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一直认为在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汉族同化了许多不同的异族。自孔子赞美管仲“尊王攘夷”以不到三百年的时期内，或全部或部分都消融在中华民族的大炉里。而西方的反汉化论者强调族群认同，认为清朝的民族政策丰满中，蒙古，汉军，汉人，壁垒分明。罗斯基与克劳杜雷等西方学者，大都研究清史，不以“满人汉化”为然，他们严厉批评“汉化”的提法，指为大汉沙文主义，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解释。

华裔学者大都以中原汉文化为立论的主旨，如为，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其政权能否长久，是其能否汉化，汉化是夷狄之乡，成为冠带之邦，如12世纪的女真在进入华北之前，就已经从事农耕，占据华北后，起用汉人官僚，采取中国制度，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金世宗虽极力保存女真文化和语言，但是到了金章宗的年代，汉化程度已深，并允许汉人和女真人通婚。

满人的族群认同，固然归属于八旗制度，但编入八旗内的所谓“旗人”除女真族主体外，包括蒙古族，汉族，少数俄罗斯族，维吾尔族，藏族也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共同体，并不是单一族群的认同。不同族群的“同质化”以及“同质”固然有其过程，疾徐有别，最终“融合”亦难易有异，不过汉族与少数民族经长时间之同质化以及同质，终于达到相当成功的融合。若说政治认同，无论任何族群，在清帝国时代都认同清朝，作为汉人的曾国藩，李鸿章一抹不认同清朝。然而一旦帝国覆亡，认同随之消失，而满足人民经过长期的杂居共处，日益趋于一致。最终结果是，满汉两族经过“同质化”而终于“同化”。带有满族血统的汉人，增大了汉族的总数，而绝大多数的满人在长期汉化下，趋向认同中华民族。所以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以汉族为主体，华夏文化为核心的共同演进，并强化了共同的心理状态和国家情感。但汉化并不是全面的，实有程度深浅之别，而深浅取决于个人所属种族，社会阶层，家庭背景与居住，中原时间之长短；不过，即使汉化程度最高之家族，与汉族融为一体时，并未放弃原有之族群认同。

满、蒙等胡族吸纳汉文化，势必回馈汉文化，也是比丰富汉文化的内容，是汉文化增添了新的生命力，以非原来汉文化的面貌，逐渐发展成为在不断成长的中华文化。而其控御的疆域均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汉人政权，亦因而扩大了中华帝国的范围。所以汉文化并不是简单地同化其他民族，而是长期的互动影响与融合的过程，与西化或现代化之过程并不尽相同。在绵长的中国历史里，多数的汉民族的汉文化毕竟是形成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最主要因素。

（摘编自汪荣祖《明清帝国的生态危机》）

情志是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概念，是诗歌的内在本质要素。史传文学的“志”体现在以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中，在叙事中蕴含着事理，抒发史官的政治抱负。“情”表现为史官在书写历史时“发愤著史”，融入自己的心灵感悟，饱含深情。用诗学范畴的“情志”来研究史传文学，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史传艺术本质的认识。

先秦时期，史官掌管祭祀、占卜、记事、典册等一系列国家大事。这些人知识渊博、地位崇高，不仅担负记录历史的责任，还要向君王谏言、献策，有时还会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史官个人的荣辱成败与国家兴亡是分不开的，他们同其他臣子一样肩负励精图治的使命。这也就是史官要在史传中表现“志”的原因。

史官在记史时抒发意志，因为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还是历史的参与者。孔子慨叹：“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如果是秉笔直书，只是客观记录历史，孔子何以想到后世“罪”他？深层原因还是他在《春秋》中融入了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标准。这种价值观念并不是作者个人狭隘的主观取向，而是认识历史的一种参照系统。 史传在对事件和人物做点评时，往往会追加一个点评的主体。这样就将历史事件和人物品评区分开来，不会混为一体，不至于影响史实的客观真实性。对事件的看法借“君子”“仲尼”等之口表达，实质上是借他人之口抒心中所想。这样的叙事技巧，既保持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凸显了史学家的公正，也在字里行间暗含了作为一个当局者的态度——史官并不是看客，而是切身为国家兴衰存亡忧心忡忡的正义保卫者。

钱锺书言“史蕴诗心”，史传亦是史官的心灵史。这一点在司马迁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一直秉持据事直书的信念，但在司马迁看来，史传不仅是对历史的整理和记录，也是对现实的态度，是体现价值观的一种途径。他以诗性叙述，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示了历史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史记·刺客列传》中饱含深情地刻画了刺客这样一类人物，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一个个有血有肉、肝胆相照，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人生观。 历史记录的本质是对人类文明痕迹的捕捉，史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要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对话，他的使命就是饱含着深情把已经逝去的人物写出生命，把已经发生的事件写得生动，最终呈现出鲜活的人物、鲜活的历史，让跳动的生命气息绵延不绝。

史传作者的“情”不同于抒情诗人的“情”。诗人多聚焦于一时一刻的客观世界和主观意志；史官有更加广阔的胸襟，不仅关注当代，也关注过去的人和事，在动态的社会和人生中表情达意。诗歌的情是静中显情；史传的情是动中传情。诗歌字里行间传递着诗人的情感；史传则是表面上有意避之，实则处处传情。

（摘编自魏玮《史传文学的“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