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从政杂谈》一文中写道：“许多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有一股狠狠砍几‘板斧’，扭转一下局面的虎劲。这种工作热情和想获得社会承认的动机是好的。但如果在情况不明、心中无数的时候，求成心切，操之过急，也容易违背科学，脱离实际。‘治乱绳，不可急’，急于求成本身就孕育着失败的危险。”这里引用的“治乱绳，不可急”就出自《汉书·龚遂传》。

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编纂的《汉书》系统全面地记述了西汉两百多年的历史。和许多古代经典一样《汉书》不仅搜集、保存了大量史料文献，而且保留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除了“治乱绳，不可急”，《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元帝纪》中的“安土重迁，黎民之性”等都是今天依旧耳熟能详的名句。

《汉书》承袭了《史记》的编纂体例，又有所变化。比如，《汉书》将《史记》中的“世家”与“列传”合为“传”“书”改为“志”，形成了纪，表，志、传并立的格局。在内容上，《汉书》对《史记》也有所继承。《汉书》中汉武帝以前的篇章，基本沿用《史记》的文字。武帝以后的历史，则是根据其他文献重新编纂。

前人对《史记》《汉书》的异同作过很多研究。他们发现，《汉书》中武帝之前的内容，并非完全移抄《史记》，而是下了一番功夫进行整理加工。《汉书》还补充了不见于《史记》的《惠帝纪》及《李陵传》《苏武传》《蒯通传》等篇章。在《史记》中，张骞的事迹见于《卫将军骠骑列传》，篇幅仅有百字左右，而《汉书》为张骞立传，用翔实的文字记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情况，成为今天了解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此外，《汉书》还增补了不少诏令，奏议，像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等文章都是赖《汉书》得以保存。司马迁的名篇《报任安书》，有人误以为收在《史记》中，其实这封信并不见于《史记》，而是抄录在《汉书》中。

此外，《汉书》还新写了武帝之后的七篇《纪》，新创了《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系统总结官制、人物、刑法、地理、学术源流等。这些新纂的内容，往往也有所依傍，比如记录当时书籍目录的《艺文志》，以刘向、刘歆《七略》为基础。《七略》失传已久，《艺文志》对于了解古代学术源流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班固编纂《汉书》的年代，可谓是一个抄本的时代。那时文献的获取、传播与后来的雕版印刷时代大不一样，与当下的信息时代更不可同日而语。过去，曾有人批评《汉书》缺少原创，但仅以其保存史料之功来说就不可低估。更何况《汉书》能够兼采众贤，对史料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据记载，《汉书》撰写完成后，“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也有人认为，《史记》囊括3000历史，不过用了50万字，而只记200多年历史的《汉书》却有80万字之多，由此判断《汉书》不如《史记》简练。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史记》的简练有一部分原因是上古史料的贫乏造成的，《汉书》史料虽然堪称丰赡，但今天的史家无不盼望它能搜罗得多些再多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贴近那段2000年前的历史。

因为文辞典雅，体例严谨，《汉书》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写作的典范。唐代学者刘知几的《史通》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清代学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称：“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通观汉代之后编纂的正史，的确大多沿袭着《汉书》的断代史体例。《汉书》不仅为史家所重，而且广为文学家所称道。宋代的诗人黄庭坚就说：“三日不读《汉书》，便觉俗气逼人。”

《汉书》好用古字，不易阅读，历代不乏为之注解的著作。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唐代为《史记》作注的司马贞说，《史记》与《汉书》相比“微为古质”“故汉晋明贤未知见重”。可见，汉晋之际，学者对《汉书》的重视。唐初，颜师古将二十多家旧注汇集起来，成为当时最为详尽的注本。此后清代还有王先谦的《汉书补注》、近人杨树达的《汉书补注补正》《汉书管窥》，后出转精，多所发明。

（摘编自《光明日报》，杜羽《〈汉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文艺表达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表达，而文艺家只有拥有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也才能够将文化作为自己创作的追求。古今中外的文艺史说明，只有具备了充分的文化含量的文艺作品才能成为经典，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但能够传承文化，将人类文明发扬光大，而且能够参与文化的创造。《诗经》只是一首首诗作？不是，它同时创造了诗经文化，《楚辞》也只是一首首歌？不是，它同时也创造了楚辞文化。《兰亭集序》只是一篇序言？只是一幅书法作品？它是对生命的发现，对自然的礼赞，是对宇宙的敬畏。更不要说四大古典名著了，它们是那么博大精深，直至今天，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影响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取舍与待人接物。这些经典都超越了有限的题材与主题，在文化层面创造价值，构建精神。

文化表达是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这样的境界看上去似乎难以达到，其实，就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追求，有没有这样的自信与自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在长期流传的民间故事和其他同题材艺术作品的基础上提炼加工而成的，它包含着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虽然只是一幅肖像油画作品，画面内容并不复杂，题材可以说再简单不过，但是，它却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甚至说是征服了观众，原因就在于它的情感，它的文化的力量，作品通过精湛的油画语言将父亲塑造成了中国父亲的形象，中国农民的形象，它包含着中国传统的亲情文化，农业文化，劳动文化。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都无不说明，艺术需要文化，艺术更要表现文化，而对自己所要表现的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无疑会使文艺创造具有更大的力量。

文化的文艺表达主要是通过形象的塑造来达到的，文艺作品典型人物一定是具有文化内涵的，甚至是某一种文化的代表。人物形象的意义是丰富的，这丰富的形象意义常常包涵了文化的内涵。《红楼梦》之所以伟大，主要就在于它塑造了众多成功而典型的人物形象，上到皇亲国戚、达官贵族，下到平头百姓、三教九流，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无不生动形象，个性鲜明，又无不是一个个差异性的文化符号。一般来说，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差异就是文化的差异，人物之间的冲突就是文化间的冲突。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是近期文化自信相当鲜明的作品，剧中人物的冲突同时也是社会冲突与文化冲突。

文艺对文化的表达还会借助于文化的形式。贾平凹在长篇散文《秦腔》中说秦腔这一艺术形式“原来是秦川的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贾平凹对秦腔的理解是深入到了文化，深入到了秦人的生活方式中的，他这样言说秦腔与秦人的血肉联系，“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乐趣，高兴了，唱‘快板’，高兴得像被烈性炸药炸了一样，要把整个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唱‘慢板’，揪心裂肠的唱腔却表现了多么有情有味的美来。美给了别人享受，美也熨平了自己心中愁苦的皱纹。”这是在说艺术，也是在说文化。

（摘编自汪政《文化自信与文艺创造》）

文本二：

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追求德艺双馨，担负时代重任，成就人生价值。

“文者，贯道之器也”，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鲁迅说：“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文艺能够感染人，教育人，激励人，由此发挥着引导社会价值，引领时代精神的重要作用。而文艺创作者扮演着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角色，其人格与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有着重大的社会影响。

文艺创作是艰辛的创造性工作。练就高超艺术水平非朝夕之功，需要专心致志，久久为功。作家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找来十年报纸埋头翻阅，身体力行走入矿井体验生活；表演艺术家蓝天野把时时刻刻观察和揣摩人物变成了生活习惯，为塑造好角色，反复打磨推敲舞台上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歌唱家郭兰英童年学艺饱受磨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为人民唱歌”的坚定信念，支撑着她在民族歌剧艺术上不断探索创新……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艺术家们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人民的赤诚之心。创作要靠心血，表演要靠实力，形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品质，名声要靠德艺，他们如果只想走捷径，求速成，逐虚名，最终都会在大浪淘沙中被时代抛弃，被人民遗忘。

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不只是个人私事，也关乎文艺行风的好坏，而文艺行风的好坏会影响整个文化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生态。在我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文艺界也存在着个别从业者触碰道德法律底线，部分文艺创作背离主流价值观的现象。这些都提示着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艺术创作中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要敢于歌颂真善美，针砭假恶丑。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做出表率，拿出经得住时间和人民检验的作品，这才是文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

（摘编自郭超《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

材料一：

在中国，建筑群的总体布局以至整座城市，都强调规则对称，但园林却是自由的。西方则刚好相反，建筑群和城市往往自由多变，而园林却规则谨严。这反映了两种文化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显然，中国人崇奉的“天人合一”“天地为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和生活情内趣，对园林的构思创意起了根本性作用。

与西方比较，中国园林重视自然美，虽有人力在原有地形地貌上的加工，甚至可能全由人工造成，但追求“有若自然”的情趣。因林中的建筑也不追求规整格局，而效法路亭水榭、旅桥村楼，建筑美与自然美相得益彰。大自然本身就是变化多趣的，但自然虽无定式，却有定法，所以，中国国林迹求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其中自有严格的章法，只不过非几何之法而是自然之法罢了，是自然的典型化，比自然本身更概括、更典型、更高，也更美。中国园林不仅停留于形式美，更进一步通过显现于外的景，表达出内蕴之情。

园林的创作与欣赏是一个深层的充满感情的过程。创作时以情入景，欣赏时则触景生情，这情景交融的氛围，就是所谓的意境。暗香盈袖，月色满庭，表达了对闲适生活的向往；岸芷汀花，村桥野亭，体现了远离尘嚣的出世情怀；水光浮影，悬岩危峰，暗示了山林隐逸、寄老林泉、清高出世的追求。

这些，都是文人学士标榜的生活理想。因此，中国园林的高下成败，最终的关键取决于创作者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的高下文野。

1685年，英国著名学者坦伯尔针对西方的几何式园林说：“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完全不规则的花园，它们比任何其他形式的都更美；不过，它们所在的地段必须有非常好的自然条件，同时，又需要一个在人工修饰方面富有想象力和判断力的伟大民族。”他还写道：“中国的花园如同大自然的一个单元”。此时，欧洲所流行的园林，正像凡尔赛花园的建造者勒诺特所说的，却是要“强迫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

黑格尔也认为中国园林不是一般意义的“建筑”，而“是一种绘画，让事物再现自然形状，力图幕仿自由的大自然。它把凡是自然风景中能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包括湖、岛、河、假山、远景等都纳到园子里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所以它具有再现自然的性质，而不再是不再现任何东西，只抽象地表现出一种氛围的“建筑”。

歌德则用诗一样的语言称赞中国人：“在他们那里，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他在这里谈的，很大程度上都指的是中国园林。

（摘编自萧默《建筑的意境》）

材料二：

为了丰富空间的美感，在园林建筑中要采用种种手法来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例如借景、分景、隔景等。其中，借景又有远借、邻借、仰借、俯借、镜借等。

玉泉山的塔，好像是颐和园的一部分，这是“借景”。苏州留园的冠云楼可以远借虎丘山景；拙政园在靠墙处堆一假山，上建“两宜亭”，把隔墙的景色尽收眼底，突破围墙的局限，这也是“借景”。颈和园的长廊，把一片风景隔成两片，一边是近于自然的广大湖山，一边是近于人工的楼台亭阁，游人可以两边眺望，丰富了美的印象，这是“分景”。《红楼梦》小说里大观园运用园门、假山、墙垣等，造成园中的曲折多变，境界层层深入，像音乐中不同的音符一样，使游人产生不同的情调，这也是“分景”。颐和园中的谐趣园，自成院落，另辟一个空间，另是一种趣味。这种大园林中的小园林，叫作“隔景”。对着窗子挂一面大镜，把窗外大空间的景致照入镜中，成为一幅发光的“油画”。“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王维），“帆影都从窗隙过，溪光合向镜中看”（叶令仪），这就是所谓“镜借”了。“镜借”是凭镜借景，使景映镜中，化实为虚（苏州怡园的面壁亭处境逼仄，乃悬一大镜，把对面假山和螺髻亭收入境内，扩大了境界）。园中凿池映景，亦是此意。

无论是借景、对景，还是隔景、分景，都是通过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的种种手法，丰富美的感受，创造了艺术意境。中国园林艺术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表现，它是理解中华民族的美感特点的一项重要的领域。概括说来，当如沈复所说的：“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也。”（《浮生六记》）这也是中国一般艺术的特征。

（摘编自宗白华《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

A．

B．

C．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