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约1．42亿人，家长翻倍。要是算上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老师们，被裹挟进“作业”洪流中的成年人，称得上浩浩荡荡。中国基础教育负担过重，几乎成为全民痛点，以至于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列为非解决不可的“民生短板”。

面对“痛点”，教育界一直在想办法，比如重庆教育局刚刚出台新政：学校不得要求家长代批作业，试点每周无作业日。这些年，教育界隔三差五便会有数瓢凉水泼向沉重的课业负担，却效果不明显，甚至火上浇油。比如：小升初统一考试取消了，名校选拔却偷偷考上奥数、英语了；学校减负了，社会上补课考证热却在飙升，培训班四处“占坑”，机构赚得盆满钵满，学生负担不降反升……原因何在？终点高悬着应试大锤，“谁减负谁倒霉”啊！教师们一边诉苦一边留下如山的作业，家长们一边吐槽一边陪娃爬“山”。令人遗憾的是，亿万家长亿万娃，耗费心力做的这一切，却可能是无用功。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时代，针对课业负担的教育改革，不再是“技”的掂量，而是“道”的抉择。教育者再不转身，再不警醒，就不只是误人子弟那么简单了。

（摘编自《靠什么纾解“作业压力”》）

材料二：

（摘编自《2017年中国中小学生写作压力报告》）

材料三：

多年来，我国中小学生教育存在课业压力大、学习时间长的问题。课时多、作业多、课程多、教辅多、补课多、考试多、睡眠少、休息少、活动少等现象导致部分中小学生出现心理疾病，影响到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而实行“减负”政策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学生作业减少了，心理负担却没有减轻；以成绩和升学率为指标的教育评价体系使得老师与家长们不敢轻易放松对学生的要求等等。我们应该看到，中小学生负担背后关联的是一系列更深层次的教育问题，包括教育评价方式、招生考试制度、学习模式和学习范式、教育公平等等。减轻中小学生负担，需要系统的变革，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与此同时，还应该重视学生们的素质教育，使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去培养其他方面的兴趣爱好，让学生更加生动活泼，全面地得到发展。

（摘编自《我国中小学课业压力仍繁重》

材料四：

芬兰人崇尚“少即是多”的理念。他们认为，学习占用的是儿童生命中比较关键的时期，而这段时期更重要的是激励孩子独立思考问题并开发其创造力。为了弱化同学之间竞争，使中小学生远离压力，芬兰中小学生普遍没有课后作业。即便是高中生，学校为同学们提供了良好的阅读条件，芬兰的中小学生们经常在课后参加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国际学生能力测评计划”结果显示，芬兰学生的阅读能力十分突出。这与学校在课余时间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以及社会所营造的浓厚的阅读氛围密不可分。

大部分日本中小学生在暑假期间需要完成名为“自由研究”的特色作业。它包括手工制作、社会调查、自然观测等。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网站指导学生如何挑选“自由研究”的题目、如何开展研究，书店里也有各类相关图书和图册出售。秋季开学后，日本中小学会举办“自由研究展”，展示学生自制的大型海报。

在马来西亚，家长也很少让孩子参加补习或者特长班。真正吸引马来西亚中小学生的是参加“制服团体”。“制服团体”包括童子军、少年警察、少年军等等，是马来西亚中小学生组织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完成技能考核过程中，中小学生们可以扩充自己的急救知识储备，提高野外生存能力、自理能力等。

（摘编自《盘点国外学生如何做作业》）

材料一：

“我总的看法，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

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然而1月18日傍晚，钟南山匆匆挤上了从广州出发的高铁。目的地，武汉。

关键先生

1月20日，对于防控新冠疫情而言，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天。

肯定存在人传人，14名医务人员感染，病毒很可能来自野味……钟南山接受采访时的回答，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局面。

“看到钟南山就安心了”“有钟南山在，稳住我们不慌”……在这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84岁的他临危受命，又一次扮演了关键角色。

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17年前——

“按照你们的看法，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什么现在已经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

“中国医护人员的防护有没有到位？”

“没有！”

那是2003年的4月，北京。面对中外记者，钟南山的“耿直”，引来全国哗然。很快，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的主要领导被撤换。我国抗非战役打开了新局面。

挺身而出，冒死犯险。那一年，他67岁。

2016年，钟南山80岁。那年生日，他收到一份礼物。一幅字，四个字，“敢医敢言”。

这份礼物，一直挂在他的办公室里。

追梦狂人

“在我的生活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父亲钟世藩。”

钟世藩，我国著名的儿科学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拿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钟南山在文章中回忆了父亲用自己工资买小白鼠做实验等经历。家里的“实验室”，无疑起到了良好的启蒙作用。

但他的呼吸疾病研究之路，并不平坦。

1979年的10月，在他43岁生日当天，钟南山远赴英国，开始为期两年的进修。

在英国，中国医生的资格不被承认，钟南山只能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查房和参观实验。他的导师只允许他待8个月。

“我一定要争口气”。他从自己身上抽血，做了近30次试验。为了研究“吸烟（一氧化碳）对人体影响”课题，他猛吸一氧化碳，冒着生命危险让自己血液中一氧化碳含量达到22%，相当于一个人连抽60多支香烟。

最终，他不仅证实了导师的演算公式，还发现了其推导的不完整性。

事后，导师告诉钟南山，他想待多久都可以。

如果这是一个视频，如果网友可以发弹幕，上面一定会写着“真是个狠人”。

2015年8月，钟南山为他的传记《钟南山传》举行见面会暨签售会。他说起两个故事，是关于自己很佩服的两位媒体朋友，一位是王志，一位是叶依（《钟南山传》作者）。

他说十多年前叶依找到钟南山。当时他坐电梯到18楼，叶依走楼梯。“没想到我上去后她马上就上来了。”“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如果有执着追求，有热爱，你常常会成功。”

跨栏高手

“我测得的百米速度最快是11秒2，在1959年。”

1959年，在首届全运会上，他以54.4秒的成绩刷新了男子400米栏全国纪录，并夺得男子10项全能冠军。

那届全运会不仅给他带来冠军，还让他与妻子李少芬结缘。“钟南山在当时是北医里很厉害的田径运动员。”李少芬回忆，为了全运会，“两人经常一起训练，慢慢就好了”。

李少芬是谁？1952年至1966年在国家女篮效力，是首届中国女篮的主力队员。1999年被选为新中国篮球运动员50杰之一。

“运动对我保持身体健康起到了关键作用。”八十多岁的钟南山，一直坚持健身，一口气十个引体向上，手臂肌肉吊打小伙子！

据报道，2015年时有记者采访，钟南山和记者一起爬楼梯上十几楼，到第七层楼时记者就跟不上了。

关于健康，钟南山还有一句名言：“锻炼就像吃饭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最大的成功就是健康地活着。”

“如果下一次SARS来临，我们有信心第一时间完成诊断。”2018年9月的一天，在广州举行的一场国际论坛上，钟南山如是说。

如今，下一次“SARS”来了。

战役打响。无数医务工作者或正面交锋，或严阵以待。

（摘编自夏振彬《钟南山，一个狠人》，2020年1月22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你关心政治吗”的提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先生答：“我想搞好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

钟先生的这番话很实在。关心政治，就应该与自身的职业、工作联系起来，将科学的政治理想、信念，融入职业精神，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职业行为。作为医生，在非典肆虐之时，就应当自觉冲上一线去尽职尽责，救死扶伤。在抗击非典中，钟先生临危受命，曾连续奋战三十八小时而累倒在岗位上，他较早总结出了治疗方案，他首先查出了致病的冠状病毒……钟先生的言与行，给人们一个新的视角，领略了政治的真谛：政治不仅仅是政治家的事，也是凡人布衣的事；政治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

钟先生的政治观，有极强的实践性、针对性。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是冲上去坚守，还是躲避、逃跑？岗位上的政治考验是一览无余、立时凸显的。从中央电视台举办没有现场观众的晚会“我们众志成城”，到中央领导亲临抗击非典第一线，到各省市不惜代价救治非典患者，无一不是这种政治观在各个岗位上的充分展示与体现。

钟先生的政治观，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不只适用于抗击非典这一特殊时期及特定人群。人活在世上，大抵总要做点事，总要去工作。工作起来时，总要与政治自觉不自觉结缘。王进喜和时传祥，当年都曾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骄人的业绩，其精神，其魅力，至今也不因时间久远而减失。

说钟先生的政治观有科学性、实践性，其实说到底，最根本的当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有识之士对这个政治观，都该有强烈的认同感、亲近感和实践的紧迫感。

（摘编自《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政治观》，2003年6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 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

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图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码，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买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新浪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摘编自赵婀娜《读懂“陪读大军”背后的教育焦虑》）