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周代诗礼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礼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实现礼乐文明建构的重要途径。就《诗》与礼这两个异质元素的融合形态而言，在以“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五礼”为核心内容的礼仪制度规范定型化过程中，在以“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等“五伦”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规范定型化过程中，诗人常常都会以歌功颂德方式，将二者融合为一个有机体；在“五礼”“五伦”社会化过程中，诗人往往都会以讥失匡恶的方式，将二者融合为一个有机体。而使《诗》与“礼”融合的介质，则是“乐”。这就是《诗》与“礼”这两个异质元素融合的内在机制。前者以《周颂》与《大雅》《小雅》中的大部分诗篇为代表，后者以十五“国风”中大部分诗篇为代表。故孔子谓“诗之所至，礼亦至焉”。

（《礼记·孔子闲居》）。

在“国风”透露出“五礼”“五伦”相关信息的诗篇中，除了《周南》《召南》《豳风》主要采用歌功颂德方式之外，其他诗篇大多采用讥失匡恶方式。这些以讥失匡恶方式来透露“五礼”“五伦”相关信息的诗篇，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礼”，更是通过艺术途径来干预社会生活而重建礼制的重要途径，也是一种通过“讥刺”方式来维护礼制的具体表现。这充分表现出诗人在国运兴衰、政治清乖的危急关头，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浓郁的政治情怀，从而展现出他们深重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

比如，郑庄公寤生继立之后，弟共叔段依恃母武姜之宠，初居于京，城邑建制超出定制，既而扩张至西鄙、北鄙，且私下聚粮草、缮甲兵，欲以武姜为内应来突袭庄公。段之举实属不义不昵，其后果确如庄公所言“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其无厌之贪为人所讥。然则，事态发展至京城民众皆叛段，段逃至共，庄公为君、为兄之责亦失，自段贪念初起时便放之纵之，未尽规劝戒止之职，其过失当在讥讽之列。像《郑风·叔于田》所讥为庄公与其弟共叔段之事，然美共叔段之“仁”“好”“武”，且刺庄公失教之过。尽管郑庄公在位期间，与齐僖公盟于石门，开启春秋“霸权”政治格局，但其以谋略逐弟囚母而率先挑战王权这些违背传统礼制的行为，依然受到诗人的讥刺。

正是由于春秋时期人们认识到“无礼”之危害性，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反复强调恪守礼制之重要性。卫卿士宁速认为，“夫礼，国之纪也；亲，民之结也；善，德之建也”，故以“礼宾”“亲亲”“善善”为“三德”；齐大夫晏子认为：“天子无礼，则无以守社稷；诸侯无礼，则无以守其国；为人上无礼，则无以使其下；为人下无礼，则无以事其上；大夫无礼，则无以治其家；兄弟无礼，则不同居。”故诗人们在自己的诗篇里指出：“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止，不死何俟”“人而无礼，胡不遄死。”（《鄘风·相鼠》）。

这些看似诅咒式的言辞，实际上是意在呼唤人们重新建构礼制形态的自觉意识。

当然，就“国风”中刺诗产生的宏观社会背景而言，自周平王东迁（前770）之后，王权渐次式微，社会开始动荡，“诗教”“礼教”“乐教”逐渐缺失，趋于礼崩乐坏的境地。毫无疑问，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中创作的诗篇，自然会以忧国伤时与讽刺腐政为主旨，必然会发挥匡救时恶、警诫后世以维护礼制的社会功能。

（摘编自王志芳《<诗经>与礼制秩序的重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通观历史上的立法可以发现，能够被命名为“法典”的法律，大体上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该立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二是该立法体系庞大，法律制度规模大，法律条文在当时的社会是最多的；三是立法者要突出该法的体系性，强调立法的逻辑和规律。我国民法典就是因为符合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才被定名为“法典”。

首先，从立法的重要性来看，民法典的定名是对民法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和依靠的充分肯定。民法规范社会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民法的内容涉及社会成员的全部，也涉及他们从事社会活动的时时刻刻。所以，民法典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另外，基本权利是我国宪法承认和保护的核心，而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主要表现为民事权利。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对于民事行为的规范，属于社会的常规性、普遍性、基础性、全局性活动，而民法就是开展这项活动的法律遵循和依靠。从这个角度看，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称得上是“国家重典”。

其次，民法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体系十分庞大，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法律，使用“法典”来定名，说明其立法体量的显著差异。世界上著名的民法典，比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包括瑞士债法），其条文都超过了2200条。我国民法典法律条文包括七编、1260条，近80章，仅汉语字数就超过了10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民法典并不是全部民法规范和制度的立法，而仅只是民法一般法或者基本法的立法。在此之外，还有商事立法、知识产权立法和社会权利立法等民法特别法。无论如何，此次编纂完成的民法典，其体量也远远超过其他法律，将其称为“法典”，凸显了它在规范和制度体量上的重要性。

再次，民法典命名的使用，强调庞大的民法规范、制度整合为一体之时的体系科学性和逻辑性。对民法规范、制度的编纂和整理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找到庞大的民法规范、制度之间的逻辑，以及观察这一逻辑的基本方法。如果不依靠这些基本逻辑来编纂，民法典根本无从谈起，因为大量的民法规范和制度都是一盘散沙，或是被形容为“随意堆放的一袋土豆”。民法中的体系性科学，是人类社会依据民法治理国家的经验总结，既是民法典编纂的基本技术手段，也是我们从事民法学习研究和民事司法活动的基本技能。

同时，根据体系性科学，我国民法典编纂还采取了总则和分则互相区分的模式。民法典编纂借鉴了数学上“提取公因式”的做法，把民事活动中具有共同性的规则“提取”出来，作为一般规则规定在民法典之中。然后，民法典又把具体民事权利按照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区分来划分为多个分则，在这些分则之中展现各种权利及其相对具体的要求。这样的编纂方式，极大节约了立法成本，不仅是体现法律关系逻辑和民事权利区分科学的最佳方式，也是学习研究、贯彻实施民法的最佳方式。总体而言，本次民法典编纂按照体系化科学的要求，消除了原有民事立法紊乱且存在内在混乱的弊端，遏制了立法盲目和冲动，实现了民事立法体系的极大改进，充分彰显了民法发展史上曾倡导的“体系化效应”的积极作用，民法典被定名为“典”，可谓实至名归。

（摘编自孙宪忠《民法典何以为“典”》）

茶与咖啡在近代英国的竞争

①茶与咖啡，分别被视为中西文化的象征，但在西方国家中，英国也以爱好饮茶而著称。英国人的饮茶习惯是逐渐形成的，而咖啡在英国一度也颇为流行。

②咖啡最初是在埃塞俄比亚被一牧童发现，后来经阿拉伯地区、土耳其传到欧洲。1652年，伦敦第一家咖啡馆开张。咖啡作为新兴饮料受到欢迎，伦敦咖啡馆的数量也迅速增长。由于咖啡馆收费低廉，各界人士都乐于前往，在那里休闲解乏、阅读报刊、交流信息乃至针砭时弊，咖啡馆成为颇具影响的公共场所。

③17世纪上半叶，茶得以进入西方并进入英国，但其社会影响较为有限。到了17世纪末，饮茶主要局限于社会上层。1657年，英国商人托马斯·加威首次将茶引入咖啡馆，并张贴海报宣传茶的养生功能。

④咖啡在英国社会的流行，有两个有利因素：首先，运输条件的优势。当时咖啡的主要产地在也门，与英国距离较近，这与从中国运输茶叶相比更为便捷；其次，由于运输距离近，咖啡的价格较茶而言更为低廉。

⑤但是，咖啡在英国很快便遭遇传播阻碍。随着咖啡馆数量的增长，竞争不断加剧，经营者开始增添新的饮料，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跻身咖啡馆之中，咖啡馆实际变为提供咖啡、酒类、茶水等饮料的交流场所，咖啡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更为不利的是，社会人士开始抨击咖啡馆与咖啡。在英国，咖啡馆是一个男性化的场所，常常兼营陪宿等生意，女性群体被排斥在外。有社会人士假借妇女的口气对咖啡予以批判。他们痛陈咖啡在英国所导致的不良变化，认为咖啡颜色像磨碎的煤炭，咖啡馆破坏了英国人善结人缘的美德，以前英国男士充满男子气魄，如今却失去了昔日的威仪，罪魁祸首即饮用咖啡。英国社会出现的针对咖啡的抵制风潮，其出发点主要基于社会道德乃至经济利益。

⑥由于咖啡馆并非仅为饮用咖啡的场所，一边饮用咖啡一边阅读报刊成为普遍现象。于是咖啡馆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关心社会问题、公开针砭时弊的场所。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借助社会中对咖啡的抵制，先后两次下令关闭咖啡馆。

⑦进入18世纪后，茶在英国中产阶级家庭逐渐普及。凯瑟琳王后、玛丽二世与安妮女王均喜好饮茶，她们持续的示范效应促进了饮茶在女性中的传播，女士们在家中品茗强化了饮茶的家庭化趋向。咖啡加工工序繁复，非个人所能及，饮茶则极为方便，所以在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均可以传播开来，尤其在私人空间占据优势。随着饮茶在英国的普及，下午茶孕育而生，它既是温馨家庭氛围的体现，亦可以成为社会交往的场域，极大地丰富了饮茶的社会功能，对咖啡构成挑战。

⑧更具决定意义的是，世界贸易格局促进了茶在英国的传播。最初，中西茶贸易为荷兰所掌控，英国人购茶不仅价格昂贵，而且供应量极小。后来，英国在东亚积极开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条件有所改善，英国茶叶输入量逐年递增，茶叶逐渐取代丝绸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业务重心，也是英国财政的重要来源，英国社会鼓励消费茶叶。

⑨英国人由饮用咖啡转为饮茶，这一变化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折射了复杂的历史进程。这既与两种饮品的特性、传播领域的差异、咖啡馆的变迁有关，更是两种饮品贸易格局发生变化的结果。

（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05月09日11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