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核心概念，出自孔子，其核心是“温柔敦厚”。历史地看，诗教是他为中华民族开创的一种诗歌教育传统，并深刻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走向。诗教由“诗”和“教”组合而成，其意是以“诗”为“教”。

在孔子看来，《诗经》所书写的内容、表达的情感和思想可以通过阐释而传播，以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人们的广泛参与实现对社会政治、伦理的建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虽是情感表达的结晶，却具有“兴”“观”“群”“怨”等特点，能“事父”事君”，具有维系人际秩序的政治功能。不仅如此，在《论语·为政》里，孔子称《诗经》“思无邪”；在《论语·雍也》里，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以，“不学《诗》无以言”。这些是孔子的《诗经》观，也是其诗教观。孔子之后的儒者，诸如孟子、荀子、郑玄、孔颖达、朱熹等，不断注疏、阐述并践行这些理念，在中国诗歌教育史、文化史上形成“诗教”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

所谓诗教传统，简言之，就是孔子以降，以《诗经》为底本，以孔子的《诗经》思想为原则，延续两千多年的教诗、传诗以言志的文化传播、生产机制，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维系社会结构稳定的文化传统，其内容包括诗教实施主体、诗教原则、诗教方式、诗教目的，以及诗教性质等。诗教的实施主体由春秋战国以降两千多年里以儒者为主体的不同阶层成员构成，多数人默默无闻，也包括赫赫有名的经学大儒，诸如孔门弟子、孟子、荀子、孔安国、董仲舒、司马迁、毛苌、卫宏、郑玄、孔颖达、程颐、程颢、朱熹、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康有为，等等。他们既是接受者，又是阐释者、传播者，其人生和思想构成了两千多年来诗教的重要内容。将“温柔敦厚”定位为诗教核心，要求以“义理”教化民众，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中国社会的人格建构和诗歌发展。“温柔敦厚”“思无邪”、“兴观群怨”“止乎礼义”、美刺讽谏等，是被历代儒者反复倡导的最重要的诗教原则。

诗教是借《诗经》言志，其方式是赋诗、教诗和引诗。按萧华荣的解释，赋诗偶为新作，多为吟诵《诗经》中的篇章；教诗就是教授《诗经》，阐述《诗经》之义；引诗基本上是引用《诗经》中的诗句。赋诗、教诗、引诗就是以《诗经》为底本言说己志。孔子在《论语·泰伯》中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论语·子路》中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从起源上说，诗教就是要以礼义教人，规范人的言说，培育君子人格。诗教的本质就是政教。在先秦的政治外交生活中，人们往往以赋诗述政治目的，这在《诗大序》中表述得很清楚：“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教旨在维系社会伦理秩序，具有政治道德教化功能。张少康概括说：“孔子的文学思想以‘诗教’为核心，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认为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这种思想贯穿中国诗教史，不只是对《诗经》的阐释，其他种类的文学也渗透这种政教思想。

特别是宋代以后，“温柔敦厚”说也用于文之教。杨时在《龟山集》中认为“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文以载道”应运而生。朱自清甚至认为宋以后“‘文以载道’说不但代替了诗教，而且代替了六艺之教。”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文以载道”的覆盖面。不过，宋以后，诗教的含义确实泛化了，其“诗”不再仅仅指《诗经》，而是指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诗歌作品，诗教的外延更为广大，凡是以诗歌作品为底本对人进行教育，传扬“温柔敦厚”“思无邪”等观念，以礼义规范人的言行维护政治伦理秩序，使社会机体得以有序运行的行为，都属于诗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诗教不断演变成为中国诗歌创作与传播的一大特点，并最终沉淀为中国诗歌和教育的重要传统。

（摘编自方长安《中国诗教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当代传承》）

材料二：

传统诗教追求美善统一的原则延续到当代，有着调节自我、和谐身心的实用价值。当代诗教应重视诗的教化作用和对心灵的引导作用。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文精神及相关艺术遭受了巨大冲击，受到严重削弱。写作赋予了作者和读者张扬个性和人文精神的关怀。对普通读者而言，诗的治疗功能可能比诗的教化功能更为重要。诗疗功能也是诗的审美功能的重要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诗教提出的“群”“怨”思想就是力图和谐人际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以及释放内心压力、净化心灵的审美实践。“群”是以温柔敦厚的诗教实现人与群体的和谐相处，达到宗法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联系和情感沟通。《诗经》作为教材，多以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亲朋等社会关系为主题，目的在于营造互敬互爱的理想社会。对当代诗教来说，除了依托校园打造诗教的第一课堂，还需要在社会上打造各类型的诗词文化活动、晚会以及相关网站等“软环境”，使普通群众（平民诗人）通过切磋诗艺加强交际，友好相处。

（摘编自郭晨光《传统诗教美育思想及其对当代诗教的启示》）

材料一：

乡愁，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历久常新的普遍主题。余光中的《乡愁》美的令人瞩目，特别是音乐美。《乡愁》的音乐美，主要表现在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旋律上，其中“乡愁是……”与“在这头……在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四节中同一位置上“小小的”“窄窄的”等叠词的运用，使得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而“一枚”“一张”等数量词的运用，不仅表现了诗人的语言功力，也增强了全诗的音韵之美。

余光中等诗人的贡献还在于，他们找回了汉字与汉语的时间性之间的联系，并探索了通过文字排列实现诗歌音乐性的种种结构的道路，这是古典诗歌没有摸索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正为新诗的音乐性，甚至为汉语的音乐性开辟了新的道路。

材料二：

诗歌的音乐性一向是业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文学评论家谢冕认为包括新诗在内的所有诗歌都必须包含音乐性。诗歌没有了音乐性，就与其他的文体没有区别了，而中国新诗缺少的恰恰是音乐性。北师大教授李山说，现代诗没有必要像古诗那样讲究平仄、中间对偶，但讲究语言的和谐还是必要的。李山所强调的向古诗学习，并不是要我们回到传统，而是倡导现代的散体诗如何在借鉴古代汉语有声调这一特点的基础上，创作出符合现代品位、又能充分体现汉语魅力的诗，他认为这是需要大力尝试的。

诗人王久辛说，出现新诗有无音乐性的疑问，是不懂修辞的诗人提出的一个很可笑的疑问。真正懂修辞的诗人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的，因为畅达的修辞，高妙、精微、动人的修辞，那种有复合性的修辞，都是对诗歌音乐性的一种大胆的创造、勇敢的探索。诗人西川提出，格律是个假命题。主张诗歌要讲究格律的人，是“要给新诗立规矩的人”，他称这些人大多是一些创造力匮乏、趣味良好、富有责任感的好心人。

材料三：

中国新诗走过的一百年里，质疑之声似乎从未断过。诗人郑敏甚至从源头上对新诗做了否定：20世纪之所以没能出现“李白”“杜甫”，原因是“五四”时期引入了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传统，使得白话诗万劫不复。

如此说来，这真是一部让人沮丧的百年新诗史。但是且慢，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诗人于坚就坚持认为，“中国20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被误解最多的是新诗，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诗，这正是伟大的迹象”。

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看待新诗？

千百年的熏陶与培育，使得国人至今依然不屈不挠地拿新诗与古诗一决高下，依然用发展了几千年的古汉语经验来衡量当下的诗歌创作。中国古典诗歌有着超稳定的审美规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又极为自然。从如此强大的古典诗歌参照系出发，读者对新诗的数落与普遍不满便可以预料：能让人完整记住的新诗名篇凤毛麟角，经典之作屈指可数；新诗语言做不到出神入化；新诗离真正走进大众生活及其内心世界还有距离。

然而，必须正视一个严酷的事实，古典诗歌堪称优美的诗情画意，在后起的新诗这里已经出现了脱节或者转变。新诗与古诗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诗的本体属性上新诗具有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新诗经过挣脱，走向了一种全面的自洽的生长，现代新诗与古体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对这两种状态下的诗歌，显然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评价体系或许才是明智之举。

多年来，诗歌界有这么一个共识，新时期的中国诗歌用二三十年的时光，几乎走完了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全部征程，“浓缩”了西方近百年的现代诗、后现代诗发展历史。学习和吸收西方现代诗歌，无疑为中国新诗提供了转型契机，但这种转型不是分阶段的蜕变，而几乎是共时性完成的。中国新诗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致营养过剩。

在中外诗歌的评价与比照中，人们总是将各国的诗歌菁华与国际级大师串联起来，组成纵深队列的国际军团——从20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的普吕多姆，到爱尔兰的叶芝，再到瑞典的特朗斯特罗姆……多国联军步步进逼，综合全部优势，用世界诗歌的精粹“总和”轻松地把单一国家的百年新诗比了下去。这种缺乏对等参照的评价标准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谓中国诗歌“追赶”世界诗歌的差距。

除了与古代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直接或间接的“对抗”，中国新诗还在通过不断的艺术违规和越界为自己开疆拓土，发明和发现新的题材、内容、形式和语言，创造新的诗歌范式。新诗自身也形成了自由、多变、求新的小传统，对新诗的接受与评价也应该面对其自身小传统的考核，而不是固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不必执念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

最后，还涉及对前辈诗人的具体评价问题。当下不少诗人对新诗诞生之初的历史成绩持否定态度，如“用今天的眼光看，穆旦和徐志摩的诗歌写作都是二三流”，这种断语相当有代表性。他们用已经大大发展了的现时尺度去审视过去，忽视了任何接受与评价都不能偏离历史特定语境的原则。

书法，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中国书法史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绵延不绝，博大精深。从殷商开始，书法历经秦汉的辉煌、魏晋的风流、隋唐的昌盛、宋元的神意、明清的繁荣，直至今天仍百花齐放，盛传不衰。书法在中国的流行是如此的广泛，它对知识阶层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它在世界艺苑独树一帜，其魅力举世公认，其影响波及日本、韩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甚至让远隔重洋、完全生长在另一种文化环境、对书法艺术知之甚少的西方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发出“神奇而不可思议的东方艺术”的赞叹。据说，毕加索在观赏了中国的书法之后，惊叹其为“艺术中的艺术”。

中国书法在民族艺术家庭中独受亲宠。长期以来，无论是在世界的认同中，还是在国人的民族情结里，它一直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最能代表中国的艺术。在几千年的演变发展中，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哲学思辨、美学思想乃至人文情怀，都在书法中获得了尽情的抒发和深刻的体现。甚至可以说，在中国众多的艺术门类之中，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能够比书法更直接、更深刻地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质和精髓。

书法这门艺术自古以来就深植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中国最有群众基础的艺术，而它的境界又远远超逸于人们寻常的生活之外：它美化人们的生活，使生活艺术化；它又把艺术融入生活，使艺术生活化。书法之所以千年不衰，是因为它表现的是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书法是中国人的独特创造，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对应人类心灵的一种表述方式，也只有中国人才以如此美丽的方块字来表述人文和传承文化。

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大都有书法情结，骨子里对书写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表达感情、传递思想的工具，而中国的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文字与书法具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所以说，中国书法既是入世的也是出世的，既是实用的又是艺术的。自古以来，人们除了用毛笔书写交流信息之外，还通过练习书法来修身养性，表达情感意绪，使之具有了艺术传播的功能。所以，书法既是专业化的又是日常化的，并在两者的交融中折射出人们的审美观和世界观。

时至今日，随着电脑的普及，人们用毛笔书写来传播信息的功能基本被淘汰，人们的表达方式和习惯已经改变，书法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字书写的实用功能愈来愈弱化，使书法失去了与生活相融相生的土壤，但只要汉字还在被书写使用，书法艺术绝不会在中国消亡。今天，人们对汉字书写的艺术追求更加强烈。因为书法这门艺术是中国人襟怀、品格、学养和才情的总和。书为心画、字如其人，这种比喻，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感觉到。书法情结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心理，依然是中国人一个挥之不去的文化雅好、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作者：孟云飞，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