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民族都有道德语言，它是全民用于记载道德生活经历、交流道德思想、表达道德情感、叙述道德意志、描述道德行为方式的工具。中国道德语言自成体系，具有民族特色，对源远流长的中国道德文化发挥着强有力的建构作用。

中国道德语言是中华民族伦理价值诉求的汉语表达系统。在汉语表达的意义体系中，伦理意义居于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中华民族借助道德语言来表达其伦理价值诉求，实质上就是要表达我们追求的伦理意义。很多汉字具有伦理意蕴。《礼记》说：“德者，得也。”这不仅意指“德”与“得”两字同音，而且意指两者同义。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德”在本然意义上是指“得到”，具体指人们获得仁义礼智信等美德的事实。中华民族还非常喜欢用修辞手法来表达伦理意义。《礼记》中有这样一个经典隐喻：“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其意指，道德是人的本性的根端，音乐是道德开出的花朵。将“道德”隐喻为“性之端”，将“音乐”隐喻为“德之华”，这不仅将“德”与“乐”的关系形象地展现了出来，而且生动地描述了它们的伦理意蕴。

中国道德语言反映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伦理型社会的现实。中国人具有崇尚伦理的悠久传统，历来主张以伦理引导人类生存、将伦理转化为道德、以道德规范规约社会生活，强调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人最重视道德教育，并且将它付诸落实，因此，几乎每一个人从小就会受到比较系统的道德教育，并且会掌握比较系统的伦理话语体系。在中国，很多人知道“岳母刺字”等经典道德故事，能够熟练地引用《周易》《论语》《老子》《孟子》等经典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者爱人、天下大同、上善若水、恻隐之心等伦理术语。中国人普遍喜欢从“伦理”的角度来观察和谈论生活。在传统社会，道德生活就是合乎伦理的生活。人们可以对政治、宗教、文艺生活采取超然的态度，但对伦理和道德却历来高度重视。

中国道德语言既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建构者。中国道德语言借助文字、词语、语法、修辞等形式将道德文化表达出来。没有道德语言的建构作用，道德文化只能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事实上，道德文化是历史的、现实的，并且具有未来的发展空间，其历史实在性、现实实在性和未来实在性都需要借助道德语言得以建构。当然，中国道德文化对中国道德语言也发挥着同等重要的建构作用，它是道德语言旨在表达的内容。如果没有道德文化提供的具体内容，中国道德语言便没有产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道德语言与道德文化的有机结合，演奏出既有美的意境又有善的意蕴的二重奏。中华民族历来追求美善合一的生存方式。我们创造了优美的道德语言，并且用它来表达我们向善、求善、行善的道德生活，从而谱写了别具一格、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

（摘编自向玉乔《中国道德语言的价值维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成熟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实行 2000 余年。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不独立逐步走向独立，这是监察权威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第一，中央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互不统属。秦和西汉，御史府服从于相府而不独立。东汉，御史府改为御史台并与行政系统相分离。魏晋时期，御史台又脱离少府而自立，罢司隶校尉而将监察权向御史台集中。隋废尚书省的监察职能，唐将隋的司隶台并入御史台，形成单一的御史系统。元朝取消谏院，使监察组织更加一元化。清朝实行科道合一，都察院成为完全独立的、唯一的中央监察机关。

第二，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而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实行常设监察官和朝廷派遣巡察御史巡察相结合的体制。巡察御史由朝廷直接任命派遣，与地方政府没有关联。地方常设的监察机关（官员）则不同，它们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较为复杂，其独立性是经过长期发展才确立的。自秦至隋，地方常设监察机关往往从属于地方政府。唐宋开始在地方设立专门监察机关。元朝的地方监察体制有了新发展：建立行御史台，实行大监察区建制，设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分属行御史台，从而形成垂直监察体系，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政府没有统属关系。明代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道，由朝廷委派监察御史，各省又设按察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是各省常设监察机关。清承明制，监察体系基本循而不改。

第三，监察官员之专职化。监察职能由监察官员专任，监察官员也不兼任其他职能，这是监察独立的内在要求。自秦汉至唐宋，监察机关的独立和一元化尚在形成中，监察官也没有真正专职化。元明清，随着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独立和一元化的完成，监察官员基本实现专职化。尤其是明清时期，御史是官僚机构中一个特殊群体，负有专门职责，还有专用的“獬豸补服”。

第四，监察官员具有独立弹劾权。监察官员虽然从属于相府或御史台（都察院），但其弹劾无需宰执或台主批准，御史以个人名义而不是组织名义提起弹劾。这是为了不妨碍对宰执或台主的纠弹，同时使纠弹的主体十分明确，因而也是对监察官员的一种制约。东汉初年，刺史纠奏二千石长吏“不复委任三府”而直呈皇帝。唐初，明确规定御史可以直接弹劾：“故事，台中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弹事，不相关白。”清朝规定，科道官不必经过都察院而可以单独进呈，既能封劾，还能面劾。

中国古代施政者对国家治理中监察权的配置和运用有理性的认识和较合理的设计，它们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监察权运行的内在规律。当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处于官僚政治的体系之中，特别是受到君主专制这一根本政治体制的制约，官官相察的实质是君察臣，其实施的成效与设计初衷必然相距甚远。

（摘编自艾永明《传统监察制度展现中国古人智慧》）

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彩陶以红底黑彩为主，多以偏具象表现的动物图形及其变形为主要表现形式，具有较强的写实风格。以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具有典型意义的器型有圆底钵、圆底盆、折腹盆、细颈壶、直口尖底瓶及大口小底盆等，造型风格朴实厚重，附着于这些器型之上的图形描绘以鱼和人面等最为引人注目。彼时以鱼为主题的图形描绘多数比较写实，常见的独立鱼纹为比较完整的正侧面形象，鱼的身体包括头、眼、嘴、须、鳍、尾被尽数描绘，少数甚至还将并不明显的牙齿描绘出来而显得狰狞。手段以直线条单独纹样居多，也可见少量局部填色的纹样，比例准确略显呆板。该时期图形描绘手法简练、形象生动、特征鲜明、变化单纯拙朴。这种直观的表现符合先民敬畏自然、渴望安全、追求温饱且臣服命理运数等心理状态。

多处遗址地层关系的研究表明，六千多年前的渭水流域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密，水系丰富，鱼类繁多。先民对自身不能拥有的能力心存敬畏，出于对生命安全和生存所需食物的需要及天生的趋利避害本能，他们自然而然会把目光聚焦在适合这些基础需求的渔猎采集等活动当中。河流是人类繁衍不息的生命线，鱼类在水中自由灵动的生存状态对先民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从熟悉的生活经验出发，彩陶描绘最有代表性的图形当然是鱼纹，不仅数量最多，而且贯穿始终。这些彩陶描绘运用流畅线条进行严谨的图形设计，除了具有美化装饰意义之外还有别的用意。

艺术是一种经验总结。经过对大自然的持续观察、思考和长期的设计绘制实践，陶工对彩陶图形的描绘逐渐程式化，形式趋于规整。鱼类纹饰的各部分被逐渐概括成几何形状，尤其以三角形和圆弧居多。常见以最具有特征性的鱼头部位为主体，由中间向两边对称展开，以二方连续的设计格局进行描绘的连续对称图形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整体的线条描绘与局部填色的合理运用使得图形看上去虚实相间、开合有度，达到了极强的装饰效果。这种不仅对称而且基本均等划分的描绘，如果没有对维度空间的判断和精准计算是难以达到的。

仰韶文化中期具有典型意义的器型非常丰富，在图形表现形式上由半坡时期的写实风格转而向抽象变形发展。具体以团簇表现的图形为多，由圆点、勾叶等几何图形和弧线以及曲线等综合形成的二方连续抑或四方连续图形，单纯而富有装饰意味。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纹样在装饰图形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这些以原始数列和多边形为基础概念的对称抑或规律图形的连续设计与描绘，必须具备较强的数字观、方位观和精准的数列计算能力的人才能够完成。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彩陶图形描绘除了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基础构架之外，还有很多采用粗细相等、排列均匀流畅的线条所描绘的规律性图形，使整体器型显示出了更为严谨、庄重的艺术特征。图形当中的点、线、面搭配得当、节奏明朗，黑、白、灰层次显示了鲜明而丰富的递进关系，在彰显明朗、热烈、奔放美感的同时呈现出扑面而来的严谨、规范、肃穆气息，使观者得到愉悦感的同时接受了另一种具有理性意志的教化。

伴随着时代变迁，事物发展往往会呈现由低及高、再由高到低的抛物线似的连续状态，仰韶文化晚期的彩陶发展也由繁盛的中期阶段进入了低潮。豫陕晋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彩陶（例如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数量明显减少，图形描绘疏松简单。施彩多在上腹和盆沿处。也许由此可以证明，彩陶在生活环境中的功能地位正在慢慢下降。

（摘编自王丽红《仰韶彩陶图形的表象与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