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从2019年10月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开启了三星堆遗址新一阶段的考古工作。考虑到本阶段的工作重心是“聚落考古”与“社会考古”，因此最先开展的是1986年抢救性发掘的一号坑和二号坑所在地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2022年6月中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了本次考古工作的最新进展及重要成果。透过这些全新的考古发现，除了能够领略古蜀文明的精彩物质面貌和丰富精神世界，也能够感受到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最后荣光。

在此次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中已经出土编号文物将近一万三千件，其中相对完整的器物超过三千件，除了五百余根象牙之外，以铜器最多，超过一千件，金器和玉器都超过了五百件。这些出土文物中，部分大型铜器包含了多种功能和性质，如二号坑出土的Ⅱ号青铜神树，主体功能属于场景搭设，但枝头所立之鸟按以往学者的观点代表太阳，实际已经属于被祭祀对象了，树座上跪着的三个小人像无疑代表了祭祀活动的参与者，在树干和树枝上有形似玉璧的构件，或许属于祭品一类。八号坑新出的顶尊曲身鸟足铜人像，整体属于祭祀现场的场景搭设，但头上所顶之尊属于盛放祭品的容器，人像本身属于祭祀活动的主持者或参与者，因为眼珠外凸，面具狰狞怪谲，身体造型夸张，甚至有可能是被祭祀者。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活动是国家大事，八座坑出土的上述器物既然为祭祀用器，自然就是“国之重器”。铜器是其中最为精彩的。可大，如三号坑出土的青铜大面具，宽超过1.3米，高超过0.7米，是目前已知全世界最大最完整的青铜面具；可小，五号坑出土大量雕刻，其线条精细清晰，最细者宽仅0.03毫米；可中规中矩，八号坑发现的一件铜盆，与现实生活中的花盆并无二致；可天马行空，七号坑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整体形似担架，主体部分呈长方形，两端伸出四个把手，末端铸造成龙头形象，主体部分外表为铜质，呈网格状，中间夹着一块可有限活动的椭圆形玉板，玉板表面覆盖丝绸，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铸造的复杂程度均为此前所未见。

新出土的人物类铜器，尽管总体上属于写实风格，但无论是身体结构还是面部特征，都明显脱离了现实而脸谱化，唯有四号坑出土的三件扭头跪坐铜人像例外，它们整体造型十分稳定，人物双膝及双脚着地，着力点较多，上身挺直，头向身体右侧微扭，双手呈半合十状置于左胸前，一左一右形成平衡。人像细部特征十分写实，面部特征自不用说，不见青铜人头像面具呈现的脸谱化面容，四肢细节尤甚，手指关节的凹窝，尺骨下端凸起的脚踝、脚趾等展示得淋漓尽致，四肢肌肉突出，线条十分柔美，抓地使劲的状态呼之欲出。三件人像应该是一件铜器的三个支脚，其与铜器本体的联系主要通过“怒发冲冠”的头发来实现，将铜器的实际用途与人像身体部位巧妙融为一体。

（节选自《三星堆的最后荣光》）

材料二

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惊艳世界的同时，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增添了实证。任何地域文明都离不开文明母体的滋养，三星堆文明并非无源之水，而是自成体系、传承有序。考古成果已然证明，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都能找到与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同时，三星堆呈现出以地域特征为主的多元文化面貌，对外来文化既吸收借鉴，又发展创新。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位于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等，都对三星堆文化产生过影响。对目前“祭祀坑”中出土的文物尚有待进一步科学解释，但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已在科学研究的逐步推进中日渐清晰。

自1993年首次走出国门、亮相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以来，三星堆文物至今已“走过”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参观者达300万人次，在引发无数赞叹的同时，激发起世界各地对古蜀文明及中华文明的一次又一次探寻。日前出炉的《2021年度全国博物馆（展览）年度海外影响力评估报告》显示，三星堆博物馆高居全国博物馆海外综合影响力排名前10位；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超2000万海外网民“云参观”三星堆文物，三星堆在海外绽放出独特魅力。一次次海外展出、一次次“云端”亮相，已经成为中华文明与异域观众在世界语境下的直观式、开放式文明对话。

三星堆考古发现，重构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图景，让世人认识到，在中原的商周文明之外，长江上游同时存在着一个独具特色、可以和同时代的其他文明相媲美的区域性文明。同时，三星堆考古成果还为世界欣赏东方文明、探索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和科学研究的推进，三星堆之谜将一步步揭开。在这一过程中，世界或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又有一番新的理解。

（节选自《三星堆穿越时空惊艳世界》）

材料一

作为“表意派”的中国戏曲是按照自己的表演观念来表现人物的诗化情感的。在中国戏曲中，演员通过技术性的外部标志来表现人物的感情冲动。当然演员在表演这种技术性的外部标志时也会伴随着一定的感情活动，但这种感情活动是在高度的理智控制下进行的。例如，《伐子都》是一部表现男主人公子都内心冲突的戏。副帅子都出于嫉妒主帅颍考叔的心理，用袖箭射死考叔，夺取了帅位。在班师还朝的路上和庆功宴上，颍考叔的鬼魂紧紧缠绕子都，使子都惊恐万状。演员运用了精彩的“虎跳前扑”“鹞子翻身”“窜桌而出”“乌龙绞柱”“小翻抢背”“甩发”“高空云里翻”“平板僵尸”等高难度技巧来表现角色的精神状态。子都的恐惧状态虽然体现在演员的面部表情中，但更突出的表现却是演员的“抢背”“吊毛”“僵尸”等技术手段。

在深切体验规定情境的基础上，演员要精心设计具有观赏性的技术动作，把生活体验与程式表现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戏曲演员才能用程式动作揭示人物的内心感情。这种生活体验基础上的程式表现是“表意派”演剧方法的重要特征。诗化情感的程式表现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情感表现的假定性。第二，情感表现的技术性。也就是说，戏曲演员的情感表现是假、真、美的辩证统一，是生活情感与技术表现的辩证统一。在表演角色哭泣时，戏曲演员不是写实地摹拟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哭，而要把哭处理得富有艺术性，具有意象的美感。在表现“哭”时，戏曲演员的面部表情既要悲情外溢（真）又不能让眼泪流出眼眶（假），“喂呀”的哭声和拭泪的动作还要保持优美的造型（美）。这种生活体验基础上的程式表现就是真、假、美的辩证统一。例如，京剧《狮子楼》中，武松闻知西门庆是主使潘金莲毒死武大的元凶和奸夫，他怒气冲冲赶到狮子楼，决定上楼除奸报仇。为了突出武松愤怒的精神状态，演员盖叫天既没有采用生活化的上楼动作，也没有采用戏曲舞台上一般的上楼动作，而是用“骑马蹲裆式”侧身上楼，他的双腿先交叉后平移，随着强烈的音乐节奏从下场门一直移动到上场门。演员就是用这种程式动作表现了武松急切报仇的神态，既传情又富有美感。由于舞蹈化的身段和技术化的表情本身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因此，戏曲演员的程式表现就具有了双重戏剧功能：既表现了角色的内心又展示了演员的表演技巧。这样一来，除表现人物的精神生活外，程式还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审美功能。

（节选自冉常建《表意主义戏剧：中国戏曲本质论》，有删改）

材料二

西方戏剧舞台表演基本上可以分为这样两大类型或范畴：体验和表现。体验和表现只是总结西方戏剧舞台表演的理论和概念，它并不适合中国戏曲的舞台表演实践。中国戏曲表演既不是体验，也不是表现，照中国传统戏谚的说法，它是一种“钻进去，跳出来”的表演，如依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说法，则是一种“神形兼备”的表演。这里的“神”，当然不是演员的体验，而是表演者自己的意念——对角色的理解、认识、美学评价和处理，戏谚所谓“未曾动身先动神”。这里的“形”，也不是表现派的那种“理想范本”，它不是体验后的产物或即兴表演的产物，而是建立在理解、认识角色基础上的产物，是无数的表演者经过无数的舞台实践，所沉淀、凝聚下来的程式动作。

中国戏曲表演中的外部动作不是体验角色的即兴表演，而是一种程式的表演。如《三岔口》中的摸黑开打，两个人物你来我去，空手对双刀，单刀对单刀，单刀对空手，两人对拳，擒拿转椅子摸索等，其中的技巧组织、对打安排、节奏停顿、舞台画面等等，都具有非常高的技巧性和程式性，“台下一年，台上片刻”，这无疑是演员在台下“千锤百炼”的结果，绝然不是在舞台上即时体验所产生的即兴动作。苏俄戏剧家古里叶夫说过一个非常典型的话剧表演戏例：

莫查洛夫在《哈姆莱特》里有一个出名的滚翻动作，而他是从来没有练过武功的。又譬如，人民演员盖德布罗夫在《哈姆莱特》里有一场惊人的比剑，可是等我和他聊起来，我才知道，他总共只上过两堂课，因此，斗剑的技术他是没有的。

两相对比，不能不说非常具有妙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强调过数十次，演员在遇到“我在这儿做什么”的问题时，应该同时产生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这样做”。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深入到剧中人物的复杂的心灵世界里去，抓住角色精神生活的全部底蕴。但对中国戏曲表演来说，演员的表演根本就不存在“我在这儿做什么”的问题，而是“我怎么才能做好它”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是既定的，早已设计好的。故而中国戏曲表演的最理想状态是将传统的程式动作，经过千锤百炼地苦练，与剧情、角色紧密结合，而西方戏剧表演的最理想状态，却是自我体验后的最理想即兴表演。

中国戏曲演员的外部动作必须是经过精心加工的程式动作。这种高度美化的程式动作，用歌舞的形式，富有诗意地表现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并不追求在舞台上造成真实生活的幻觉，而是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把戏曲的娱乐鲜明地呈示出来。换一个角度讲，西方戏剧体验派的表演是由内到外（内心的体验激发外部的表现）；表现派的表演是由外到内（通过体验所产生的外部动作，作为理想范本，在舞台表演中再次激发舞台的体验），即所谓“无动于衷而声泪俱下”，而中国戏曲的表演则是内外的结合和渗透，将“钻进去”所获得的领悟与“跳出来”所寻找到的合适的外部动作（程式表演）高度融合，以“形”（有意味的外形）写“神”（有美学评价的内形），“神形兼备”。

（节选自蓝凡《中西戏剧比较论》，有删改）

材料一：

一切艺术的问题都是韵律问题。要弄懂中国的艺术，我们必须从中国人的韵律和艺术灵感的来源谈起。这种对韵律理想的崇拜首先是在中国书法艺术中发展起来的。学习书法艺术，实则学习形式与韵律的理论，由此可见书法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基本的美学，中国人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

书法不仅为中国艺术提供了美学鉴赏的基础，而且代表了一种万物有灵的原则。如上所说，中国书法探索韵律和形式，是从大自然中捕捉艺术灵感的结果，尤其来自动植物——猛虎的利爪、麋鹿的捷足、骏马的劲力、熊罴的丛毛、白鹳的纤细，或者苍老多皱的松枝。凡自然界的种种韵律，无一不被中国书法家模仿，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形成某种灵感，以造就某些特殊“书体”。比如一位学者看到一棵松树树干弯曲、树枝下垂而不直立，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坚韧和力量，他会将这种美融入自己的书法风格，于是我们就有了“劲松”的笔法。又如欲通晓中国书法，还必先仔细观察蕴藏在每个动物体内的形态和韵律。每种动物都有其和谐优美之处，这是一种直接出自其生理机能，尤其是运动机能的和谐。一匹腿部多毛、躯干高大的负重拉车之马，有其独特的美，正如一匹光滑灵巧的赛马有其独特的美一样。

需要注意的是，动植物的外形之所以美，是因为它们蕴藏着一种动势。试想一枝盛开的梅花，具有多么不经意的美丽和充满艺术感的不规则变化！彻底而艺术化地领悟这种美，就等于领会了万物有灵的内在原则，领悟了中国艺术。这枝梅花，即使花朵凋谢或被拨落，仍然美丽无比，因为它还活着，因为它表达了一种生的冲动。每一棵树的外形都显示了一种韵律，它源自某种生命的冲动，它要生长，要拥抱阳光，要保持自己生命的平衡；它也源自抵御风暴的必要。每一棵树都是美的，因为它暗示了这些冲动，尤其是因为它暗示了一种朝某个方向的运动，一种向某个地方的延伸。它并没有想美，它只是想生存，结果却是极端的和谐与令人十分满意的美。自然界有无穷无尽的形态，这些形态总是那么和谐并且富有韵律，变化万端，无以穷尽。换言之，自然界的美是动态的美，而非静态的美。这种运动的美正是理解中国书法的钥匙。中国书法的美在动不在静，由于它表达了一种动态的美，它生存了下来，并且是千变万化、不可胜数的。迅捷稳重的一笔之所以是完美的，是因为它是速度和力量的象征。不能摹仿，不能更改，因为任何更改都会带来不和谐。这也就是书法作为一门艺术非常难学的原因。

运动的动态原理生发出一种结构原理，这是理解中国书法的要旨。单纯的平衡匀称之美，绝不是美的最高形式。中国书法的原则之一，即方块字绝不应是真正的方块，而应是一面高一面低，两个对称部分的大小和位置也不该绝对相同。这条原则叫作“势”，代表着一种冲力的美，结果，在这种艺术的范型中，我们有了不少看似不平衡，实际却十分平衡的结构形态。

中国书法作为中国美学的基础，其中的全部含义将在研究中国绘画和建筑时进一步看到。在中国绘画的线条和构思上，在中国建筑的形式和结构上，我们将可以分辨出那些从中国书法发展起来的原则。正是这些韵律、形态、范围等基本概念给予了中国艺术的各种门类，比如诗歌、绘画、舞蹈、建筑、瓷器和房屋修饰，以基本的精神体系。

（摘编自林语堂《不懂书法，别谈中国艺术！》）

材料二：

书肇于自然。书法是自然的节奏化、韵律化。唐张怀瑾论述书法与自然的关系是“囊括万殊，裁成一相”。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讲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根源在客观现实，所谓“囊括万殊”就是指对万物的高度概括；二是指书法在反映现实的时候，不是像绘画雕塑那样去直接表现自然中的个别物象，而是把“万殊”裁成“一相”，所谓“一相”就是把万物化作“点”“线”。书法的这种高度概括性，为欣赏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天地。

书法艺术从“万殊”发展成为“一相”，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徐悲鸿曾说：“中国书法造端象形，与画同源，故有美观，演进而简，其性不失。”这段话说明书法艺术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由再现到表现的发展过程。象形文字侧重于客体，即对个别事物的描绘。当书法由具象发展到抽象，重点便转移到点线形式与主体情感之间的联系。但并非完全脱离客观，而是概括地表现自然的运动、节奏。书法反映自然的节奏韵律的目的并不是再现自然本身，而是凭借情感与自然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表现情感。例如借行云、流水的舒缓流畅的节奏表现人的愉快，借苍松盘根错节的韵味表现人的坚韧不拔。宗白华曾说：“书法反映物象中的‘文’，就是交织在一个物象里或物象与物象的相互关系里的条理、长短、大小、疏密、朝揖、应接、向背、穿插等规律和结构，而这个被把握到的‘文’，同时又反映着人们对它的情感反应，这种因情生文、因文见情的字就升华到艺术境界，具有艺术价值而成为美学对象了。”所以中国书法把人的情感、自然的韵律、点线的形式熔为一炉，三者之中关键在情。自然节奏、点线运动都是为了表现情感、意蕴。因此，书法的由具象到抽象，艺术的表现力不是缩小了，而是更自由，更广阔，也更含蓄了。

（摘编自晏浩越《中国书法艺术审美解析——中国书法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