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收获最丰的领域。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沈从文，到40年代的赵树理、孙犁，再到六七十年代的柳青，以至80年代以后的汪曾祺、莫言……众多乡土小说家为文学史贡献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形成了具有浓郁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的乡土小说创作流派。

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乡土文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反映对象的乡村开始逐步萎缩。相应地，乡土文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源于生活，当现实生活层面的“乡土中国”日益转变为“城市中国”，乡土文学的末日是不是会随之而来？对此许多人是深表忧虑的、甚至直接给出了“乡土文学消失成必然”的断语。但我以为不必过虑，城市化并不会必然带来乡土文学的消亡。

首先，对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乡土空间趋于萎缩的问题应理性看待。乡土中国的转型并不能随着乡变镇、县改市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住进楼房、“被市民化”后的农民，离真正从思想意识上“市民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农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还会保留甚至影响到数代以后。乡土小说赖以存在的乡土空间的萎缩程度，可能并不像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悲观。

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创作者一方得到佐证。许多写乡土小说的作家都自称是“农民”，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即便在进城多年，做了北大数授后也是如此。莫言也说自己的创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这类说法往往容易受到一些质疑，因为进地多年的他们早已远离农民生活，不再熟悉现实中的农民和乡村。“作为农民的写作”是个伪命题，这种质疑或许会有一定道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来自乡土的“新城市人”要想完全摆脱乡土的灌注，彻底告别农民式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意识，却也的确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土作家强调自己的写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又不完全是矫情或虚饰。

其次，即便现实的乡土空间越来越狭小，也不意味着乡土文学就一定会走向衰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空间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乡土经验也越来越成为对城市人来说充满陌生化的经验。新兴的城市正在变得千城一面，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审美疲劳。于是，在外出旅游时，越来越多的人会将与自然更加接近的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村寨游成为旅游新宠，体验农家乐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乡土世界虚拟文本的乡土文学也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会伴随着城市人对乡土的怀旧和对一种乡村生活方式的追求，而长久地存在下去。

现实层面也在对“城镇化”发展的单一路向进行一些补充或修正。于是“乡村振兴”成为“城镇化”之外的另一条道路。“让乡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乡土正日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现代人旅游新宠和不旧对象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乡土文学不会衰落和消亡。不但如此，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还可能会为乡土文学带来新的希望和发展契机。不过，在此过程中，乡土文学本身的转型恐怕也是无可避免的。只要通过自身的不断调整来适应变化中的现代人的乡土想象和审美需求乡土文学必能找到源头活水，重新焕发出生机。

——(摘编自史建国《乡村振兴与乡土文学的未来》)

长期以来，我们以新学反旧学，以西学抗中学，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经验若敝屣。就文学而言，因为蔑弃旧学，我们失去了对传统的敬意和信任。同样，因为排斥中学，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论和批评的自信。很多学者写文章，也必以西方学者为圭臬，要么是福柯和德里达如何说，要么是罗兰·巴特和哈罗德·布鲁姆怎么讲，全然丧失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特点。

近读古风教授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欣喜地看到他对中国文论现状和问题的深刻思考，也看到他在接续文学传统文论上所表现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全书试图打破封闭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肯定中国现代文论的“双线”发展模式：一条是明线，一条是辅线；前者走着“洋化”的道路，后者坚守着“本土化”的道路。这种中西互补的模式，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隐性传承”。作者认为，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任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格局。中国文论话语并未消亡，而是以隐性传承的方式生存下来。

但最近二三十年，本土化一维黯然失色，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作者注意到了中国文论在当代的失语状况和尴尬处境。他发现，目前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基本上来源于欧美国家的文学理论。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失语的原因在于失根，即失落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根。因而，要彻底医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的失语症，“必须强调中国现代文论的转化，即从追踪西方转向回归传统，从搬用西方文论话语转向传统文论话语”。

他还呼吁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论的价值，重新确立它的地位。该书并不是要简单否定西方文论，也不是要建构一个单一的文化话语建构模式，而是强调东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认为既应保持个性，又要博采众长：“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更远大的目光，更开放的胸怀，更理直气壮地去接纳世界各国文论的优秀话语，并以此作为养料，去创造中国文论的辉煌。”

文学是一种积极的主体建构行为。所以，如何接受西方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怎样建构一种多元融合，而又不失个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意识和创造能力。在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传承关系和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应该具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应该将书中所描述的隐性传承，转化为积极自觉的显性传承。该书作者显然致力于探索和建构一种积极的显性传承模式。他用“转换”来表达自己的这一主张，并赋予转换以继承和创新的内涵。他接受《文心雕龙》“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通变”观，提出四种转换的途径和范式：范畴的转换、观点的转换、方法的转换和体系的转换。

总之，该书充满了坚定的文化信念和主体性自觉。它表现了在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当代转型和未来建构中，学者个人的学术担当。

（摘编自李建军《中国文学不能失根》，201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报》）

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四首》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是成为时尚，上海博物馆馆藏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在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对抗性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精神，宋代的踢球爱好者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传》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

宋代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代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的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梁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代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炊饼深受汴梁城民众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读《水浒传》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而通过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我们可以看到，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摘编自刘传录《从〈水浒〉中探秘宋朝清明节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