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巫术仪式和祭祀文化。先民们希望通过巫术仪式和祭祀活动表达自己的虔诚，以期获得上苍天神的庇护，免灾致福。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大型的祭坛、神庙和石冢，那时人们已经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礼，源于天地之道，礼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体现在对天地之序的遵循上。人是由天道化生的，顺承天道来治理人情，这是礼文化基本的发生逻辑。礼把因血缘宗亲关系形成的长幼、远近、尊卑等级与社会关系比对、联系起来，从而形成社会差序格局的文化符号系统。礼既是社会治理体系，更是行为规范体系，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祭祀天地、军旅征战、婚丧礼仪到衣食住行和待人接物，全部都深深地烙上了礼的烙印，成为人们不可须臾而离之的东西。

“乐”的发生逻辑源于效法天地自然的和谐之道。因为“仁近于乐”，乐就不单纯是艺术的形式，而具有了德育功能。《礼记·乐记》把音乐分为声、音、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声”，自然界的一切声响均在此列。第二个层次是“音”，“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音”的层面体现出的是人为的程序，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第三个层次是“乐”，“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礼记·乐记》）。在儒家看来，真正可以称得上“乐”的，必须是风雅中正的德音。乐文化，通过与礼文化形成功能相异却取向相合的张力结构，而通达礼文化之精神内核，并与其相得益彰。

礼乐文化这套文化符号系统，是早慧的中华民族以特有的道德理性和人文主义为人类文明开发出的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文化之路。春秋时期，孔子“释仁入礼”，使得礼乐文化从文化符号系统转型为以文化符号为载体的儒家价值系统，完成了中华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身与心的关系维度上事实与价值的双重范导，标举着以伦理道德为底色和价值支撑的“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的人文主义之光。

礼乐文化兴于三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从《周礼》《仪礼》《礼记》的相互印证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周时期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已经非常完备，衣、食、住、行、婚丧、朝聘、祭祀、征伐等方方面面都纳入了礼乐制度，无论是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还是普通百姓，均需依礼行事，以求上下相安、万民和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公对礼乐文化的整合使礼乐获得了统一的形制，这对于礼乐文化的流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真正把夏尊“天命”、商信“鬼神”的文化传统带入了“明德慎罚”的“礼乐文明”。

夏商周三代已成的礼乐，在春秋时期地位尽失。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在当时的士阶层中，普遍存在着文化焦虑。在这种文化焦虑的背景下，在礼乐废弛的现实面前，孔子没有从礼文化外在的行为规范层面进行损益，而是着力于“人心”，试图从精神文化的革故鼎新中赋予礼乐文化赓续发展的新的生命力，开启了对中华文化富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创造性文化实践。

（摘编自李焱《融入世俗生活的先秦礼乐文化》）

悲剧产生于社会的矛盾、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代表着真与假、善与恶、新与旧等对立的两极，却总是以代表真、善、新等美好的一方的失败、死亡、毁灭为结局，他们是悲剧的主人公。因为他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还无法与强大的旧势力或邪恶力量抗衡，正义的要求不能实现，于是形成了悲剧。

然而，悲剧不仅表现冲突与毁灭，而且表现抗争与拼搏，这是悲剧具有审美价值的最根本的原因。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毁灭是抗争、拼搏以后的毁灭，抗争与拼搏体现了人的一种精神。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但普罗米修斯毫不屈服，最后坠入深渊。罗丹的大理石雕塑《马身人首》中，人臂绝望地扑向一个它所抓不到的目标，而马足则陷于尘土不能自拔，表现出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象征着灵与肉的斗争，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可以说，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冲突、抗争与毁灭是构成悲剧的三个主要因素。

悲剧的审美价值的载体只能是文学艺术。因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令人伤悲的，因此现实中的悲剧不能作为直接的审美对象来欣赏，否则人就是泯灭了人性的人了。现实中的悲剧只能激起人的同情、义愤，迫使人采取严肃的伦理态度和实践行动。民主革命时期，在演出歌剧《白毛女》的过程中，曾多次出现扮演地主黄世仁的演员被打甚至险遭枪击的事件，这是人们以实际的道德评价代替了审美活动。现实的悲剧只在客观上具有悲剧的审美性质，它们必须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成为欣赏的对象，美学上所谓的“以悲为美”才能实现。

悲剧成为审美对象只能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出现，原因在于它需要建立悲剧事件与人的心理距离。不仅遥远的时间会使过去的现实悲剧的悲惨因素淡化，就是很近的时间间隔也可以使人不陷入现实。这里还有一个空间的间隔，悲剧艺术展现的毕竟是一个人们不熟悉或有点陌生的空间，这就使人们不容易介入其中，而能够客观、超然地看待。当然，在欣赏中审美主体可以“审美地”加入悲剧冲突，体验悲剧客体的巨大和狂暴、悲剧主体的抗争和悲痛，从而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刺激，获得悲剧感和审美愉悦。

悲剧在表现对伟大和崇高的人的摧毁的同时，更表现出无法摧毁的人的伟大和崇高。所以，悲剧才是戏剧的主流。叔本华的三大悲剧理论：“第一，由异乎寻常的恶人反派造就的悲剧；第二，起于盲目的命运和偶然的机运；第三，剧中人不同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造成的悲剧。”这引发我们思考悲剧产生的动因，从而获得较为深刻的审美体验。

材料一：

“微旅行”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成为不少人休闲度假的新选择。“微旅行”轻松自由，随时出发，无须提前计划详细行程，在目的地可跳出攻略，随意游玩。美食、娱乐、建筑、技艺、购物等日常生活中的元素，皆可成为“微旅行”的吸引物。

旅行未必去远方，只要能给心找到休憩的地方。业内人士表示，年轻游客不再执着于空间距离上的“远方”，而是愿意在城市及周边发现新潮的玩法和体验。一些线上平台已推出了面向本地游客的一日游、两日游等“微旅行”产品，帮助游客寻找藏在城市街头巷尾的新体验，体会在近处旅行的乐趣。

风景名胜固然能吸引眼球，但每个地方特有的文化气息和生活味道更能打动人，这也是“微旅行”的吸引力所在。上海、北京等地早已推出了“微旅行”，“微旅行”将成为新的出游风向标。

（摘编自薛珊《“微旅行”发现别样的好景致和好生活》）

材料二：

“微旅行”模式消费群体更有宽度，除了当地旅行社传统短途组团游人群外，还涵盖了90后、00后激情四溢的青年体验旅。白领族、工薪族、养老族、育孩族、社交族等社会群体，比传统旅游主体更加多元化。

“微旅行”没有固化的边界，既包含放松身心的城市周边游、乡村体验游等短线旅游目的地，也包括城市商超购物、博物馆里观展，酒吧茶社小聚、公园湿地漫步等自由自在的活动，具有明显的“去景区化”特质。

随着我国交通事业飞速发展，城市发展正在步入“都市圈”“城市群”的新阶段，这也为“微旅游”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较低的时间成本等。当前“微旅行”目的地主要集中在：“2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1小时”城市文化生活圈、“半个小时”城市购物圈、“30公里”乡村旅游圈、“十分钟”社区交友圈，这样既能巧妙寻求到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也能尽情享受身边的“诗和远方”。为满足“微旅行”人群需求，不少城市开通“城市美食公交”“城市观光公交”“研学旅行公交”等专线专车。

“微度假”的旅行以所居住的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及乡村，通过短时间化大闲为小闲，负担小，频次高，惠及民生。传统度假旅游是让少数人幸福的产业，而“微旅行”则是让更多人幸福的产业。

（摘编自王军《后疫情时代去景区化的六大特质》）

材料三：

“微旅行”的显著特征是去景区化，任何地方，凡是可游、可品、可体验、能引起人们愉悦感受的对象都可以成为旅游产品。要想“微旅行”早日在更多地方流行起来，关键要让“微旅行”的体验更丰富、更美好，要在“微旅行”中更好地融入本地的历史风貌、时尚潮流、文娱生活、特色美食等元素，使其充满魅力。而这为一些景点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提供了发展旅游事业的新机遇——无须太多资金投入，只要深度挖掘、盘活、用好本地历史、文化、娱乐等资源，精心打造特色品牌，推动旅游产品转型升级，并凭借善待游客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照样能将“微旅行”搞得风生水起、热火朝天。

各地应学习北京、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全域、全产业链、全方位发力，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比如，出台考核激励措施，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微旅行”，鼓励旅游企业开发出能够深度体验本地特色的线路和产品；要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此外，监管端口需要前移，把资质入口、产品模式、服务供给等全流程监管起来，通过治理上的改善、服务上的优化，为“微旅行”加油添力，助推其持续红火，促进全域旅游向纵深发展，进一步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形成令人期待的良性循环。

（摘编自杨维立《“微旅行”渐火，仍需加油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