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震（《中国青年报》记者）：“网红”为什么受欢迎？

朱红文（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对于青少年来说，社会化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个体需要学习知识、技能及社会规范等，他们去学习或者模仿别人的行为是正常的。在学习过程中的“示范”作用，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继承机制。道理上讲，我们的确是应该通过非常杰出的社会精英，给年轻人一个很好的示范。

网络时代，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符号化社会，为制造网络红人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网络的碎片化和表面化，更催生了网络泡沫化的文化现象。

所以相对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有引导力的文化典型，但是我认为大众文化本身不能淹没或者否定精英文化。

孙震：如何纠正这种错误示范？

朱红文：网络红人是网络时代大众文化的一个现象，之所以会觉得不是特别好，觉得他们的“范儿”不是我们文化里所提倡的，主要是因为没有文化内涵。

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都应该去思考，怎么面向青少年，传播有思想深度、有知识的一种精英式的人格特征，怎么将这种思想渗入青少年的教育体系里。知识界需要有这样一个意识：怎么能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去确立他们可以学习的人格或榜样。

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的确应该反思：你追求的东西是真的“范儿”吗？值得吗？因此，应该培养青少年有一种非常鲜明的个性意识，反思意识。反思你所人云亦云的、追逐的，那些跟你的个人生活、未来成长及人格特征，到底是不是吻合？青少年有反叛意识时，也会主动去学习，但如何借之引导到健康的成长路径上，就是教育的问题了。

现在类似网络红人这样的文化现象，不能简单地否定它，在某种环境里，它是以主流文化的面貌出现的。你既有告诉年轻人如何成长的责任，也应有不能粗暴棒杀^[注]的意识。

另外一种情况是，很多网络红人的范儿，来源于商业操作。相关的文化公司和媒体，都应该有职业操守和良心。制造出这些文化垃圾去污染青少年的心灵、扭曲他们的人格，这是非常不道德的，甚至是在犯罪。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商业文化与其它文化间如何达成和谐，是值得我们社会大众或知识界去思考的问题。

孙震：偶像文化中的审美在堕落吗？过去是什么样的？

朱红文：我们不能说以往都比较好，现在就差，每一代人个性成长中都会有一些特征。青少年需要标榜自己的个性，就在于把自我和非我割裂开来作标识，这是人的成长现象，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对象。

以往的时代可能存在过分的标签化，这可能是意识形态的现象。尤其在比较左的时代，就过于脸谱化。但现在的大众文化也有比较可怕的地方。一上地铁，所有人都捧着手机，青少年现在接受知识的方式越来越依赖手机这种媒介，越来越琐碎和浅薄，这种现象值得反思。

令我们学者更担心的是，在数字文化、大众文化之外，印刷文化这样有深度的阅读，怎么才能吸引到青少年？我们能给青少年提供什么样的文化？青少年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文化？我们不能一味地批判他们逆反。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征，但现在的青少年碎片化的学习是造成他们不会深度思考的主要原因，所以他们才会追逐那些比较虚化的、停留在感官上的东西。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真正涉及对人格和人生的反思和认知，没有对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和接受，这才是令人担心的。

孙震：应该把不好的示范拎出来吗？

朱红文：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网络化的时代，我认为网络红人的塑造机制并没有太大差别。比如国外的Lady Gaga，也是标新立异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这种炒作在网络时代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相比棒杀，我们更需要一个大众文化批评的机制。去滤掉虚伪和过度炒作的成分，帮助有些人找到一种正确表达自己的路子。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材料一

“软实力”的概念最早是由哈佛大学学者约瑟夫·奈在其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面对苏联、中国、欧洲、日本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美国可以少用“硬”而多用“软”，运用包括美国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在内的软实力，作为一种同化行为的权力，来继续维持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今天，中国对于文化软实力的关注，同样是基于对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中的地位这一考量。从这一角度看，文化软实力就是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与“他者文化”的遭遇中所彰显出来的创生力量。而一个民族文化的创生力与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也在增强。

费孝通先生曾认为，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自身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对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就此来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指的是在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悠久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未来中国文化在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如何健康发展的自觉。文化自信的前提是要知道“我从哪里来”，即对我们民族文化传统有自知之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中所形成的核心价值系统，是我们面向未来创建新文化的“理由”。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贵和持中，自强不息”。全球化时代我们强调文化的主体性、本土化，须知本土文化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核心价值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建构文化软实力是中国步入全球化发展时代的紧迫任务。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伴随着国家硬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得到了全面而迅速的提升，但与发达国家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文化贸易和经济活动都面临一个和国外资本同台竞争的问题如果不建构文化软实力，不仅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输出有问题，影响力受到限制，而且还会被别人占领本土市场，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文化安全。                                                     

（取材于邹广文《全球化时代文化软实力建构路径》）

材料二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创造了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古代渐渐形成了全民族普遍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仁、义、礼、智、信、忠、孝、恕、廉、勇等。

在当今中国，所有文化和社会问题，说到底，都与核心价值观密切相关。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国情复杂，发展不平衡，矛盾积累多，正处于社会转型、变革激烈的时期。特别是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各种信息蜂拥而来、真假难辨，使中国社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反映全国各族人民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很难确立共同的理想信念、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推动国家健康发展。因此树立全民族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警示作用。

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他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没有价值判断标准、莫衷一事、不讲原则、不知取舍的民族和国家，势必浑浑噩噩、良莠不分，无真理正义可言，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可能赢得国际尊重。

（取材于张国祚《学习习近平文化强国战略大思路》）

材料三

通俗艺术软实力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是以通俗艺术为资源的一种文化软实力全球信息化的加速，公共广场的出现，使通俗艺术成为沟通世界的媒介。

传统文化是我国的本土文化，代表了我国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是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文化标志与符号。然而，传统文化由于其特定的历史阶段性，其语言表达、价值观念、生活理念、伦理道德规范、行为模式等方面与现代社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就有一个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通俗艺术软实力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人们也许不熟悉小说《红楼梦》中那个“两弯似蹙非蹙翯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的林黛玉，但人们绝不缺乏对于林黛玉的想象，因为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中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的形象已经深入千家万户。

再如，武侠类型电影使全世界公众看到中国功夫的神奇，同时功夫本身就传达着刚柔相济，内敛而不张扬，重修为品性、惩恶扬善等中国文化的精髓与品德。从《少林寺》到《英雄》，从少林功夫到太极功夫，中国的功夫片从国内走到国外，也引起好莱坞的关注，美国梦工厂出品了动画巨制《功夫熊猫》系列，其主角“阿宝”是一个憨态可掬的中国国宝大熊猫，他实现梦想的过程突出了中国文化的特质一—阿宝要成为“神龙大侠”并克敌制胜、拯救功夫的关键是要做到“内心平静”。这显然是对道家“至虚极，守静笃”的虚静【1】说的演绎。当阿宝静下心来，在水上做起左右抱球这一太极的经典动作时，中国文化便由中国的使者大熊猫呈现在全球公众面前。

（取材于王一川《文化艺术与文化软实力》）

材料一：

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援藏干部。据统计，在这十几年间，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1/5。他深扎在此，努力为人类建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种子“宝库”。

对钟扬来说，采种子是一件乐事。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29块钱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晒变色的宽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钟大胆”。

对于钟扬的博士生、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来说：“每次和钟老师采种子都是惊险和惊喜并存。”“那次，我和扎西次仁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拉琼回忆。

大家都建议钟扬待在帐篷里，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扬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曲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摘编自叶雨婷《“探界者”钟扬》）

材料二：

“作为植物学家，我们经常在讲，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钟扬曾在自己的演讲中讲到这样的例子，新西兰从我们国家带回去208条猕猴桃枝条，接着把猕猴桃发展成了国家的第一产业；袁隆平教授培育的一颗杂交水稻种子，让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收集全世界最多的豆科植物种子，一旦全球变暖，英国将占据粮食作物的基因优势。可见，种子对于一个国家、对于我们人类是多么重要。

美洲和澳洲的海滨城市有美丽的红树林，但是上海就没有，它只有光秃秃的荒滩。于是，钟扬带着自己的课题组买了10种红树苗12000林，种植在上海临海港的一片荒滩上，但是因为温度和盐分的不适宜，这些红树苗全部病死。钟扬和团队其他成员在实验室反复实验，最终找到适合的条件，并且利用好周围资源，使红树苗慢慢成长起来。

（摘编自《青藏高原的种子教授——钟扬》）

材料三：

“钟老师一直想在成都建一个西藏大学研究生分院，因为西藏海拔高条件苦，引进人才比较困难。想不到，钟老师却已经不在了……”在成都追忆钟扬，对西藏大学理学院原副院长白玲来说，是一件格外悲痛的事。

西藏大学理学院原党委书记徐宝慧回忆，2010年钟扬被聘为西藏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第一天，就表示“不为藏大拿到博士学位授予权，我就不离开”。钟扬随后一直将此作为他工作的重中之重——申报材料、东奔西走整合资源、游说，工作繁琐，但他一直兢兢业业。

终于，西藏大学在2011年获批了生物学硕士点，2013年获批了生态学博士点。这三年，是他最为繁忙的人生阶段。

在西藏大学研究生处原处长欧珠罗布看来，他同时也是一个播撒种子的人。“更重要的是，钟老师在边远欠发达地区培养了一批人。”欧珠罗布说，钟扬极其重视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培养，到了藏大后每年都要招收1到2名藏族研究生，还先后培养了3名藏族博士研究生。

（摘编自王鹏《追忆钟扬：青藏高原的“采种者”与“播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