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魂的躯壳。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 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把握时代脉动，领悟人民心声，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

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

（摘自《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材料二

“人民性”一词指的是艺术作品中对人民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愿望进行反映，呈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思想和基本导向。艺术作品既要反映人民的生活，更要塑造出鲜明生动、独具个性的人物形象，还要体现出当代人民的时代精神，具有高度的思想特征。我们的真实生活或许是平淡的，但它反映到作品中是集中、典型、理想的，艺术创作者通过刻画形象给人们以精神震撼，体现了文艺创作中常说的“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如根据民间传说“白毛仙姑”为题材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斗争，既反映了现实，又为受到压迫的农民群众指明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文艺具有时代性，它代表了每个时代千千万万人民的思想追求、精神境界。艺术创作者应该深入人民的生活，在作品中表现人民的思想、情感、愿望、追求。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作品以曲折蜿蜒、惊涛澎湃的母亲河“黄河”为象征，表现出“抗日、爱国”的基本主题思想，热情赞颂了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文化，特别是抗日期间中国人民同仇敌忾、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暴行。从这部在国内传唱度较高，乃至在世界舞台上都极具影响力的艺术作品可以看出，究竟什么样的作品才可以引起人民的共鸣。

民族精神其实都是历史上某个时期的时代精神，经过现代人的阐释和解读，各种时代精神具有了民族性，并最终融合成民族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在当代中国，我们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千百年来，我国伟大的民族精神生生不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千百年文化里。受伟大的民族精神影响，涌现许多动人心弦的文艺作品，如贺敬之创作的抒情短诗《回延安》，以激情澎湃的诗篇歌颂“母亲”延安的光辉历史，展望美好的未来；表现浓烈爱国之情的抒情歌曲《走进新时代》，体现了对祖国、对人民和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与赞扬。这些作品都深刻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我国文艺创作者顺应时代精神、融合浓浓爱国之情的创作特征。

（摘编自郑柯《关于艺术作品中“人民性”的分析》)

材料三   

所谓直接表现人民性，是指正面反映人民生活和表达人民思想感情的作品，历代民间文学作品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作品。如《诗经》中的《伐檀》，就正面描绘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劳动生活。《硕鼠》既喊出了人民群众反抗剥削的呼声，又表达了他们追求”乐土”的美好理想。历代进步文人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直接表现“人民性”的篇章，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关汉卿的《窦娥冤》，都真实地描写了人民生活，反映了民间疾苦，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小说《水浒传》则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展现了农民英雄的美好心灵和高尚品质，因此，这些作品鲜明地表现了人民性。

文学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并不在于写什么题材，关键是看作者在作品中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如小说《荡寇志》，作者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上，对农民起义作了歪曲的反映，其是不具有人民性的。

（摘编自樊德三《论文学的人民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费孝通早在70年前写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就提出在中国的乡村，大家全是彼此看着长大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里乡亲的交往，全凭相熟度、关系度。好比投石入水的涟漪效应，一圈圈涟漪扩展开，愈远愈疏，愈近愈密。最密的“小圈子”，非本家叔伯舅姨或外姓“铁哥”“铁妹”则莫入，属于“熟人社会”里的核心单位。

一入“小圈子”，既为核心单位中人，最须讲究“义气”。义气的优点是注重情谊，缺点是只重情谊。见圈内事，必帮，哪怕是坏事；见圈外事，懒理，哪怕很正当。你看古代推崇的一班“义士”，有多少其实彰显的是圈内之谊亦即投桃报李的个人情义，缺乏大义，不够正义。不信，你仔细读读《史记·刺客列传》，掂量一下那班慷慨悲歌的好汉是否当得上司马迁称颂的“主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以及诗人骆宾王、李白等的代代歌咏？

费孝通是深刻的，他从“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不是见外了么”的寻常话语中，分辨出其间具备“现代社会的阻碍”之或然性。原因在于：“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当今人口大流动，必然到处碰上陌生人，且多的是匿名者。陌生人保持日常互动，确定彼此边界，须依赖一系列契约规则，底线是强制的法律。

熟人社会的经验，或曰“圈子情结”，会发生纵向位移，这也是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在陌生人社会的表现。诚然，看病找相熟的医生，求教知识难点找老同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则可。泛化开来，奉行“熟人是一宝，关系最重要”的庸俗哲学，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只顾拉拉扯扯，则不可。

现代社会的管理亟待新型组织纽带，去“圈子”化，树契约化。斯隆领导下的早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曾久盛不衰，要诀之一即平衡与部下的关系。后人忆述：“斯隆担任总裁的50多年里，他没在通用公司结交一个朋友。要想和他成为真正意义的朋友，那前提就是你先离开通用。”总之，上下级间不容称兄道弟。

（摘编自司徒伟智《“圈子情结”的前世今生》）

材料二：

过年走亲戚，是中国传统家庭必不可少的活动。大年初二到初五，正是家人团聚、走亲访友的高峰期。然而，比起串门走亲戚，还要在饭桌上“尬聊”，年轻人似乎更愿意踏实宅家，享受难得的安静与惬意。这是近年出现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可能让许多长辈颇为不解，话题“为什么你不愿意走亲戚了”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有网友吐槽，因为和亲戚许久未见，有些“疏离”，加之要回答许多尴尬的问题，每次只得勉强应付。小时候最盼望的过年探亲，聚餐玩乐，长大后却不那么愿意了。长辈们则打出“现在年轻人亲情观淡薄”的感情牌，似乎当下的年轻人已不再看重亲情，感情淡漠。

这并非是极个别人的特例，如此普遍的现象出现，背后必然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年轻人不愿走亲戚，实则反映了一种社会变化趋势。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已被一种新的法则逐渐替代：依托道德、法治、规则和契约精神等要素组成的社交纽带。

年轻人已经逐渐适应并遵循新的社交法则，更加强调公平、个性、尊重，这与旧时父辈依靠血缘、地缘等要素，社交对象仅限于小范围人群而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是截然不同的。人们的社交类型逐步由“熟人”向“陌生人”转型，传统交往的“小圈子”往往难以满足现代社会的交往需求。而在过去，父母长辈间维系感情则更多依靠共同的人生经历、群居生活带来的密切交流与深厚情感基础。

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愿意选择去大城市发展。年轻人与亲戚们的成长和生活很少再有交集，家乡的亲戚，时而让人觉得熟悉又陌生。彼此的共同话题少了，年节时分的关心和交流，变成了让许多年轻人尴尬的三连问：工作、对象、车房。刻在基因里的“尊老爱幼”让年轻人面对这份询问式关爱无所适从。年轻人迫切地想要“走亲戚自由”，遂产生了逃避念头。

对此，倒也不必过分苛责年轻人。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压力让年轻人疲于应对，面对年节时分长辈对婚姻、就业问题的追问，消耗社交精力回应亲戚的花式关心，难免会让部分年轻人感到疲惫。生活环境与经历完全不同的长辈，很难体会当下年轻人的心境。

“血浓于水”，亲情依然是不可取代的。彼时，距离和时间可能会让亲情变得疏远。如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缩短了人们之间联络的物理距离，让亲情往来和沟通更加密切。传统拜年走亲戚形式已逐渐被新型社交新年俗取代，电话、短信、视频拜年的方式拉近了彼此的情感距离，在社交软件上留言、送祝福亦不失礼节，一样有过年滋味。

父母长辈与年轻人，两种不同文化圈层差异的碰撞，消化和理解总归需要一些时间。诚然，人们终究会找到一种新的亲情存在形式，在当前城市化的语境下，家庭成员之间有着最舒服的相处状态，从而让这个具有血缘关系的群体保持紧密联系。如何在当前社会现状下，巩固和维系亲情，树立更积极的亲情观，是值得思考的社会话题。

（摘编自孙岱《年轻人，不爱走亲戚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教化权力的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假定个稳定的文化。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我们如果就个别问题求个别应付时，不免“活到老，学到老”，因为每一段生活所遇着的问题是不同的。文化像是一张生活谱，我们可以按着问题去查照。所以在这种社会里没有我们现在所谓成年的界限。凡是比自己年长的，他必定先发生过我现在发生的问题，他也就可以是我的“师”了。三人行，必有可以教给我怎样去应付问题的人。而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出则弟”，逢着年长的人都得恭敬、顺服于这种权力。

在我们客套中互问年龄并不是偶然的，这礼貌正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相互对待的态度是根据长幼之序。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在我们亲属称谓中，长幼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则，我们分出兄和弟、姊和妹、伯和叔，在许多别的民族并不这样分法。我记得老师史禄国先生曾提示过我：这种长幼分划是中国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有时可以掩盖世代原则。亲属原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长幼原则的重要也表示了教化权力的重要。

文化不稳定，传统的办法并不足以应付当前的问题时，教化权力必然跟着缩小，缩进亲子关系、师生关系，而且更限于很短的一个时间。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并不能靠经验作指导。能依赖的是超出个别情境的原则，而能形成原则、应用原则的却不一定是长者。这种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讲机会，年幼的比年长的反而多。他们不怕变，好奇，肯试验。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中，一个孩子用小名来称呼他的父亲，不但不会引起父亲的呵责，反而是一种亲热的表示，同时也给父亲一种没有被挤的安慰。尊卑不在年龄上，长幼成为没有意义的比较，见面也不再问贵庚了。——这种社会离乡土性也远了。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虽然近年来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持续降低，代际同住仍是我国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主要居住形式。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仍有57%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与子女同住，而且大部分老年人不会上网。自20世纪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和权威迅速衰落，其在家庭事务决策中逐渐被边缘化，而一味顺从子女意愿、被动接受子女安排却成为老年人的无奈选择。当前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和老年人参与家庭事务权力的持续衰落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张力。

有关于现代化和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许多研究者认为随着社会现代化转型，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已日渐式微，父母身份已经“非神圣化”，家庭代际地位已经“失衡”，甚至老年人在家庭中“保姆化”，即老年人承担大多数家务责任而放弃了大部分的决策权。但也有研究认为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虽有所削弱，但是社会转型尚未彻底打破传统的代际关系模式，也并不必然导致老年人家庭权力的持续衰落。

我们研究发现有半数老年人对除自己开支外的家庭经济决策无权做主。对影响因素的考察进一步发现社会现代化变迁并不必然伴随着老年人家庭权力的持续下降，现代化程度较高地区的老年人在代际同住家庭中的权力反而更有保障。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和东部地区保留了更多传统尊长抑幼的代际家庭规范，而是表明在传统家庭代际规范瓦解之后，现代化程度更高地区的老年人更多受惠于现代化带来的积极因素，如现代化发展在消解传统尊长抑幼规范的同时也引入了尊重个体、平等协商的家庭文化，对于优秀的“尊老”传统家庭文化也在进行创造性转化。

（选自张新辉、李建新《现代化变迁与老年人家庭地位演变》，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