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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重物质，文学重精神，分处艺术的两极。两者看似毫不相干，却有着奇妙的关联。对比中西方传统建筑，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文学在建筑上的叠加，在中西方建筑体系中是不均衡的。

西方建筑中大量引入雕塑和绘画，只有少数纪念性建筑中刻有一些文字，内容又常常是记叙性的，作为对雕塑、绘画的补充。而中国传统建筑在上千年的建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叠加经验，创造了楹联、匾额、招幌、牌坊、碑碣、摩崖、刻石，以及各种嵌板刻字、纹样纹饰等品类齐全，形式多样的叠加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不仅强化了建筑意境，而且增加了建筑的生命力。这些建筑中的文学基因，无论从数量、质量上，还是广度、深度上，均遥遥领先于其他建筑体系。

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的形成，绝非偶然，它深深植根于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曾公开赞叹：“汉字是我所见过的全世界最美的文字之一。”中国传统建筑中文学语言的大量叠加，与汉字独特的个性密不可分。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性文字，具有长于表意、文法自由、书写灵活、高度艺术化的特点，恰好可以弥补建筑作为一种具象艺术，难以表述语义的欠缺，两者联袂呈现，创造了意蕴无穷的想象空间。汉字的书写艺术——书法的加持，更是为文学融入建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外形条件。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各有风韵，篆书敦圆苍茫、隶书工整精巧、草书潇洒奔逸、行书流动自如、楷书清丽娟秀，可根据建筑需要，因时因地灵活融入。汉字这种独特的意象美和形式美，为文学融入建筑创造了条件。

中国传统社会崇文重教。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把创作激情投向自然、历史、人文，当然也包括建筑。他们登高望远，往往“游目骋怀、胸罗万物”，发出对人生的感悟和思索。这些文人骚客、士族阶层，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名篇，甚至身体力行，直接参与建筑营造，建立了文学与建筑的耦合性，为文学融入建筑创造了主体条件。

王羲之的名作《兰亭集序》，书法造诣固然无与伦比，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它体现出的造园思想，丝毫不亚于书法。“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于是，曲水流觞成为中国山水园林的营造范式，流传至今并传播出海。

相比于其他建筑，“士”介入程度最深，取得成就最大的传统建筑，是园林建筑，就连“园林”一词，也源自诗作。早在西晋张翰的《杂诗》中，就有“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一说，从此以后，囿、苑、圃等建筑称谓逐渐被“园林”一词替代，并传播到海外，成为中国式山水建筑的通用叫法。英国园艺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曾著书《中国：世界园林之母》，记录了他在中国考察的见闻，其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中国乃世界园林之母”的观点，得到世界园艺界的广泛认同。

园林建筑是在文人的直接参与下营造的，从一开始，就自带诗情画意的文学基因。白居易建造了履道里宅园，和它相距不远的，是唐朝名相裴度的集贤里庄园，两人为同道中人，因而“履道集贤来往频”，“百余步地更相亲”。王维建造的辋川别业，可以说是唐代最出名的“民宿”，这是一个集住宿、餐饮、采摘、垂钓、游览于一体的多功能休闲庄园。王维还专门写了一本诗集——《辋川集》，介绍自己的别墅之景。王维同母亲在辋川别业生活了十四年，且俱终葬于这绿水青山环绕的风水宝地。唐中期名臣李德裕设计的平泉山居，是他的心灵家园，他一生遗留的数百首诗中，有八十几首提到平泉山居，足见该园在他心中的位置。后来，有些文人干脆“跨界下海”，成为职业的造园师，如明代杭州的陆叠山，上海县的张南阳，松江的张南垣，以及著名的造园家计成、李渔等。其中上海豫园出自张南阳之手。张南垣生养四子，都能传父术，其中张然最为知名，曾被聘为清朝皇家总园林师。

不同于西方建筑的单体性特点，中国传统建筑自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体建筑为目标，而是将亭台楼阁、馆轩斋室等多样化的建筑单体，相互连接配合，形成具有强烈时间感和序列性的建筑群体，宛如一幅在大地上徐徐展开的画卷，其中的空间起承转合、动线曲折迂回，人在其中行走，产生峰回路转，移步异景的体验。这种时间感和序列感，使文学语言在建筑上可以得到主次分明、清晰流畅的表达，为文学融入建筑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物质载体。

（摘编自张军利《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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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其人”是中国非常流行且流传历史悠久的表述，包含两种内涵：一是指文章风格与作者的道德品质相一致，风格是道德的外显。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常将道德和文章并称，认为立身和为文不可分离。一是指文章风格与作者的性格、气质、才情、学识、情感等相联系，风格是作者个性的自然流露。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西汉扬雄也在《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这成为后来品评书画、司法笔迹鉴定的理论依据。此后，王充、曹丕、刘勰等人也多以不同的视角和话语鲜明地标举和阐扬“文如其人”这一观念。明代冯时可在《雨航杂录》卷上说得更加不容置疑：“九奏无细响，三江无浅源，以谓文，岂率尔哉！永叔侃然而文温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则，苏长公达而文道畅，次公恬而文澄畜，介甫矫厉而文简劲，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这就是著名的“文如其人”论断的明确出处。

作者的个性给作品灌注了生气，作品中总要渗透着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意志，总要打上作者自己人格上的印记。“文如其人”在这个意义上是值得信任的批评戒条。从主观方面而言，作品的风格就是作者在感受、体验、表现社会生活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个人特征。其中，时间是性格定型的关键因素，这种通过时间积淀下的性格特征产生的行为惯性，是短时间内无法完全改变的。文风的形成与人的性格特征的形成是一个人生活阅历实践同一进程的产物，两者互相影响，具有相关性，自然可能导致文如其人的现象。尽管作者所言之物可以饰伪，但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性。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李白敢于在皇皇朝堂之上让皇帝宠臣高力士亲手为自己脱靴，而读者在展读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人生宣言，焉能不为他的人文如一拍案叫绝？一个人既然要为文，甚至是有些难以使其文不如其人的。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作者的人品与文品是统一的。

“文如其人”有其真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文以行立，行以文传”等等，都说得不错。但我们不能据此在人与文之间划等号，天真地认为文即人也。在“文如其人”一语中，这个“如”毕竟是个“模糊概念”，而不是等同。人与文之间、心与言之间并不本质地存在着同一性。有德者不必有文，有文者不必有德。或者更直接地说，文字驱遣与道德修为虽然不能说截然两途，但并非可以淆然相混的，心言分离、人文相背的现象亦复不少，两者并没有必然关系。明代大奸严嵩窃权罔利，构结祸乱，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但是他的《钤山堂集》中也不乏“晚节冰霜恒自保”这般“清峻”的诗句，俨然一副重节尚义的面孔，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这竟出自一个滥施淫威、贪赃枉法的奸相之手。这种“文行两途”的现象无疑是对“文如其人”提出了诘难，而且这一诘难是难以反驳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即使我们有一百条“文如其人”的证据，只要有一条文不如其人的证据，那么“文如其人”的论断也没法成立，亦没有办法准确地应用于历史考据学中。

此外，文、人相悖还有文、人关系中的外力牵引因素。作品的形成大多出自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不能超绝于世外。由他人、社会所形成的外力一并涌入，往往对作者构成有形或无形的牵引。政治权力的影响在这种外力牵引场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任何时代的文章，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政治开明时期，作者的自由度相对大，没有或者相对较少约束，这种自由自然可以反映在文章的风格上。在政治严酷时期，作者失去创作自由，有的作者也不得不俯仰从人、随俗为言，文章中就会出现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现象，导致言与志、文与人之间拉开距离，产生不同形式的文、人相悖的现象。一种表现是，作者屈就压力地歌功颂德，投其所好地鹦鹉学舌；另一种表现是，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的作者不敢铮铮有声，只好采取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隐晦方式尽管形式上与违心迎合不同，但在本质上同样或多或少隐蔽了真实的人性。

(摘编自张世明《文如其人乎：人格观念与中国考据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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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有共同的有机化学机制和共同的进化遗传特征。因此，我们的生物学家的知识面就显得十分狭窄。他们只研究一种生物学--生命乐章中单一的主题。在成千上万光年里难道只有这么一个微弱的曲调吗？或者还有一种多主题和多声部、谐和音与不谐和音的共鸣乐曲--亿万种不同的声音鸣奏出银河系生命的旋律？

……

我说不清楚地外生物会是什么样子，我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我只知道一种生物，即地球上的生物。有些人，例如科幻小说家和艺术家，已经对其他星球上的生物进行了猜测，我对那些地外生物的幻想表示怀疑，因为它们似乎过多地以我们已知的生物体为幻想的依据。但是假如你强迫我的话，我也可以想象出一种颇不相同的东西。

在一个木星那样巨大的气体星球上，大气层里充满了氢、氦、甲烷、水和氨，星球表面没有可着陆的地方，而是一个密集的云状气层，像我们实验器皿里的生成物那样的有机分子可能不断地从空中降落到这个云层里。但是这样的行星对生命的形成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障碍；表层湍急，深处炎热。生物体必须时刻小心，以免被拖向受煎熬的深渊。

为了说明生命在这样极其不同的行星上并不是不可能的，我和我在康奈尔的同事萨尔彼得做了一些计算。当然，我们不可能准确地了解生命在这种地方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要弄清楚在生物和化学法则的范畴内这种星球是否可能有生物。

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的方法之一是在你受煎熬之前就进行繁殖，并指望空气的对流能够把你的一部分后代带到大气层高处较凉爽的地方。这种生物体可能极小，我们把它们叫做坠子。但是你也可以是浮子——抽掉氦和重气体而只留下最轻的气体氢气的大氢气球，或者是热气球，通过保暖和利用食物等方法维持漂浮状态。就像我们所熟悉的地球上的气球一样，浮子越往下拖，它回弹到高层大气较凉爽的安全地带的浮力就越大。浮子可能会把预制的有机分子吃掉，或者像地球上的植物那样，通过阳光和空气将预制的有机分子化为己用。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浮子越火，它的功效也越大。我和萨尔彼得设想浮子有几公里宽，比最大的鲸鱼还大。

浮子可能会像冲压式喷气发动机或火箭那样，用迸发的气流将自己推到行星云层以外。我们设想它们懒散地群集在一起，大得一眼望不到边。在它们的表皮上有花纹，这是一种适应性伪装，同时也说明它们遇到了问题。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至少还有一个小的生态环境：狩猎。狩猎者行动迅速，动作灵敏。它们吞食浮子，一方面是为了补充自身的有机分子，一方面是为了储存纯氢。最初的浮子可能是由空坠子演变来的，而最初的狩猎者则可能是由浮子进化来的。狩猎者的数量不可能很多，因为如果它们把浮子都消灭掉的话，它们自己也要毁灭。

物理和化学容许这样的生物形态存在，艺术则赋予它们一定的魅力，然而自然却不以我们的臆测为转移。但是，如果在银河系里有几千亿个住着生物的星球，恐怕也会有几个住着我们根据物理和化学的法则想象出来的坠子、浮子和狩猎者的星球。

与其说生物学像物理学，不如说生物学像历史学。你要了解现在，你就得了解过去，并且要极其详细地了解它。正如至今还没有历史学的先验论一样，至今也还没有生物学的先验论，理由是相同的：两个学科对我们来说仍然太复杂。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其他的东西来增进对自身的了解。对地球外某种生物的研究，不管如何粗浅，都会推动生物学的进步。生物学家将会首次弄清楚什么样的其他生物可能存在。当我们说探索其他地方的生物很重要时，我们并没有说很容易找到，我们只是说值得一找。

迄今为止，我们仅仅听到一个小星球上的生命之声，但是我们终将一起开始注意收听宇宙乐曲中的其他声音。

（节选自卡尔·萨根的电视纪录片解说词《宇宙》第二章《宇宙的音乐》）

材料二：

1976年的夏秋，作为“海盗”号着陆舱模拟飞行队的成员，我跟我的百人科学工作队一起探索了火星。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的宇宙飞船首次在火星上着陆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是举世公认的。然而，大众对这样伟大的事件却几乎一无所知。报刊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电视对此置若罔闻。

“海盗”号资料分析及探索计划处处长B·金特里·李是一个具有非凡组织能力的人。李建议我们组织一个专门的电视制作公司，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方法传播科学。最后，我们一致同意制作一部关于天文学的13集电视记录片。《宇宙》这部电视记录片和本书为如何传播科学的思想、方法和乐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摘编自卡尔·萨根《宇宙》引言）

材料三：

制作自然科学纪录片，目的都是将人类对世界最新的认识给呈现出来。而对世界最有好奇心的人，就是青少年。一部好纪录片，将会影响他们一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科学家卡尔·萨根主导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宇宙》，在全球有数以亿计的人观看了这个纪录片。不只是美国，很多发达国家都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纪录片的价值，从很早开始就投入很多资源，拍摄优质的纪录片。而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就略显薄弱。最近十几、二十年来，由我们国家制作的火爆纪录片，几乎都是美食主题和国家主题。

就在很多人猜测，什么时候我们国家才会制作出影响广泛的高质量自然科学纪录片时，一个国产自然科学纪录片突然上线了，那就是汪诘制作的《寻秘自然》第一季。

汪诘对科学和科普的热爱，就是因为小时候看了很多从国外引进的科学纪录片，像前面提到的卡尔·萨根的《宇宙》就让小时候的汪诘印象深刻。所以在很早的时候，汪诘心里就埋下了科学的种子，后来科学成了他一生的爱好甚至事业。

他知道科学纪录片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所以当开始全职做科普之后，他的心愿就更加强烈，那就是做出可以媲美BBC的科学纪录片，让中国人自己的纪录片也能为下一代种下科学的种子。

（摘编自澎湃新闻《40年前美国纪录片<宇宙>影响了一代人，今天中国不应该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