“衣”居首。中国人自古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但是，要和衣服比上一比的话，饮食还是稍逊一成。“衣冠之治”是我国“衣冠”文化的核心要义。我国古代服饰是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中国的礼仪中，服装处于一个很高的位置。这点，我们可以从一些词语中看出，比如说“衣锦还乡”“两袖清风”等等，又如皇冠的“蔽明、塞明”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古训在帽子上的具体形象。子路垂死不忘结缨，苏武流亡不改汉服等，都用衣冠来体现品格气节。这些都表明了：服饰在中国不仅有它原本的功能，还有象征国家的权力、表达一个人的品质、凝结一个民族团结的作用。

“衣冠之治”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通过人们的衣服配饰穿戴，来进行对社会的管理与教化。现代人穿衣，只要经济条件许可，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但是，在古代，则没有如此自由，上至皇帝官员，下至平民百姓，着装大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官职、爵位不同，可以穿着的服饰也不同，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伦理身份标识。

民国初掀起洋装热。虽然，这有利于中西方服饰文化的交流，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太大，中国人穿洋装则有诸多不便，可是，又想穿洋装，该怎么办呢？于是，前人就让洋装“入乡随俗”，在这样的背景下，旗袍和中山装由此诞生了。如中山装在西装的基础上，把领子改为了立翻领，在衣服的正面有四个口袋，即为我们最为耳熟的“礼义廉耻”。它不但标志着做人的基本原则，也代表了传统儒家的思想文化。由于它不分等级尊卑，人人可穿，配饰也是任由个人喜好搭配，因此，霎时间就风靡了各个阶层。中国的服饰，也在这时候走上了自由搭配的道路，从此，开启了中国服装的新纪元。当今不再有封建阶级等级观念，衣冠不再代表身份地位。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人们的生活方式渐渐趋同。如何在保留中国“衣冠文化”核心思想的基础上，保留我们民族的服饰特点，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摘编自凤凰网《中国人为何认为“穿衣”比“吃饭”重要？》）

材料二：

自古以来，治国之道就有“法治”与“礼治”之争。法家认为治理国家要靠严刑峻法，而孔子认为：“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秦始皇建立的第一个中央集权、重视法治的王朝二世而亡了，原因何在贾谊认为是严刑酷法、不重礼治的结果。贾谊还重提先秦的礼、法之争，认为礼的作用是“禁于将然之前”，也就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则是“禁于已然之后”，即惩罚犯错误者。西汉的思想家们几乎都反对秦政，而希望回到孔子的礼治路线上去。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也被此后的历代政府所沿用。

群体相处的基本要求是彼此的和谐相待与分工合作。《礼记》开篇第一句话便是“毋不敬”。“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就像是月亮的盈亏，谦虚自守，尊重他人就能受益，否则就会付出代价。平等、博爱是西方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口号，其实在《礼运》篇里，孔子就把“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作为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人是有丰富情感的动物，人们对于事物的反应，往往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因此人的情感需要道德理性的修正和调适，要懂得一点儒家的“中庸”之道，把握好度。《礼记》还说：“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礼是指礼节，尚是注重的意思，礼尚往来所崇尚的是彼此有礼，互相尊重。下课铃声一响，大家都站了起来，师生互相致敬，并不是要求对老师特别尊敬，只是希望由此培养恭敬之心，在学校尊敬老师，回到家里尊敬父母，将来工作了，尊敬领导和同事。你这样做了，才可能得到大家的尊重，然后"我敬人人，人人敬我”。

可以说，离开了礼来谈中华文明，则无从谈起。中国之外，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色彩如此鲜明的原生文明。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需要民族精神的引领。两方人的礼是礼节、仪式，中国人说的礼则无所不包，与西方人说的文化相仿，这是彼此的相通之处。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传统礼乐文明不是沉重的历史包袱，更不是糟粕，其中蕴藏着宝贵的精神财富，其精华完全可以为我们的时代所用。

（摘编自彭林《礼：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紧跟农业农村改革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主动奔向第一线，写出富有时代特征、文化底蕴而深受农民欢迎的精品力作，助力我国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发展。

我们已有乡土文学创作的传统，有鲁迅以来千百位作家艺术家蹚出的农村题材创作路子，新时代的作家要有无怨无悔地走向农村、亲近农民的热情、勇气和恒心，到农村去，到农民中间去，表现乡间的生态文明、淳美乡风，表现新时代的新农村和新的农民形象，反映农民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活情状和愿望，为他们代言，为他们塑像，为他们生产美好的精神食粮。正如歌唱家宗庸卓玛所说：“如果把物质比作乡村振兴的‘蛋白质’，那么文艺就是乡村振兴的‘维生素’。”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文学创作，不能不继续面向广大农村和农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我们提倡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用自己的笔杆和歌喉讴歌现实农村的新发展、新变化，也就必然涉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利用，涉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写人就要写人背后的文化。写农村就要写农民和他们的文化。作家描写农村日常生活和农民的喜怒哀乐，更离不开古今的乡村文化。如果说赵树理、孙犁、柳青在写合作化运动时，都或浓或淡地写出了传统文化在当时农村的发展状况，那么今天的作家在描写故乡农村和民族地区生活时，也要展现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变奏。唯有如此，才能写出作品的新颖度和思想文化的深度，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外地作家艺术家以“进入者”的身份深入某个农村而入乡随俗的过程，就是接受和认识乡村传统文化的过程，就是打牢自己创作的文化根基的过程。徐剑、李玉梅描写独龙族整族脱贫的报告文学《怒放》，关仁山描写老区阜平脱贫决战的报告文学《太行沃土》，温燕霞以赣南山区为背景创作的小说《琵琶围》，还有很多农村题材的网络小说、影视剧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呈现了文化传统和地域风情的魅力，同时折射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摘编自袁学骏《文学创作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材料二：

当下中国文学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与中国社会结构性的变化是同构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改变了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城市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书写。但是，百年中国文学成就最大的还是乡土文学。这与中国乡土社会的性质有关，与我们被前现代文明浸染的时间太久有关，我们身上流淌的还是乡土文明血液，这是我们挥之难去的文化记忆。

进入新世纪以来，反映乡村生活的作品仍然是文学的主流。很多作家，特别是那些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作家，创作了大量的有人民性的小说，特别是中篇小说，比如刘庆邦的《神木》《到城里去》李洱的《龙凤呈祥》、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胡学文的《走西口》。“乡村这个词一度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今天，它已发生了细微却坚硬的变化。贫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则显得尤为突出。困惑、困苦、困难。尽你的想象，不管穷到什么程度，总能适应，这种适应能力似乎与生俱来。面对困则没有抵御与适应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乡村茫然而无序……这是胡学文在2006年的一篇创作谈中对乡村的感受。

近年来，“底层写作”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乡村变革的主题创作，胡学文当年的那些困扰已烟消云散。“主题写作”和反映乡土中国“新山乡巨变”的小说，得到了各级作协的积极扶持，也产生了一大批作品。这类作品的创作是“行动的文学”一部分。这一文学特征具有中国的特殊性，也是中国文学经验独有的。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中国文学的主流就是“行动的文学”。这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是中国特有的经验。

（摘编自孟繁华《乡村变革与新乡土文学——当下乡村变革主题创作和文学性问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义是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凡是从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说：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

②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

③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一位在张北研究语言的朋友说，这一带不但语言上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

④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⑤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会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这种办法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应用的，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风俗来应付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