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类学在中国经历近百年的发展，成就斐然，为历史学提供了诸多启示。“田野作业”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对历史学者有重要的方法论启迪，可以改变传统史学单纯依靠文献的局限。但“田野作业”难免遭遇困难。

首先，“田野”是什么就很难说清。人类学者最初的“田野作业”，主要针对的是相对“原始”的族群，是没有文字传承的部落文化。对于非原始族群来说则情况迥异。中华各民族中有些很早就有自己的文字，有些在近代接受帮助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其社会状况及历史演变，往往有详细的文字记载。这就使中国的人类学研究面临两难境地：依靠田野吧，人家有文字；依靠文字吧，又好像离开了人类学的研究轨范。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者便开始强调历史文献的重要性，除田野调查“访问活人”外，也辛勤钻研历史文献，做“访问死人”的工作，由是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成为人类学的又一宝藏。

【甲】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类学者自废武功。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虽然少了一些西方人类学者喜欢玩的形而上元素，但其崇实精神对人类学而言，颇有点返璞归真的意味，实际上就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人类学家威廉斯在谈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时曾把历史学比喻成“小提琴家的左手”。历史学者是否可以将人类学视为“小提琴家的右手”，在自己从事的研究中，也主动吸纳人类学者重视抽象理论与宏大叙事的积极元素，以避免当下史学研究出现的“碎片化”倾向呢？其次，与田野相关的是历史遗存问题。

“田野作业”最重要的是看遗存，即世代传承下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制作。然而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遗存能够延续，在于它已获得新的意义，除非采取某种明确的道德和价值态度，而不是按这一现象在今天的形态来研究它，否则，我们就只能对其用途和意义作失真的描述。很多流传至今的文化习俗或遗存，一旦其原生态环境不复存在，就已经变化失真了。以纳西古乐为例，你能相信它是真正的唐乐吗？在远离文明繁衍中心的边缘之地能有中原古礼的原生态环境吗？我以为是很难有的。作为“礼”重要标志的原本是中原的古乐，离开故土，脱离原先的“生态系统”，要在类似纳西族所在地区孤独存在下去，实在难以想象。

这提醒研究者，随着现代文明的推进，很多号称“原始”的生活环境及生存方式，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或者至少已发生性状变化，研究者不能轻信“田野”里看到的文化场景。同时，提醒历史学者必须保持高度的学术警惕，不能轻易相信“田野”里所谓的“原始”见闻。

（摘编自杨天宏《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方法启示》）

材料二：

当我们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阅读着装订整齐、入档清楚的文献时，常常会忘了这些材料其实原来是存在于图书馆和档案馆之外的。面对那些不愿超越文献的历史学者，我至少能提出这样的忠告：这类材料在庙宇的墙壁上、在私人的收藏里多得是，除非你到现场考察，否则你是没有机会读到它们的。

然而，多收集些文献材料，不过是从事实地考察最起码的理由。事实上，到田野去的好处远远不止于此。最简单的理由是：你是无法读得懂那些文献的——除非你知道这些文献为何书写，如何使用，谁写，谁保存，保存了什么，扔掉了什么。换句话说，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流入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文献只属极少数。到那些曾经发生过某些事情或行动的地点看过，会启发我们想到在文献最终落到历史学家的手中之前，曾经历过怎样的过程。去过一个地方，你会对这个地方产生感觉。有时老房子还在，有时老房子不在，但基石犹存；有时人还在，你甚至可以跟他聊天。在这方面，历史学者可以从人类学家身上学到一二，因为后者更习惯从活生生的人身上多于从文献中学习。

【乙】我说“人还在”，我的意思是人们从历史中走出来吗？不错，我的确是这个意思。每当我走访一个地方，我会特别留意该地方是否一直有人居住，定居的历史有多久。在这些地方，你还可以看到知识代代相传，尽管人们已受现代教育、电视和互联网的影响甚深。你还可以从当地人的谈话中，听出书写传统在当地出现以来，对人们发挥了怎样的影响。我猜过去的私塾先生、歌者优伶、乡村道士，都曾经以他们的文献，在乡村传播着某种原生的知识，情况就好比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和现代媒体把过去这些知识逐渐擦掉一样。你从人们谈话的方式捡拾到一点这方面的历史，这样一种聆听历史的方法的窍门是：重要的不在于人们说些什么，而在于他们如何说。如有一次在山东，我问一位老人家为什么他的村子只有一个姓氏，他回答说：嗯，在过去，很少男人会入赘到这个村子来。

历史学家从一个参与的观察者转化为科学的观察者—―我知道用“科学”这个词不是太恰当，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错，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依旧是中国——依旧是那个中国人从他们的历史中取得诸多灵感的中国。

（摘编自科大卫《历史人类学者走向田野要做什么》）

材料一：

“雅”，《玉篇》解为正也，仪也，素也；《后汉书·窦后纪》说“及见，雅以为美”。“雅”后来成为品评中国艺术之标准，可以见其高。“俗”，通常认为与“雅”相对，颇有贬义。

“雅”“俗”并非艺术水平、质量高下的绝对标准，它们是动态变化中的两种风格或范式。战国楚地既有“阳春白雪”，亦有“下里巴人”，而今日渐兴起于民间的美术与匠人精神，也是中华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但是，艺术作品作为人的对象化的产物，仍有优劣之分，可以尝试以“高”“低”来品第。如北宋汝窑天青无纹水仙盆低调奢华、“高雅”之至，而乾隆粉彩百花图葫芦瓶则常遭侧目，虽然工艺繁缛，手法高超，但审美与格调恐落得“俗”。相形之下，一些民间艺术质朴清新，可以称得上“雅”。

虽然西方不以雅俗为品，但西方艺术着实有类似的高低优劣之分。此处艺术的“高”“低”“雅”“俗”之辨，实际在乎“高”与“低”。中国传统书画就讲究诗、书、画三绝，邓椿的《画继》将绘画的地位抬得很高：画者，文之极也，高低之别就在于一颗“文心”。一颗有底蕴、有内涵、有思想之心，文与画、文与艺应是一体两面的。“文”，非独作字写诗之“文”，而首先是对艺术探索的执着和敬畏之心，其次是对艺术表现、艺术思想深入思考的学习之心。

无可厚非，艺术家本应当追求完美和极致。然而当下许多艺术作品、艺术现象明明是矫揉造作、低俗粗鄙，令观者不知所云、一头雾水，而和者寥寥，但不少艺术家却以此为荣，以为只要作品“和寡”就是自身“曲高”的证明，实在自数欺人，艺术市场正好利用这种投机取巧的办法，联合假艺术家欺世盗名。

与此同时，不少人惯于接收低门槛信息、碎片化阅读、快餐式学习。没有积淀，也不经锻炼，也就丧失了对艺术做出判断的能力。当大家都在装睡，则一片安然，这个恶性循环仍可继续运行，若有人打破沉欺，不知接盘的又是谁？当大家忽视诗词等传统文化久矣，“诗词大会”上底蕴深厚的新一代才让我们深感肤浅，足以揭穿皇帝的新装。

20世纪之后，当代艺术将艺术的边界不断打破，60年代以后，流派、理论层层递进、枝繁叶茂，全世界的艺术都逐渐跟随美国的潮流迈入后现代。表面上繁荣的中国当代艺术，过去的成功者依然延续着“美国式”的逻辑、手法，不乏空洞、“低俗”、“面低和家”但市场火爆的作品。中国当代艺术家们若沉下心、定下神，能够心无旁骛地去品味“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境，去思考和创作，将会跳出瓶颈，脱离低俗空洞，在艺术史上真正达到更高境界。

（摘编自周天宇《避免低俗需从传统文化入手》）

材料二：

如今，网络语言低俗化的现象相当突出，已经由网络虚拟空间向现实生活渗透。网言网语为何“低俗不休”？网络语言低俗化有无界定标准？如何规范网络语言？就这些问题，记者邀请专家学者、业内人士、政府官员进行了对话。

记者：网络语言低俗化的成因是什么？

陈晓冉：网络低俗语言产生有四种途径，一是生活中的脏话经由网络变形并被广泛传播；二是词语因输入法运用而呈现出象形创造：三是英文发音的中文化、方言发音的文字化使网络低俗语言不断翻新；四是同民自我矮化、讽刺挖苦的创造性词语。

周晓鹏：网络的公共化表达特性，使得各种实名或匿名的意见表达获得了一片天地，同时给网络暴戾留下了空间。往往现实表达的成本越高，网络表达的热度就越高，与之相应，网络暴戾的程度也就越高。这种网络暴戾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语言低俗化。

记者：如何界定网络低俗语言？是否有相应的规范和标准？

张颐武：我们可以从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大众普遍感受、违背社会道德标准、违背人类交流规范，以及造谣污蔑触犯道德底线甚至造成刑事伤害等方面确定标准，进行判定。这里面既有客观的尺度，也有主观的感受。

王君超：目前，我国还缺乏界定网络低俗语言的原则标准和具体规范，有关工作相对滞后。关于“低俗”的具体厘定标准莫衷一是，甚至在是否需要规范网络用语的认识上也是言人人殊。

记者：如何规范网络语言文字的使用？

王君超：判断网络语言是否规范，是否有低俗化表达，有必要明确几个基本标准：必要性——是否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并对社会发展起正面作用；明确性——表情达意是否明确无误，不会误导与引起歧义；普遍性——是否易为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大众接受。

周晓鹏：从国家层面讲，要从规范语言文字使用的角度定期对网络语言来一次“大扫除”，把生动形象，词义明确的网络词汇，比如流行甚广的“给力”“点赞”等收录到词典、教科书中。对那些低俗粗鄙的网络语言，不得列入汉语词汇表，不准在公文、教科书、报刊、广播电视、主流网站等语言载体中使用。

彭兴顾；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尽快联合启动确立标准规范的工作，形成合力、确保实效。要加快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办法》，对国家机关、学校、新闻媒体、公共服务行业等四大重点领域尤其是网络媒体正确、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出明确要求、推出可行机制。

（摘编自访谈实录《网络语言低俗化现象引热议扫除“语言垃圾”得有铁扫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